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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认为学文的基础是做人。袁宗道也认为，学文应该以博大的见识、宽厚的胸襟为根基。其实都强调了先做人，才能学好某个方面的技能。
一次，一个牧师的小儿子约翰哭着嚷着要去迪士尼乐园。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牧师将一幅彩色缤纷的世界地图撕成许多小碎片，对儿子说：“小约翰，你如果能把这张世界地图拼起来，我就带你去迪士尼乐园。”
牧师心想，等约翰拼完，一天也就快过去了。
想不到，十分钟后，小约翰便拼好了。牧师吃惊地看到每一片碎纸片都吻合地排列在一起，整张世界地图又恢复了原状。他问道：“孩子，你怎么拼得这么快？”
小约翰回答：“很简单呀！地图的另一面是一个人的照片。我先把这个人的照片拼到一块，然后把它翻过来。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人生一辈子，要实实在在地做成几件事情并不容易，而要堂堂正正地做好一个人就更难。一个人如果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把握了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艺术，善于把“会做人”和“能做事”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能够成就人生，发展事业。
当然，做人与做事总要做到最完美的状态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成败之事。我们深谙做人之道，经受做人的历练，才能胸襟开阔，才能通过健全的心智、充沛的精力、正确的行动，求得事业的成功。
比如，在一个团队中，员工与员工之间由于彼此生活经历、个性习惯、工作方式方法差异较大，再加上各人分管的工作又不相同，这就难免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彼此就很容易产生隔阂，造成内耗，使团队“拳头不硬指头硬”。
此时，作为员工，既要有全局观念，齐心协力，积极开展工作，又要维护整体利益。“荒了自家责任田，专种别人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也是十分有害的。工作就意味着责任，要懂得担当，这是做好一份工作的重要前提。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能力确实有大小之分，水平有高低之别，所以矛盾永远存在。古人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就需要我们有容人之长的胸怀，见贤思齐，不怕别人超过自己，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以增长才干，共同进步。
但在实际工作中，总有一些人害怕别人超过自己，患得患失，嫉贤妒能，一旦发现别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强，就坐立不安，妒火中烧，于是“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使得相互之间关系紧张，工作受到影响。再想想，一个集嫉妒、傲慢、斤斤计较于一身的人，又怎么会有容人之心，与人为善？这样的人又怎么去把一项工作做好呢？他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做事方面又如何求进？
廉颇是赵国的名将，战功卓著，而蔺相如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门客，后来因为在赵、秦外交斗争中捍卫了赵国的尊严，而被赵王封为上卿，位居廉颇之上。廉颇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到处宣扬耻居相如之下，并称要当面羞辱他。而蔺相如却表现得豁达大度，他并没有正面回击廉颇的种种挑衅，而是以大局为重，宽以处之。相如的门客对此感到非常不解，他们都认为蔺相如惧怕廉颇，所以不敢会面。相如解释道：“我连秦王都不怕，怎么会怕廉颇呢？只是觉得赵国能够对付秦国的，就是武有廉颇、文有相如而已，如果我们两人不团结，这不正好给秦国以渔人之利了。”廉颇听到这些话感到非常惭愧，于是“负荆请罪”至相如门前，二人结为至交。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宽广的胸怀和气量，你真诚可信，别人才愿意与你同心同德，风雨同舟，才能在工作中创造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氛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决定成功的不仅仅是你的专业技能，还有你的襟怀。如果一个人总活在嫉妒与傲慢中，做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最终会失去朋友、失去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秀的地方，我们不能总看到别人的缺点，试着用一颗平和、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用最美的语言去交流，美好就会在你的身边灼灼盛开。
在工作中我们还要懂得尊重别人，尊重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个人在情感上的需要。有的人总以为自己才能出众，目中无人，或者自己是领导，就以权压人，以势凌人。其实，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存在你大我小、你高我低的情况，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马谡丢失街亭之后，诸葛亮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上书给刘禅，请求自贬丞相之职。胜败是兵家常事，其他将帅对此疑惑不解，纷纷询问其中的缘由。诸葛亮解释道，治理国家和军队最重要的是严格遵守法纪，如果领导犯了错而有法不依，怎么能够让众人信服呢？
诸葛亮一生都在努力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他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试想，如果诸葛亮是无恶不作的小人，这一切不就成了空话吗？
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所谓事在人为，在这个世界无人之事或无事之人是不存在的。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无不为”，不任性而为，不违道而行。如果不会做人又何来做事，假若连做人都不会，又谈何成功？所以，先做人，后做事，人事皆美好。
取财有道，知行合一。我们脑子里必须有金钱概念，但是，不能一心想的都是金钱。有的人随着权力的上升，家族荣誉感也会增强，“金钱胃口”也越来越膨胀，最终铤而走险，成为历史的罪人。一位哲人说：“想转动世界，首先转动自己。”在这种世俗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渴望和追求着舒适的生活，但不为钱财遮挡视线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过于看重钱，失去对他人利益、诉求的关照，往往会得不偿失。
就像华西村的吴仁宝所说，家有金山银山，一个人一天就吃三顿饭；家有千顷万顷良田，一个人只睡一张床。所以，有的人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我们说，他们是最受人尊敬、最富有的人；而另有一些人，仅知道自己或自己的家族享用，这种人不管他有多少钱，不管他消耗和花费了多少，不管他积攒了多少，我们说，他也不过是一个守财奴而已。有了这么多的钱，连花都不会花，他当然只能算个“穷光蛋”。
从道德观念而言，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由其本身的内在价值所决定，与金钱没有直接的关联。崇尚金钱无可厚非，但不要过分沉溺其中，不要贪财，也不要吝啬。一个人如果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家庭、荣誉和健康，那么就算他聚敛了金山银山，他也终究是个失败者。金钱的作用也是相对的，用对了就是好事，使用不好就是坏事，关键是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把金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这“取之有道”其实遵循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说是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的。他指出：“知行合一”并非一般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知”是人在道德方面意识和思想领域的意念。“行”是人在道德上的遵守履践和实际行为操守。知行关系，即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某些思想意念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两层含义：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相融合渗透。王阳明认为，知行原本就是一回事，不应当将它们刻意分开。这点也极其深刻地体现在王阳明的道德教育观念上，他把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极力反对在道德教育领域将知行分开，使得知行脱节以及“知而不行”。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知必然以行的形式表现，不行不能谓之真知。同理，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也必然以道德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行动，也不能算是真知。王阳明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这也是其思想的深刻之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先导。王阳明的相关言论表明，知是行的主意和想法，而行是知所下的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则是知的完结。意即说明，道德指导着人的行动，遵循道德的要求去开展行动才能达到“良知”。同时，道德也指导着人的意念活动，从而构成了行为的开始，表明了“良知”应当是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
不难发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一种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主要内容就是内心的“省察克治”。他认为，人有见父母自然知孝道、见兄长自然知敬重、在市井见到小儿也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的良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便是行，这也是他所说的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在王阳明的理论体系中，“致良知”其实就是知行合一，是去除恶意留存善心，是摒除私欲、遵循天理的功夫。正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人能知晓意念发动之处便是行，如果意念不善，那行也必将不善。因而要彻底铲除不善的恶念，不能让此恶念潜伏于人的心胸之中。王阳明将此作为立言宗旨。
知行合一关乎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是中国古代哲理中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家告诉我们，认识是前提，更应该的是去实践，知行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称作是上善，因而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行动是做成功一件事的前提，倘若流于言语，终究不会成功，只有善于思考敢于实践，才能改变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