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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空间因素，将主流经济学纳入空间分析，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作主要有克鲁格曼《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地理与贸易》《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这些研究将空间经济地理视角融入主流经济，为经济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国内非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相当的阐释意义。
1979年，克鲁格曼《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开启了新经济地理学思想的雏形。
在文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
中，克鲁格曼运用萨缪尔森的“冰山运输成本”，通过严格的数理分析，讨论了“本地市场效应”，得出的结论是：大市场导致企业规模的聚集速度超过市场规模的扩大速度，大市场中消费者的福利状况比小市场好。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
一文中构建的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是新里程碑式的成果。这篇文章里，克鲁格曼提出经济地理现象在经济主流分析框架中被忽视是令人惊讶的，他采用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和方法，讨论了区位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制造业会集中在一个国家的少数地区，而这种集聚是否会导致其他地区的相对落后。在该文章中，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两区域模型。假定所有人的效用函数相同；两区域在初始条件下拥有相同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会向工资率高的地区流动；假设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业运输成本是“冰山贸易”方式
。在这一文章中，考虑金钱外部性，克鲁格曼讨论了制造业在不同的运输条件、规模经济下的制造业分布聚集或分散的均衡条件。
在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建立之后，其他类似模型也纷纷建立，目前比较成熟的主要有1995—2002年建立的经济联系（E-Linkages）和2006—2007年建立的知识联系（K-Lingkages）两大类。其中，经济联系又可分为两类。其一沿用克鲁格曼CP模型的一般均衡框架，采用工业品集合和农产品两类消费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采用“冰山”运输交易成本。其二采用了准线性二次效用函数，改“冰山”运输成本假设为线性运输成本，简化了模型。第二类经济联系的模型主要包括奥塔维诺
、塔布吉和蒂斯
等人构建的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FE）和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FC）。前者人力资本伴随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促进聚集的前后向联系，而后者资本的空间流动没有前后向联系。知识联系类型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通过他们的行为探索其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动态关系。伯利安特和藤田昌久在2000—2007年建立了两人模型，即TP模型，描述人和区域及人之间的关联，阐释了知识创新和传递的进行和影响。TP模型强调文化、知识创新的作用，是动态分析，同时它关注效率和公平。
在后续模型不断建立的时间段中，2003年《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
出版，该著作系统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体系，从空间经济分析视角阐释了国际贸易政策对一国工业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该书虽然面向国家间或国际组织的经济关系进行研究，但对于分析一国内部尤其是一体化程度不高的区域经济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用的。2004年，《城市和区域经济学手册（第四卷）》出版，该卷以“集聚与经济地理”为主题，系统总结了很多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并提供了大量经验论据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规模经济、要素流动、贸易自由等的相互作用，其数理模型认为即便初始条件完全相同，两个区域模型也会在系统内生力的作用下分异，集聚机制一定会存在，极端情况下形成核心-边缘模型。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聚集机制有多种，但本质上是一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例如，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市场邻近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促使企业向市场规模大的地区集聚，生活成本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促使劳动力向企业多的地区集中，因为企业多的地区输入型商品少，商品的运输成本和贸易价格低，从而商品价格低，进而生产成本低，吸引更多的劳动力集聚。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隐含假设是贸易自由度是高于某个临界值的。也就是说，一个微小的扰动能够导致经济系统中劳动力地点或企业区位改变等实质变化。由于这两个效应的存在，外生作用力消失后，内部聚集力仍然存在，加剧地区间差异，因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非均衡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显示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时，天然认为“路径依赖”或“循环因果”现象存在。因此，在经济活动没有变化时，经济系统是稳定的、相同的，可是一旦出现一个足以使经济系统内部不均衡的微小变化，这个变化会持续下去形成更大的变化，从而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呈现两区域经济体量的不同。而维持系统当前状态的这种特征，称为“区域黏性”。
新经济地理学利用经济学主流分析框架分析区域问题，架构起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第一座桥梁。
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也受到了许多质疑。例如，地理学家认为它不是地理学的范畴，甚至有人提出克鲁格曼不过是把地理学家已经抛弃的研究方法捡起来重新运用罢了。但不管怎样，正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使空间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拓展了空间方向，为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的研究显示了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克鲁格曼引入运输成本、报酬递增、市场外部性，对产业组织的空间集聚、区域与城市的区位及发展，通过大量数学模型，如区位吸引力非线性联立方程，对经济景观进行高度抽象，其假设和方法值得参考。新经济地理学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受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思维的影响，将区域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进行分析，对经济一体化现象进行了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采用了大量数学模型，理论模型推导严谨，但受地理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实证检验偏弱。新经济地理学里有大量案例研究，但它们主要用于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缺乏可靠性校验。
新经济地理学对数学模型过度依赖，同时采纳的是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有些新经济地理学家所重视的经济地理过程无法得到正确说明。新经济地理学的容量和框架还比较狭窄，模型不够丰富。新经济地理学是基于均衡结果去构建模型的，实际经济现象中，均衡是否能够达到是存在疑虑的。即便均衡能够达到，其达到的时间和途径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中是缺乏的。
受数学工具的限制，新经济地理学对于区域的描述过于抽象，有些时候仅仅把区域作为一个同质的点来考虑，对其所提区域的不同文化、社会、资源等情况的分析不够丰富，同时仅研究两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单个地区的发展研究并不多。新经济地理学对所分析的“地区”的尺度没有详细的介绍，但在不同空间尺度，资源禀赋、产业集聚、知识和资本外部性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
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基础比较狭窄。新经济地理学的外部性主要考虑了资本外部性，而对技术外部性等聚集因素考虑较少。它假定要素是完全流动的，这与现实当然是不符合的。对于经济福利的考量，依赖分散力的作用
，未来应进一步分析或者通过外力规制进行区域间的福利均衡等考虑。在对于运输成本的假设中，新经济地理学假设运输成本随着运输货物的价值而增加，这显然不一定符合实际。其假设农业运输成本为零也不符合现实。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建立在DS框架基础上，企业策略行为等没有纳入分析框架，这就导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基础是狭窄的。
最后，经济学研究往往最终会落脚在福利和政策分析上，以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但新经济地理学明显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从国际上看，新经济地理学在产生后受到了普遍的认可，国外将其接纳为众多发展理论中的一部分。在应用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在理论方面，在其模型中，企业是同质的，企业布局是随机的，集聚企业与非聚集企业是相似的。但事实上，企业的效率、规模、技术、竞争力等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导致它们受聚集力作用的影响不同，从而导致聚集效果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分析不一致。Melitz（2003）等研究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推动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其企业异质性所导致的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等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在两企业两区位空间选择模型中选择了异质性企业，初步建立了“新”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基本框架。
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输成本、环境外部性、企业异质性和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闫昊生、孙久文
扩展了包含区域差异的三区域模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环境外部性、产业分布、不同企业的流动性有了更强的流动能力。刘军辉、安虎森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开放政策取向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包含一个欠发达地区的三地区模型，发现欠发达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贸易自由度越高，往往越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内部的一体化水平则有利于扩大其市场规模，吸引核心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边缘区的单边保护政策有利于吸引产业。安虎森、周亚雄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立了污染外部性模型，主体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区域补偿政策，他们发现市场机制在贸易成本较低时是有效的，但贸易成本较高时，污染的负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成立一个能够协调地方政府区际补偿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差异化税收政策和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有利于区域补偿政策的实施。金祥荣、谭立力
采用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假设两区域、两部门、两类劳动者和一个包含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的工业，构建了一个分析西部地区污染和东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模型。地区环境政策差异对工业总量分布的影响很小，但对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影响，这解释了东部地区虽然环境政策好，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总量却很大，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发展仍然存在很大优势，而西部地区以环境换经济总量的政策并不有效。
国内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地理、经济研究有较多不同，西方经济研究侧重微观尺度，国内比较关注宏观尺度。即便是利用核心-边缘模型等研究区域之间关系，也采用了Dixit-Stigliz的垄断竞争等微观理论、一般均衡框架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知识。第一，国内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借鉴宏观和中观问题微观化的思维，在区域产业组织发展、区域合作、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进展。第二，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借鉴了许多其他学科知识，如克鲁格曼的思想起源与国际贸易有强烈的关系，同时涉及制度、文化。第三，以往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采取以引进国外理论然后与实践相联系的研究方式，近几年来，已经有一些对以往理论模型的新变化。相信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理论界科学精神、思想自信的提升，在提倡建立我国思想理论和创新发展的氛围中，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国内会有新的突破。
当前，我国经济地理领域的重点问题比较多，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区内部发展问题，第二类是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类是发展主体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地区内部发展问题包括地区经济（城市、农村、城乡接合部，以及不同类型地区，如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基地、农业地区、贫困地区、滨海区、大湾区等）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地区发展环境提升、地区制度建设、人地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包括地区发展与全球经济、地区合作（如飞地经济、区域环境治理、地区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等）。发展主体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包括产业、企业或劳动力、人才等与地区经济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资源禀赋与地区经济的关系，技术发展与地区经济的关系等。除了利用数理模型、均衡分析外，还应该从历史分析角度、演化发展角度、文化和制度因素等进行研究。尤其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来说，制度建设的研究和推行是比较紧要的。受不同的国情、文化、政治体制等影响，我国一些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会与国外不同，从这些不同中或许能找到新的理论发现。例如，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针对区域之间的关联、作用和发展对比，这对我国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研究方向是一种启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呈现比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这些结构与新经济地理学的阐释之间的不同可能会引发新的理论思考。我国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树立思想自信，积极寻求这方面的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