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乌克兰地图上有一处标记为“切尔诺贝利”的地方，这正是我们一行八人此次旅程的目的地。除了我本人，同行的还有来自中国香港的科学与工程学专业的三名学生，他们正在进行一次俄罗斯与东欧之旅。从口音中可以辨别出，余下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是英国人，全都二十出头的模样。我随即得知三位男士确属英国人，而那位女士名叫阿曼达，是位清高的爱尔兰人，他们倒是相处得很融洽。

数周前，阿曼达询问自己的英国丈夫斯图尔特，问他在接下来的假期里想做什么，她的丈夫回答说，想去切尔诺贝利。因此，他们在斯图尔特兄弟及一位家族朋友的陪伴下，来到此处。两款网络游戏更是激发此次行程的灵感之源。在一款名为“潜行者：切尔诺贝利的阴影”的恐怖射杀与求生游戏中，游戏故事就发生在虚构的第二次核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在另一款名为“使命召唤：现代战争”的游戏中，主角乔恩·普赖斯上校前往废城——普里皮亚季，去猎杀俄罗斯激进分子。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要亲自去废城看一看。

我们年轻的乌克兰导游维塔，先把我们领到了方圆30公里的禁区，然后再进入限制更严的10公里禁区——这是两个同心圆，一个套着另一个，那座核电站就在半径分别为30公里和10公里的两个同心圆的中心。我们见到了被称为杜加的苏联雷达，这是苏联对里根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的应对之策。然而，以今日之标准，它不过是一套低科技系统，主要用于侦察和发觉可能来自美国东海岸的核攻击。我们从这儿出发，继续前往小城切尔诺贝利和核电站，以及已沦为鬼城的邻近城市普里皮亚季，曾有5万名为核电站工作的建筑工人和操作员居住于此。维塔将辐射计数器交给了我们，当辐射水平超过设定的正常值时，计数器会发出警报声。在某些地区，尤其在靠近损毁反应堆的几个地方，计数器响个不停。维塔随后关闭了辐射计数器，这一举动和1986年被派往处理核事故的苏联工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必须去做自己的工作，而辐射计数器显示辐射水平是无法接受的。维塔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她告诉我们，在这儿待上一天，所接收到的辐射量和一位飞机乘客一小时接收到的辐射量是一样的。我们相信她的担保，辐射水平还不算高得惊人。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释放的核辐射量总计5000万居里，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所释放的核辐射量的500倍。出现这般灾难性的后果，只不过是核反应堆不足5%的核燃料外泄。最初它包含超过113千克的浓缩铀——足够污染和毁灭大半个欧洲。如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另外三座核反应堆也因第一座核反应堆的爆炸而受损的话，一切有生命、有呼吸的生物体都将难以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在事故发生后的数周里，科学家和工程师皆难以判断，切尔诺贝利的这座放射性火山喷发后，是否还有更加致命的灾难。即使没有出现更糟糕的情况，仅第一次核爆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就将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持续存在。此次核爆产生的钚-239被风吹到了瑞典，而它的半衰期是24000年。

普里皮亚季有时被誉为当代的庞贝城。这两座城市既如出一辙，又大相径庭，原因仅仅在于这座乌克兰城市的墙体、屋顶，甚至零星可见的窗户玻璃都基本完好无损。并不是火山喷发带来的炙烤与岩浆吞噬了生命，而是不可见的放射性颗粒迫使当地居民离开家园。大部分植物活了下来，野生动物回归此地，重新占领了昔日属于人类的定居之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留下了大量过去苏联时代的印记，还能看到很多苏联时代的标语，在一座废弃的电影院内，挂着一幅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肖像。我们的导游维塔说，现如今已无人知晓画中人到底是谁。核灾难发生时，我正是一名在乌克兰工作的年轻的大学教授，凭着那些记忆，我辨认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孔，画中人是1982年至1988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这幅画在过去30年间，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除了切布里科夫的鼻子旁有一个小洞，一切完好无损，此外，画中形象也极尽完美。我们继续前进。

我在心中暗自揣度，像维塔这般优秀的导游却不认识切布里科夫，着实有几分奇怪。在一个废弃的苏联时代超市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写有“肉”“牛奶”“奶酪”的标牌，维塔在解释它们的含义时似乎有些困惑。她问道：“怎么会这样？他们总写苏联几乎什么东西都缺。”我解释说，因为当地有核电站，普里皮亚季在很多方面享有特权，比起当时的普通民众，那里的工人能获得更好的农产品和消费品。此外，挂着“肉”“牛奶”“奶酪”的标牌，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能买到这些食品。毕竟这里曾属于苏联，政府宣传的形象与现实的差距，只有在那些揶揄嬉笑中才能弥合。我忽而记起一则笑话：“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冰箱填满食物，那就拔下冰箱插头，接到收音机上。”因为收音机里总是在播报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可是冰箱自有它的故事要讲。

正是在前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为了那些彼时身在别处，却渴望知道1986年4月26日——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为了渴望知道在这之后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我决定要写一部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长篇作品。尽管苏联政府起初试图隐瞒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弱化其后果，可是，该事件在苏联和西方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先是在爆炸发生的最初几天里，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后是纪录片、专题片、纪实调查和小说的出现。虽然这场灾难的起因、结果和经验教训属于历史脉络化研究和历史解读的范畴，但是到目前为止，鲜有历史学家对此课题展开过深入研究。

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从1986年4月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到2000年12月核电站关闭，再到2018年5月对受损核反应堆最新覆盖的完成，本书首次详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来龙去脉。在我开始对切尔诺贝利展开研究之际，与上述历史有关的保密档案资料得到解禁，我的工作因此受益颇多。2014年乌克兰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也引发了档案革命，使得之前保密的克格勃资料前所未有地向世人公开。更多其他政府档案也向公众开放了，如此一来，想要查询那个时代的资料，包括核事故后的各类文件就变得容易了。

我以一位历史学家和事件同时代人的双重身份创作此书。核爆炸发生时，我的住所就在受损的核反应堆下游不足500公里之地。我的家庭和我本人并未受到直接影响。但是，数年后当我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医生说我的甲状腺有些红肿，这是暴露在辐射中产生的让人担忧的症状。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很好。我大学时的一位同学，曾在事故发生后的数日内，以警察的身份被派往切尔诺贝利，他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上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另一位大学同事也曾于爆炸发生后，在核电站附近待过一阵子，看上去身体却很好，他现在在美国教授苏联史。和他们以及其他事件参与者进行交谈，重拾我自己关于此次核灾难的记忆，这一系列行为使我能够更好地再现那些为了尽可能减少核反应堆堆芯熔化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宁愿牺牲健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的思想与初衷。

我们沿着核灾难的时间线索越向前推进，事件就变得越扑朔迷离，越难理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根源和实际结果。我在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使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我还利用了最新获得的档案资料和最近发布的政府文件，采访了诸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尤里·谢尔巴克等事件亲历者和相关主题的作家，因而能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描述此次核灾难，及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受损的四号核反应堆控制室到禁区内废弃的村庄，再到基辅、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全书观点纷杂，逐一道来。将切尔诺贝利事件放在国际历史学的背景下考量，我们有可能得出具有全球意义的结论。

作为一段历史，切尔诺贝利事件确实是一次技术灾难，它不仅重创了苏联核工业，还影响了苏联的整个体制。这次事故拉开了苏联终结的序幕：在此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这个世界超级大国便四分五裂，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苏联自身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良运转所造成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不仅挑战，而且颠覆了苏联旧有的秩序。公开性政策使媒体和公民有权纵论时政、褒贬当局，而这一政策正是源于后切尔诺贝利时代。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原有的保密文化逐渐退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使政府承认，生态问题可以成为苏联公民成立自己组织的合法理由，这一做法打破了苏共对苏联政治活动的垄断。首批苏联群众团体和政党在生态运动中出现，并且席卷了苏联污染严重的工业中心。

辐射涉及每个人，从政党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切尔诺贝利事故使各个民族和各行各业的人对莫斯科及其推行的政策愈加不满。乌克兰作为废弃核反应堆的故乡，此次事件对其造成的政治影响，比起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深刻。乌克兰政坛两大针锋相对的对手——主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新生的反对派，在反对莫斯科，尤其是反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方面找到了共识。1991年12月，当乌克兰人投票赞成国家独立时，他们已将庞大的苏联抛向了历史。就在乌克兰大选数周后，苏联正式解体了。然而，将苏联政治公开性改革和乌克兰及其他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的兴起，仅仅归因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不正确的，但此次事故对上述相关事件的影响怎么描述都不算言过其实。

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罪于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此类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这样一来，便也暗示这些问题皆归于过往了。不过，这样的信心怕是用错了地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堆芯熔毁事故的原因时至今日依然显而易见。权威的当政者希望增强国家实力，巩固本国地位，希望经济加速发展，克服能源与人口危机，但对于生态问题仅仅是给予口头承诺。比起1986年的情形，如今这些情况变得更加明显。假如我们不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汲取经验的话，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很可能会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