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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小舅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绝望给了他一种力量，疯狂的力量。从那以后的一千多个日子，他的足迹遍布瑞丽、陇川、盈江，甚至缅甸、越南，他像一个九死一生的马锅头，在几个互通有无的城镇间赚点儿微不足道的脚力钱，只不过他既没有可以试毒的酒壶，也没有那长长的，听他调遣的响着清脆驼铃的马队。
有个缅甸商人瞅着这个中国小伙子脑袋还算灵光，便收他入伙了，从此，像拜山门一样，我小舅不再是流亡天涯的独行侠了，他和缅甸佬很快在玉石生意上狠发了一笔，他能出点子又愿意出力，分红时却只要一成，缅甸佬见他聪明又义气，便问他想不想做点儿更刺激的，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先是找准出国再回国的“目标”，然后不经意地在目标身上，或是行李包里放点东西，目标就是个流动的储物工具，等着目标到了目的地，再找机会把东西不经意地拿出来。一来一去，两个“不经意”间，买卖就做成了。他虽没做过，但是长时间行走于边境城市的他早就见识过了。他告饶似的冲着缅甸佬狠命摇了摇头，摇得自己像个孬种一样。他觉得此时手中的钱已经够让他回广州重新起家了。
缅甸佬明显有些失望，他觉得以眼前这个小子的机灵劲儿，干这一行绰绰有余，说不准缅甸佬早已暗中瞄准了我小舅，想发展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也不一定。然而他也懂得中国的那句老话——“人各有志”。于是，他拍拍年轻人的肩头说了句实话：回去也对，其实中国更是发财的宝地。
回到广州之前，我小舅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想方设法搞定了自己的户口，二是通知我一切暂跟家里保密。
我自然理解他的想法，因为这样一个仲黎站在我们面前，缓说大家能否接受得了，就算他勉强回家里住，万一哪个人为入党或搞先进去告发，也够他麻烦一阵子的。
没有人知道我小舅是如何发起来的。可不得不说，他就是那波五十年代中期出生，七十年代早中期下乡的知青里最先致富的典型，多年后的知青大聚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啧啧”着说，没见过哪个“黑户”后来混得像我小舅这么好，当周围人还在小心翼翼地数粮票、糖票和布票的时候，他已经数起了外币，而绝大多数人还在紧巴巴的生活中挣扎攀爬的时候，他已买起了洋房，并让自己的身份、人际里里外外无懈可击。
他在八十年代初不知从哪里弄回来一批废旧小车，稍作整修和改装，便成了行驶于广州大街小巷上的第一批出租车，生意越滚越大，捣鼓的东西也很多，从日用品到建材，从民族手工艺品到古董，不过传说落在仲总手里的中国古董是从不外销的，哪怕金发碧眼的外国佬出十倍的价钱也依然会得到那两个字——“免谈”。仲总的“百货公司”还帮了不少有力气没处使的黑户知青，让他们找到营生的同时，也找回了人生的尊严。
然后，我们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去了。他给邱秋写了一封长信，草稿打了两遍，末了还一笔一画地誊写了一遍。
这封信寄出后没两天他便收到了邱秋和罗天（“骆驼”）即将结婚的消息。自然不是邱秋亲口告诉他的。是一个一直有联系的小学同学，在写给我小舅的信里随手带了那么一笔。那个同学肯定万万没想到他自己随便扔的一颗石子在我小舅这边激起的惊涛骇浪。还好，通过小舅的日记可以得知，他先前给邱秋寄出的那封信对方并没有收到，而是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信封上还贴了一张小白条：查无此人。这封退回来的信多少缓和了一下我小舅当年的情绪，算算日期，如果邱秋地址没变，她收到这封信的日子大概也就是在她结婚的前一周左右，那可真是要啼笑皆非了。她搬家以及即将结婚都没有通知我小舅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小舅“失踪”的几年中，他们之间早已断了联系。
因为那个同学和邱秋一家一直走得很近，我小舅便在通信中时不时地聊起邱秋，当然，笔调语气都尽可能自然，也是从这位同学那儿得知，邱秋在部队里的那段传奇，他知道邱秋从小就喜欢罗天，但却仍相当震惊于她为了他竟能跟部队领导对抗，放着大好前程不要，而“退居二线”去当个不起眼的小教员。
得知邱秋转业到地方后在一个外贸公司供职，做着再普通不过的翻译工作，小舅又为她感到可惜。后来才知道，那个公司是罗天转业后在广州供职的所在，所以邱秋一换下军装，就直奔那里去了。也是从那个同学的信中，我小舅甚至还了解到邱秋迷上了写作，但是尚处于刚起步不着边际的阶段，杂志社只要新人的小稿，至于长篇，没有哪家敢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