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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没有接受杜弼建议去压抑管制这些鲜卑“勋贵”，而是采取了很不一样的策略，以建立新的“二元结构”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刻意让国境内形成南北两个中心，北边是晋阳，南边是邺，他自己坐镇晋阳，将邺交给儿子高澄管理。高澄在邺尽量重用汉人，高欢在晋阳就相对重用鲜卑人，甚至纵容鲜卑人。从设计上看，这是很高明的“二元制”，要拉拢汉人可以强调邺是国都；要平抚鲜卑人就强调代表权力中心的高欢在晋阳。两边都很重要，邺作为和汉族世家大姓合作的中心，晋阳则作为让鲜卑贵族得以发泄长期不满的中心。
不过在实践上，这种“二元制”并不好维持。关键就在于邺不仅名义上是国都，而且处于比较富庶繁荣的地区，比晋阳大，生活享受也高于晋阳。这些鲜卑贵族不会满足于在晋阳所得到的地位与利益，很难长期阻止他们向往邺。
“二元制”有赖高欢坐镇晋阳，才能让晋阳看起来和邺是平等的。高欢去世后，这个平衡条件就消失了。而且不只如此，高欢拟定的拉拢汉人政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高欢死后，主要权力由高澄继承，高澄死后，再传给同母弟弟高洋。在高洋手中正式推翻了名义上的元氏皇帝，东魏消失了，由北齐取而代之。高洋去世前，留下遗诏，安排由汉人杨愔辅佐少主高殷。高殷的母亲姓李，是汉人，来自世家大姓，再加上要由杨愔实质掌政，就刺激了鲜卑人的高度失落感与危机感，于是由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欢的原配妻子娄氏，和娄氏所生的另一个儿子高演联手发动政变，诛杀杨愔，废黜高殷，改由高演做皇帝。
这件事凸显了汉人与鲜卑人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同时也凸显了从北魏孝文帝开始想要借由联姻的方式来促进胡汉融合，有其难以处理的基本问题。
关键在于北方胡族的女性性格与角色，与汉人大不相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此曾有过观察记录。颜之推的经历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三度王国”的人，原本是南朝梁的人，逃亡到北齐，后来北齐亡了，又成了北周的人，最后还目睹了北周被隋朝取代。
颜之推说：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在南方，妇女是没有公共生活的，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务而已。就连女性婚姻亲家之间，都可以十几年不认识不来往。结成婚姻的过程中只是书信和物件往来交换，向对方问好打招呼，如此而已。搬迁到北方邺，看到的可就不是这样。这里太太们很厉害的，她们不只管门内，也管门外社交，还管和别人之间的争执吵架。穿得漂亮体面，坐着车到处都去，帮儿子求官，帮丈夫申冤，都是太太的事。这种女人强悍管事的风习，显然不是来自汉人的文化，应该是鲜卑人从北方带过来的吧！
汉人的女性在公共事务上绝对争不过鲜卑人的太太，这是北朝“宫斗”增加出来的民族文化差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