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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赟即位，什么事都还没做，先杀了叔父宇文宪，因为担心宇文宪会抢夺他的皇位。以此开头，他接着就做了一连串“亡国之君”会做的事：认为父亲武帝留下来的刑律不够严格，就改定了残酷嗜杀的“刑经圣制”；大举充实后宫，要求国境内年轻女子没有经过皇帝同意不能结婚。更荒唐的是，他21岁时，儿子8岁，就觉得皇帝当累了做腻了，决定退位做太上皇，然后再过一年，22岁就去世了，前后在位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很明显又是“亡国套式”，在中国历史记录里最难处理的材料。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样的事一定没发生，然而记录中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又很难让我们全盘接受。最麻烦的是，类似的记录会出现在不同朝代的“亡国之君”身上，以致无法判断到底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些导致亡国，还是倒过来，因为他们是“亡国之君”，所以被认为理所当然必定做过这样的事？不是史书上写的都是事实，不是史书上写的我们都要接受和相信，读历史书时，探究史书内容怎么来的，和知道史书写了什么是同等重要的。
宇文赟退位，将皇位交给才8岁的儿子，于是就派了杨坚担任“辅政”。杨坚辅政一度引起宇文氏的恐慌猜疑，有三股势力同时出兵反对他。然而这样的骚动非但没有阻止杨坚，反而让杨坚得以出兵镇压，到581年，宇文邕去世短短两年后，杨坚就建立了隋，灭亡了北周。
岑仲勉写《隋唐史》，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写中古史，两个人都引用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上开国立朝没有比杨坚更轻松的了。会有杨坚轻松建国的判断，一部分是因为事情发生得那么快，另一部分是因为史书上记录宇文赟做的事情那么荒唐。看起来好像杨坚不需要特别做什么，江山就由宇文氏拱手送上来了。
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我们都相信史书上记录的，或者说我们认定史书上记录的就是全部的经过。但明明和宇文赟有关的记录有那么多不合理、不可信之处啊！单纯以宇文赟的荒诞作为来解释杨坚与隋朝的建立，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宇文邕在规划及执行伐齐的过程中，北周的政治体制出了什么状况吗？如果不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有什么致命的潜在问题，什么重大政策该做而没有做，或不该做却做了，就没有道理到他去世时看起来如日中天的北周政权会那么快便瓦解，江山易手。
不过这样的探问，在史料上似乎得不到明确的答案，连能供推论的线索都很少。因为搜集整理史料写史书的人，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和我们很不一样。另外也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塑造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运用“亡国套式”的叙述就足以交代北周之所以亡、后起的隋之所以兴。不止如此，这种方法足可以交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朝之所以亡及后起一朝之所以兴。
这就是传统史学的根本限制，我们好奇地想问认为该问的问题，不见得都能在经过套式整理的史书中得到答案。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传统史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