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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邕用来扩充财源的另一项做法也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是“废佛”。这个做法在当时叫“废佛”，而不是后来的“灭佛”，针对的不是佛教信仰，而是佛寺；主要不是反对佛教，而是反对并收拾佛寺系统。
在北朝，佛寺有其特殊地位，是一股很大的经济势力。关键就在《北周书》中说的“假入沙门，实避调役”，假装因为信仰的理由进入佛寺，但实质的用意是要规避应该奉献给朝廷的租调。为什么会有“假入沙门，实避调役”的情况？因为这时候的沙门佛寺和近世宋代以降的情况很不一样。
近世之后，佛寺主要是靠信徒供奉来维持，佛寺中的僧侣必须遵守如“百丈清规”等生活戒律规范，这是我们对佛寺留下的基本印象。但中古史上的佛寺却不是如此。中古佛寺是重要的生产单位，僧侣身份在生命信仰上的意义，往往不如在社会组织上的意义。
僧侣是什么？在那个时代，依附于佛寺的人就是僧侣，那是一种社会组织身份，不必然表示信奉佛教中的任何规条，也不必然要持守任何的戒律。而僧侣身份得到了朝廷的特权对待。朝廷愿意给予佛寺特权，一部分固然出于信仰的理由，还有一部分是统治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给予佛寺空间，佛寺可以扮演社会安全的角色，在动乱状态下收容处理流民，提供社会缓冲。要发挥这样的功能，佛寺需要有自己的土地，建立自己的生产系统。从这里开始，有土地、组织生产的佛寺当然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部分佛寺收拢了大量人民，以僧侣的身份规避了朝廷的税赋徭役，佛寺势力扩张，取得了和世家大姓一样足可抗衡朝廷的地位。
均田制建立之后，借由国家授田，甚至连奴婢都拥有可以授田的条件，对于本来依附在世家大姓的人民产生高度诱惑，让他们离开原来的依附状态，转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新制度大幅降低了人民对国家的税赋劳役义务，用这种方式和世家大姓抢夺人民，世家大姓面临劳动力流失的巨大威胁。
均田制的一层意义，就在于国家找到了有效的方式，在争夺人民一事上凌驾了世家大姓。世家大姓仍然拥有他们的庞大庄园，不过庄园经济所需的劳动力却不断在流失，必然直接反映在庄园生产下降，进而维持困难。如果土地面积与劳动力的比例失衡到一定程度，世家大姓的一种因应之道就是将部分土地捐给佛寺。
佛寺享有特权，可以规避朝廷的控制，世家大姓将部分土地名义上捐给佛寺，就减少了对于朝廷的税赋责任，如此才能在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维持庄园经济运作。
于是“均田”有效发挥作用时，连带的现象竟然是佛寺大增。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北周有1万所佛寺，大约100万个僧侣。看数字就知道，北周境内不只是佛寺众多，而且佛寺的规模也大，平均一所佛寺有将近100个僧侣。这些佛寺有自己的土地，这些僧侣可不是每天在寺里念经礼佛的，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而且可以不必承担对于朝廷的税赋。换句话说，佛寺有地有人也有钱，他们唯一没有的，是军队武力。
长期以来，从西魏到北周最大的敌人，是东魏和北齐，而在面对来自东边的威胁时，从一开始北周就有强烈的兵源不足的危机感。宇文邕之所以要“废佛”，最主要的动机来自扩张兵力准备攻打北齐。这是“求兵于僧众之间”，把躲在佛寺里不对朝廷贡献徭役的人抓出来去当兵打仗。整顿佛寺之后，又有连带的好处，那是“取地于塔庙之下”，也就是同时没收了原本佛寺拥有的大批土地。拿到这些土地，就可以用来“授田”，再去诱引更多的人离开世家大姓的庄园，进入国家编户齐民行列。
“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这两句话就提供了宇文邕充分的动机要“废佛”，不必去追问他对于佛教或对释迦牟尼的“四圣谛”有什么看法，那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废佛”出自现实的政治军事考量，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龃龉。决定“废佛”举措的，一是可以从佛寺夺取人力和土地，二是宇文邕的军队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有把握压制佛寺与世家大姓的反弹。
“废佛”的具体做法，是没收佛寺的人、土地、建筑，立刻将这些没收得来的资源投入伐齐的军事行动。如此激烈的做法竟然没有引发相对激烈的反抗，显示了寺院制度本身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寺院作为经济生产组织的部分发展太快，相对地作为社会组织的部分跟不上这样的发展速度。因此，一来寺院关起门来有足够的劳动力繁荣生产，却缺乏外面的社会支持，也就是说佛寺增长远超过社会上对于宗教慰藉的需要了；二来在快速增长中，这些寺院彼此之间没有一套固定的合作联结，无法形成团结阵线。松散的寺院制度，遇上了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强势政权，就立即败退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