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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新教伦理与中国文化的相通点在哪里，二者又有什么不同？对中国企业有什么借鉴意义？
答： 新教伦理源自15世纪到17世纪的英伦半岛，完全成熟于北美大陆尤其是美国。马克斯·韦伯在对欧洲大陆的各个新教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美国新教流派长时间考察之后，写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哲学层面对英国、荷兰，特别是生机蓬勃的美国的商业活动、商人们的冒险、企业家的创造与创新、大众狂热的逐利行为进行解构，最后上升到宗教动机层面，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成果，又反过来给“美国现象”的物质主义运动赋予了理想主义动机，赋予了正当性与崇高性，从而在理念层面和实践层面达成了闭环。
我在讲课、写文章过程中时常会用到“闭环”这个词。这是为什么？“闭环”就是对称性，就是我们干什么事，包括做企业、做学问、做官、做人，都要能“自圆其说”、自圆其行为，凡不能自圆、不能闭环的理论、观点、行为都不能持久，都可能会带来灾难。马克斯·韦伯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化妆师，更是一位社会心理建构家，一位了不起的顶层设计大师，他的理论架构高度自洽，理论与现象本身也高度自洽，因此称他为美国走向持续繁荣与强大的“思想发动机”之一，应该也不为过誉。
新教伦理与中国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相通点是：两者都肯定劳动的意义，“劳动光荣”“劳动神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勤俭——勤劳和节俭，更是渗透进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之中，你看中国的春联，几乎三分之一以上（农村就更普遍）的内容都是关于“勤俭持家”的，这和新教伦理观的“世俗禁欲主义”大致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新教哲学和儒家哲学都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这里有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儒家哲学虽然肯定和赞赏劳动的价值，但对“致富”的动机和结果却未赋予崇高性甚至正当性意义。重儒轻商始终是儒家文化的一条主线，这也是中国历代商人包括今天的民营企业家“理不直”且“气不壮”的根因所在。很显然，这不利于造就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人格，却有利于短期行为和投机客。东南亚国家多的是套利型生意人，却缺乏真正的企业家，这就是明显的例证。
当然，新教伦理并非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大英帝国在长达400年左右的殖民运动中，企图在将商业与贸易带向全球的同时，也能传播它的清教观，但大多都未能如愿。它给印度带去的是自由贸易和英语，宗教传播却遭遇普遍的抵制，印度也没有走向美国式的经济繁荣。它在非洲殖民地传教成功了，非洲许多前英殖民国家的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超过了英国，但非洲依然长期贫困。日本、韩国过往70年崛起了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中国过往40年也诞生了华为、美的、阿里巴巴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家，但总体上他们的成功都和清教精神无关联。即使是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也很难在欧洲式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找到必然的逻辑闭环。
还有一点就是思想设计总是相对完美，但上帝也无奈于人性的复杂与乖张，人的非理性永远会让理性的光芒变得苍白无力。马克斯·韦伯虽然描述和构造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制度—行为框架，但他也深刻洞见到了它最终的结局：奋斗带来繁华，繁华带来腐化与懈怠，财富由工具异化成目的，变成了捆绑精神的“铁笼”。
世俗禁欲主义禁不住时间的侵蚀和人性的腐蚀，更多的是思想家的一厢情愿。《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对此有很深刻的反思，值得中国的企业家学习和借鉴。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独特的文化哲学，中国更是如此。但我们的文化总体上偏于政治和人际关系，我们的历史主线是农耕文明，在商业与经营管理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对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一个不堪重负的使命是：在做企业的同时，还需要去探索背后的精神逻辑，并以此进行自我激励，同时激励团队。这既是无奈，又是担当，也逼出了一种特别的商业景观：中国的不少企业家都是半个管理思想家、商业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