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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一般生意人（包括非生意人）的三大动机：财富（生理动机）、权力（社会动机）和荣耀感（心理动机），也探讨了新教伦理对西方企业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家财富创造动机的普遍影响，但这两者都不能完全解释存在于一些人身上的神秘现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人类中的确有极少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是那种“不创造，毋宁死”的异类，是那种天生带电——带有自驱力的使命主义者，他们既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又能自我燃烧，同时还能点燃他人心中的火焰。他们存在于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
很显然，其中也包括极少数卓越的企业家，他们强大而持久的创造财富的动力并非被某种显性的外在力量所驱使，也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被某种宗教观所牵引，他们只是坚信有一种“光荣而伟大的存在”，一种冥冥中的使命召唤，使得自己始终满怀期待与激情。
“优秀的船长只有在掌舵时才变得亢奋”，而一旦让他们放下每时每刻的承担，离开挑战与压力，离开与危机、风险抗争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会在精神层面变得手足无措，甚至在生理层面快速衰老。所谓的“不朽的事业”是这类人生命节律的一部分、大部分，乃至于全部。
然而，我们的周围还有另一类少数人：使命感惯性人群。他们起初的动机源自饥饿感，或者源自某种责任，但久而久之，饥饿感获得的过程和责任承担的过程，让他们形成了生理与心理惯性——尽管奋斗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伴随着诸多的不快乐，但他们却选择了坚持。他们只能选择坚持和负重前行，因为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相比，能够摧毁一个事业家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是离开喧哗之后的寂寞，是空虚所带来的“后脊背发凉”。
一位女企业家打拼了近20年，拥有十多亿身家，管理着上千名员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并且乐此不疲。她向我述说了曾经的一段心路历程：有一年的某一天，她突然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厌倦了文件、谈话、开会，厌倦了商业应酬、谈判，厌倦了一切的压力，乃至于厌倦了去办公室，工作、赚钱成了她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于是，她决定给自己解压，报名参加了一个长达半个月的海上豪华游轮旅行。当她关掉手机的那一刻，海风海浪、多年想看没看的经典影片、回荡在船舱每一个角落的轻音乐，以及一个人独处的安宁，让她一下子觉得身心无比轻松：“这才是我要的人生！”她暗下决心，回去后就把公司卖掉，换个活法！但这样的惬意只维持了不到一星期，她开始出现莫名的虚脱，后来变得焦躁，再后来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打开手机（那时候海上没有手机信号）、关上手机，再打开手机、关上手机……终于有一天游轮离海岸近了，手机有信号了，她也几乎是疯了一般开始给公司的甲乙丙丁打电话，给一个又一个客户打电话。
一次彻底放松、放空的长途旅行，让她体会到的是：比压力更大的是生命中没有了压力——“我的命贱，不做事我会疯掉”。
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不排除是为了追逐更多的财富、满足更大的掌控欲、拥有更炫目的荣耀，但仅此而已不过是个生意人，或者超级生意人。企业家则不然，他们是被使命与理想“绑架”了的少数人，乔布斯、任正非、埃隆·马斯克、马云、董明珠是这一类人，上述那位女企业家是，那些正在车库、简陋的民居、嘈杂的咖啡馆中为梦想而焦灼、而激情燃烧的不知名的小人物也是。未来的乔布斯、任正非也许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