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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官员、学界和媒体都在称羡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奇迹，香港、东南亚的经济神话曾经风靡一时。但是，《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这本书却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一个更真实的亚洲经济，一个没有被神化的超级富豪群体的发家史和生意经，一个以套利、食利为核心生态链的地区与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被资本大鳄们垄断的商业世界，一个大大小小的投机客的天堂。我将此称为“教父经济学”。
“教父经济学”的普遍特征是什么呢？
排在首位的是特许经营，即“牌照经济”。牌照在政府手中，更具体点说是在官员手中，这就形成了东南亚多数国家商人和政府官员密不可分且密不透风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什么叫密不可分？企业是官员的“自动提款机”，官员是商人的“护院者”。什么叫密不透风？牌照有限，从100多年前的包税制到今天的电信、金融、赌场以至于粮油加工等，多数亚洲富豪依恃特许经营起家，依恃特许经营崛起。
东南亚富豪从事的行业大多是房地产、金融（规模大的东南亚家族企业差不多都有一到两家银行）、粮油加工和蔗糖加工、能源、电信、港口码头、航运、赌博业（赌场的高毛利尤其是充沛的现金流是支撑一些大亨向别的行业扩张的重要的资金池），这些行业无一例外是靠牌照或者高门槛的竞标（比如土地拍卖）圈起来的，只有少数人有资格成为玩家，而且是超级玩家。
与西方企业以及中国内地企业整体上相比，还能发现一个极重要的差别，即东南亚和香港的多数公司很少讲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很少关注企业文化建设，它们似乎更实际和更功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的作者乔·史塔威尔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家更多的是食利型资本家，而不是创新型企业家。
乔·史塔威尔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例外，中国大陆不在该书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没有世界级的制造业和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世界级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而且100多年来在企业管理思想方面对世界几无贡献。
乔·史塔威尔根据长期的观察和访谈，总结出了亚洲富豪家族的四代模式：
第一代主要是建立核心资本，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构建政商网络。
第二代巩固和扩大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并与地区间和跨地区的巨头结盟或半结盟。
第一代和第二代普遍具有冒险精神（第二代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生命力旺盛，个性顽强，雄心勃勃，是所处时代的枭雄级人物。
第三代大多属于守成型。“钱包鼓鼓，暮气沉沉”，缺乏开拓精神和进取意识，富有理性而激情不足，教育背景偏财务、金融和企业管理，他们的志向主要是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
第四代往往对事业的专注度不够，先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衰落，加之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导致“帝国”式微。
进入21世纪的亚洲豪族，接力棒普遍交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