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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细胞的梦想都是变成两个细胞”（弗朗西斯·雅各布），每个生意人的追求同样是阿米巴式的：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直至无穷多和无限大。饥饿感带来的扩张欲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之源，对经营财富的商人阶层更是如此。
饥饿感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源自动物本能的物质饥饿，即所谓的“原型力”、元动力。正是这种基于生存、活下来和活得更好、物质上更自由的原始力量，使得有人类史以来就有了商业活动，有了“互通有无”的买与卖的交易，进而诞生了一个广大的职业化的阶层：生意人。当下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保守估计至少有几亿人是职业生意人，从摆摊小贩到巴菲特和马云，巴菲特做的是金融买卖，马云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没有贪婪就没有买卖。没有巨大的财富饥渴，就不会有巴菲特的“资本帝国”，同样也不会有拉里·佩奇的“谷歌帝国”。然而，帝国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缔造的，而是一群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饥饿感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的结晶。因此，超级生意人的非凡之处就是深悉“己所欲，人之所欲”这个人性常识，并且乐于和善于顺应人性、满足人性、驾驭人性，大家一起把饼做大，一起分饼。任正非多次讲，“钱分好了，管理的一大半问题就解决了”。
二是社会学动力——权力的饥饿感。权力欲既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社会化的产物，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的权力欲望相对更强烈。大学不仅是获取知识、构建思维架构的殿堂，更是培植年轻人的野心、雄心的所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大多数组织包括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大多都是那些接受了更高教育或者良好教育的有知识的人。而科技型的企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多数员工都是知识型劳动者，比如华为的19万名员工，90%以上毕业于国内外一流大学，有6800位博士生，上千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有强烈的财富饥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更多的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也别忘了，他们普遍还有掌控一个部门、一片天地甚至更大地盘的志向，“权力有一种美学上的吸引力，它令人着迷”
。我们说不爱钱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这只是说对了企业管理的基础元素，如果企业不能构建宽阔的事业平台，让员工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雄心、野心有安放之地，让他们掌控天下的抱负得到施展，那么恐怕钱给得再多，也很难规模化、长期地吸纳和凝聚一流的精英分子们一起打天下。
从数量的角度讲，华为与绝大多数企业相比没有所谓管理人才匮乏问题，在华为从上到下的权力走廊上拥挤着一大批“接班者”、取代者，他们普遍都既有激情又富有才干，同时个性鲜明。这样的结果源自任正非早期独特的用人思想：充分地释放权力与开放权力。这既满足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的权力诉求，又在权力试错与冒险中为华为锻造出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饥饿感的第三个层面为荣耀感。商人们赚到了金山银山，这些在生理学的层面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他们还是奋斗不止、“贪婪不息”？很显然，财富的多寡已经超出了财富本身，成为有心理学意义的精神符号，成为身份和地位的价值符号。正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对于大多数富人来说，富有带给他们的主要乐趣就是炫耀财富。如果他们看起来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财富的决定性标志物，这种财富就算达到了极致”。
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智慧动物，从一出生就被置于伴其一生的各种各样的比较框架中。比较会激起一个人的进取心、竞争意识，也会导致嫉妒与构陷滋生，带来成就感与挫败感。但正是无处不在的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比较，才不断推动着社会的进化、个体的进步、企业的扩张和生意人的雄心勃勃。对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来说，比较不仅体现在当下的结果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能量的较量上，企业家不仅自身要充满对所从事事业的荣耀感与激情，而且要在整个组织中构造一种“荣耀感的互相助长”。当一群人、一大群人把财富创造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时，超越他人应该仅仅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