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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年轻的科技富翁扎克伯格在他的女儿出生时，与妻子承诺将99%的个人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中国某些学者和某些心理阴暗的人将其解读为“为了避税”，但在10多年前，美国有人建议取消遗产税，结果反对得最厉害的不是大众，而是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一批世界级的、美国级的超级富豪。为什么？开句玩笑：他们怕下地狱啊——贪污了上帝的财产，剥夺了子女劳动的权利。
这是信仰带来的自觉选择，是植根于新教伦理之上的被广泛悦纳的财富观和商业文化。
企业文化中隐藏着企业的信仰密码。好的商业信仰有四大特性：正当性、崇高性、进取性与对称性。追求财富的增长是合乎人性的，是应该被鼓励的，这即是正当性；拼命赚钱不是目的，赚钱是为了实现顾客理想，这即是崇高性；正因为有着崇高的使命承担，所以要敢于和善于面向未来去冒险，去投入，这即是进取性；最后一点是对称性，它的深刻内涵是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代表着企业经营与管理活动的基础理念和制度安排，即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华为的企业文化打上了深刻的任正非烙印：理想主义、激进而宏大的愿景驱动，以及一套充分闭环的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体系。
华为在企业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对人类是有独特贡献的。100多年来的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贯主张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因为股东们以真金白银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任正非和华为的领导群体则认为，企业的劳动者同样承担了风险，甚至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这就是劳动者无形的脑力与体力乘以时间的付出。而从贡献的角度看，股东投入了资本要素，的确很重要很关键。但资本是死的，让资本持续滚动和增值的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劳动者尤其是知识型劳动者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中间最核心的命题是：怎么看待人的大脑？怎么给人的大脑定价？华为从实践中探索出的结论是：给人的大脑定高价。因为华为认为，这样的分配制度才真正体现了企业中利益与风险的对称性。
华为的股权结构也同样体现着利益与风险的对称性。100%的股份为9万多名华为员工所拥有，创始人任正非只拥有1.14%的股份。任正非在把利益分享出去的同时，也把责任和风险分散给了9万多人，从而使得这9万多人只能在一条船上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拼力划桨，不然船沉了众人一起完蛋。与此同时，也倒逼出了股东群体的一致奉献：让劳动者先于和优于股东进行价值分配，股东要节制自己的短期追求和过度贪婪。这并非股东们的道德自觉，背后同样是一种对价机制：第一，股东的长期收益得到了相对保障；第二，股东们大多是“劳动人+资本人”的双栖角色，纯粹的食利者也都曾经是企业的劳动者。
华为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绝非某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对变化了的时代的适应、探索与管理试验。
传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基点来自100年前的两大背景：一是资本短缺化，二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非知识型劳动者，即蓝领阶层。从风险对称性的角度来看，主张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高度发展，企业获取资本的方式、渠道越来越多样化，资本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价格也变得相对低廉。同时，资本的收益机制和避险机制也越来越趋于完善。而过往40年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知识透明化与知识共享带来了企业劳动力结构的重大改变，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迅速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力量，手脚的价值正在让位于人的大脑，人的大脑的创造性已在许多领域远远超出资本的价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时代变迁。
如何让知识型劳动者的贡献与所得相匹配、智力投入与风险相对称，全球尤其是美国的一大批科技型公司，比如微软、谷歌、苹果等，都在进行新的制度探索，华为的制度试验不过是另一类型罢了。
遗憾的是，经济学与商学院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企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