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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孩子被好大学录取，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培养他们的目标感，让他们真正了解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自己。
克里斯·布亚起初并不是很关心社区的高中情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那会儿，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他和妻子从华盛顿特区搬到了硅谷，他在思科公司担任工程师，妻子在甲骨文公司工作。夫妻俩有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名叫斯宾塞。
克里斯出生于伊利诺伊州，有着篮球运动员般的高大身材，发色微红，面孔白皙，他和保姆的儿子斯温关系很好。斯温热爱写作，有时会给克里斯看他写的文章，感觉挺有天分。斯温就读于门洛-阿瑟顿高中（Menlo-Atherton High School），2000年毕业，毕业之后他想去圣何塞州立大学。因为斯温的生父过世了，克里斯对这个孩子有一种责任感，他提出希望帮助斯温申请大学。
申请过程中，克里斯发现，这个高中四年级的学生并没有完成申请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系统所需的课程。他向斯温解释这些时，斯温摇了摇头，说：“不可能，虽然我的很多朋友根本无法毕业，但我一直很努力，我会顺利毕业，那我为什么不能上大学？”
“等等，”克里斯说，“我们先停一下。你说你的很多朋友根本无法毕业是什么意思？”
克里斯曾听说过一些家长对于高中择校的抱怨，但他并没有当回事，因为他的儿子年纪还太小。不过，像斯温这样在学校里认真学习的好孩子，竟然没有意识到他并没有上过申请一所州立大学所要求的课程，这件事让克里斯感到非常震惊。如果斯温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情况显然要比克里斯料想的还要糟糕。
和斯温谈完不久，克里斯参与了本地报纸召集的一次社区会议。《年历报》（ The Almanac ）想知道居民关注的问题有哪些是报纸还没有报道的。一位女士站起来说：“你们忽视了最大的问题——高中教育。很多人先后离开这个社区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喜欢这里的高中。”克里斯在一份《中学时事通讯》上刊登了一条集会邀请，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研究解决高中教育的问题。
三十名家长参与了集会，另外还有三十多人尽管没能出席，也都表达了对问题的关注。很快，这个群体就聚集起了两百多名家长。他们对学校的过度拥挤、安全问题以及学生对学校的厌倦表示了担忧，但其实问题远不止这些。绝大部分家长认为学校教育整体而言是不合格的，它本应为孩子踏入社会做好准备。 当然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但这不是最终的目标，他们希望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学校显然并没有教授他们所需的技能。
克里斯和其他家长一样，都在思考原因。各大公司无不求贤若渴，为了吸引外来的优秀人才，提供薪酬优厚的职位，不断游说移民局发放外国人工作签证，那为什么门洛-阿瑟顿高中培养的本地学生就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呢？
随后，这些家长成立了社区高中基金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权衡了多种选择，发现最快且最节省成本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所公立特许学校。尽管这并非大家最初的目标，但显然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但基金会成员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设计或运营一所学校，因此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能做这件事的人。他们向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寻求帮助，我之前认识的一位教授让他们联系我。
开始做一件事时，我们很少能去思考不同的可能性。无论是作为教育者、家长还是个人，我们通常会受限于当下的现实和既定的框架。研究生院的拉里·库班（Larry Cuban）老师——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曾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限制会怎么样？他布置的一篇论文永久地改变了我的想法：“何为一所好的学校？”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许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教书，我都在不停地指出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并想办法去解决，却从未停下来思考， 一所好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 面对一张白纸，我要做的是设计而非修补一所学校，这对于我来说机会难得，且责任重大。
我向基金会成员所描述的“好学校”概念就是来源于这篇论文，是我结合亲身经历与在斯坦福所接受的教育进行的综合思考。尽管我和基金会家长的背景、阅历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愿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当我收到基金会的邀请出任他们新学校的校长时，我非常激动，同时也夹杂着一丝丝担忧。斯考特和我一致认为，无论我有多想得到这份工作，如果大家对于我正怀有身孕这个情况有顾虑，我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当时基金会的人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我理解，这件事可能会让他们产生犹豫，毕竟他们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对我的期待也非常高。而我甚至还不知道一个新手妈妈可能要应对的挑战是什么。万一我胜任不了呢？
我和基金会的三位代表在我家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见了一面，我告诉他们我怀孕了，如果他们想撤回这份邀请，我非常理解，同时我也发自内心地敬佩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我不想破坏它。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神情。起初，他们皱了皱眉，不知是失望，还是困惑。然后，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最终，克里斯说：“你怀孕其实是件好事。现在你也要做家长了。祝贺你，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这正是我人生转折的起点。
2002年5月，我的第一个孩子雷特出生了。7月1日，萨米特预科学校成立，它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我们仅有一年多的时间来寻找校舍、设计课程和项目、招聘教职人员、招生以及确保有足够的启动资金。我们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
当我向各个家庭介绍我们的新学校时，我承诺了很多。首先，我保证每一位在萨米特上学的学生毕业后都可以考上四年制大学。导师会了解每一位学生，了解他们的方方面面，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会一直辅导他们，与他们共同努力。我承诺， 所有学生不光会习得学术知识，还包括实用的生活技能，这是他们未来获得成功、为社会做出贡献所必需的东西。
我的手机号码是萨米特唯一的官方联络渠道，每时每刻我都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咨询问题，或是约我见面。我很快就意识到，那些最想和我取得联络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都遇到了困难。“我的孩子是不同的，”他们说，“我想知道你的学校能提供怎样的帮助。”
瑞恩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埋没在一所大型高中里，除了一个学号什么都没有。瑞恩聪明、敏感、充满好奇心，在蒙特梭利学校（Montessori school）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父母无法想象，如果把他送去一所拥挤的分级高中他会经历些什么，那里会不会像是一间巨大的磨坊，碾碎他的独立人格。瑞恩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父母希望瑞恩在学校里能够被尊重。我向他们承诺，瑞恩在萨米特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会关注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但不会仅仅把他当作考高分的机器，我们还会关注他心灵的成长。
玛雅的母亲关心的则完全是另一种问题。玛雅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子，戴着厚厚的眼镜，这让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她，上的小学也是所不错的学校。但她在学校一直学业不顺利，后来她被诊断患有诵读困难症，于是，她的母亲又把她送去了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一所专为诵读困难的孩子设立的私立学校。“玛雅很聪明，也很有趣，但没人知道该怎么帮她。我觉得没有人真的认为她会成功。”她母亲说这番话的时候，玛雅就在旁边，脸上露出淡然的神色。这个家庭非常开放，因而母亲的话在玛雅听来并不意外。“她可以去你们学校吗？”
“当然，”我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给每一位学生制订专属学习计划，也称为PLP（Personalized Learning Plan），我们会关注玛雅需要什么，她想要什么，然后确保她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想方设法让她加入所谓‘正确的班级’，我们在整个高中时期都会为她提供帮助。”不难看出，这位母亲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折磨。她知道她的孩子很优秀，但却无法适应校园生活。她想要给她最好的教育环境，但查尔斯·阿姆斯特朗的学费无疑是一大笔开销。而现在，我告诉她不要担心，我保证玛雅可以考上大学。她对这个承诺始终是心存疑虑的，对此，我们可以理解，而且绝不能轻视。
与我会面的那些家长，他们在择校时会看那些学校的毕业记录，他们很清楚，如果自己的孩子上了那样的高中，根本没有机会考上大学。尽管选择萨米特是一次冒险的尝试，但他们已经走投无路。我曾见过一位单亲妈妈，就是这类家长的一个代表。她有两个女儿，大一点的叫珍妮弗，遇到的问题也更为严重。珍妮弗很胖，还有点社交障碍，认知能力也略差。她去哪里都拉着一个拉杆书包，激动的时候就会上下拉动拉杆。所有的老师都建议她去做个检查，但她的母亲明确表示拒绝。珍妮弗在学校的生活可想而知，而每次只要她在学习或社交方面遇到了困难，她那对她保护过度的母亲就会给她办理转学。“不要担心，”我说，“我保证珍妮弗能够考上大学，更重要的是，我要确保她能够安全地融入社会。”
下一位是米格尔，我们先来说说他的家庭。米格尔的母亲打了三份工，实在没有精力去关注公立学校到底能给她的儿子提供些什么，但她很清楚，那些东西远远不够。她本人教育水平也不高。家人合照中看不到米格尔父亲的身影。米格尔是个安静的孩子——他把自己包裹在一层坚硬的外壳当中，我无法打破它，也就无从得知他的故事。我能想象他在中学期间或许有过很糟糕的经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吸毒。我看着他的母亲，明确地告诉她，我会帮助米格尔考上大学。
接下来是艾瑞克，他被诊断患有白血病，没人知道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消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彻底改变了他父母原本对他高中学业的期待，也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想法。艾瑞克是独子，他的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面对将来注定会失去他的事实，他们下决心给他换个环境，不想让他在之前的高中里那么辛苦地上完大学预科课程。我向艾瑞克的父母承诺，他们不需要在其他学校中做选择。我们会开设高质量的预科课程，艾瑞克不用每天花六到八个小时做作业。他们不需要拿儿子当下的幸福去换取他未来的成功。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届毕业班的八十位大一新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招生对象。但和我以前工作过的学校不同的是，我了解这里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期望、梦想、担忧和恐惧。他们只是普通的年轻人，有各自独特的爱好、需求和特长，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望着他们父母的双眼说：“相信我，他们会为上大学做好准备，他们会成为优秀的人，过上快乐的生活。”我相信他们做得到。
在规划阶段的一整年时间里，我都和金伯利密切合作。金伯利是社区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也是三个小男孩的母亲。和其他许多家长一样，她早早就开始为孩子们的高中教育做规划，为了将学校建立起来，她努力了近两年的时间。我每天都会和金伯利探讨各种问题，有时候一天要谈好几次。我经常在她家列时间表、做计划和预算。她是整个社区的领头人，既懂商业也懂运营，但她不是一位教育者。我们在一起谈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对于学校的各种规划。
金伯利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她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念一流的大学。我做了很多工作，试图让她理解， 想让孩子被好大学录取，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培养他们的目标感，让他们真正了解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自己。 我一直认为，这与培养他们上大学、找工作以及未来生活中所需的技能并不冲突。但这一点与金伯利的自身经历恰好相反，她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开始担心她并不相信我们正在尝试去做的事情。
某天晚上，金伯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一个“很深的忧虑”，这几天她一直都在思考这件事。她想要知道我到底打算怎么把萨米特做成一所大学预科学校，因为我招收进来的很多学生显然不是上大学的料。那一晚我们谈论到深夜，随后的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谈话依旧没有结果。那一晚的电话是我们合作分裂的开始。
距离正式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真的把学校建起来了，但与此同时，每个人的内心也隐隐有些担忧。归根结底，金伯利并不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考上大学。她认为，想要上大学，学生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如果初二的时候还没达标，他们要么没有天赋，要么缺乏相应的学习态度，这样的人无法在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取得成功。金伯利认为，我们必须想办法只招收那些有能力考上大学的学生，不然学校就注定失败。
听了她的话，我目瞪口呆。那种感觉就像是回到了星期五下午的墨西哥餐厅，我和霍桑高中的老师们坐在一起，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对学生们的期待每天都在下降却无能为力。但这一次，我已经向八十个家庭做出了承诺，我会帮助他们的孩子考上大学。我已经把话说了出去，就必须做到！
学校开学的前一晚，十点钟，金伯利给我和董事会成员每人发了一封邮件。她说，学校“注定会失败”，因为我招收进来一批永远也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孩子，而且他们会影响那些本可以成功的学生。尽管没有明说，但邮件的内容暗示了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来萨米特读书，她不知我们如何做到在处理其他孩子情况的同时满足她孩子的需求。
我非常生气，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并且孤立无援。但同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不能放弃，我这样告诉自己。关乎萨米特未来的战争已经打响，不成功便成仁，我必须要赢。
金伯利的立场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想做件显而易见的好事这么难？无论是某些人还是某些机构，为什么要阻止我们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给他们同等的教育机会，就像他们家长所期望的那样？金伯利只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根本不关心别人的孩子，这难道是对的吗？我后来也遇见过不少有类似想法的人，每一次我都会产生同样的困惑。
所幸，董事会其他人不这么想。因为金伯利的疑虑，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董事会进行了无数次会议和讨论，最终正式确立了萨米特的学校规划和发展方向。金伯利是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他们的孩子周末会一起聚会玩耍，大家都不想去破坏这种关系，但为了这样一所学校——他们的孩子甚至都还没入学，为了我——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女人，为了八十名学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在第一学期甚至依旧不能适应，他们做出了选择。这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认可，也成为过去十六年来不断驱动我的动力。
在董事会做出决定后，金伯利紧接着便辞职了。我母亲经常说：“你或许赢得了一场战役，但你输掉了整个战争。”当我站在那儿阅读金伯利的辞职信时，脑海中不断回荡着她的告诫。
在接下来的一次董事会讨论上，一位成员对我说：“黛安娜，你对于学校社区的设想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比我们现行的要好得多。我能看到那个愿景，它就好像是一辆精致的载人马车，十分完美，每个人都想坐上去。但现实是，我们的学校现在才刚刚起步，它还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它更像是一辆破破烂烂的运货车，看上去并不是很安全，更不适合远行。无论你为大家描绘的未来有多美好，大多数人还是不会冒险让他们的孩子来乘坐一辆破破烂烂的运货车。所以，快把精致的载人马车建起来吧，越快越好。”
我们确实赢得了建立一所梦寐以求的学校的权利，能够在我所热爱的工作领域践行我个人的价值观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一直在寻求这样一个机会，去打造这样一所学校，能够重视和帮助每一个孩子，就像对待我自己的孩子那样。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尽管历经重重困难，但与在未来几个月、几年里将要面对的事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