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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拉能换一所学校，或者换一个老师，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就像很多刚开始当老师的人一样，我注定要经历失败。
洛杉矶霍桑高中（Hawthorne High School）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座监狱，高高的围墙外环绕着三米多高的铁栅栏，一条铁轨从校园的正中央穿过。校园里每天都充斥着暴力和混乱，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个人安全也没有保障。我在那里教了五年书，近乎心灰意冷，我不确定这里是不是还有希望。每个班上有四十名学生，教学楼老旧而肮脏，因为长期人手不足，我全天都在上课，根本没时间休息。上课的第一天，我领到了一令复印纸、一盒2号铅笔和一个袖珍的三环活页笔记本，里面净是些讲义，但是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我的教学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似乎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生活在一个低收入社区，这里很少能够见到健康、快乐且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被划分到霍桑高中的四千名学生当中，有望考上大学和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的人少之又少，也难怪很多人即使住在附近也不想来这里上学，只有极少一部分学生能顺利毕业。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每天都在尝试着去努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学生毕业后需要工作，得学会赚钱的本领，这样人生或许还有希望，他们真的没有别的出路。
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教书，是因为这些孩子和我很相似。我就读的南塔霍高中（South Tahoe High School）位于一座小小的山城，距离大城市霍桑很远，学生仅有一千人。学校的三个校区被森林分隔开来，看上去风景如画，但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雪，非常寒冷。恶劣的天气条件和对旅游业的完全依赖衍生出一种不同类型的低收入社区。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贫穷，只要别和那些来滑雪的有钱人做对比就行。从安全和育人两方面来看，两所高中相差无几，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校园霸凌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几乎不去学校的公共浴室，因为那里不但拥挤，还经常有人抽烟，非常危险。储物柜是唯一属于我的自留地，但总会有人蓄意破坏它。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卧底缉毒警官在学校瓦解了一个贩毒团伙。每个年级只有一个实验班，名额是有限的。
我在霍桑任教时常常想起南塔霍高中。作为一名高中生，我的确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却没有时间深思，我只想赶紧毕业逃离这个城市，去过体面的生活。我选择来霍桑高中教书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和这里的学生产生共鸣，尽管学校条件很差，周遭环境也很恶劣，但我总想着可以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的孩子找到一条出路。我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我的学生、我的教室和我辛勤的同事。工作日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一整天都在用心教书，还要监督学生的课余活动，晚上则用来做计划和批改作业。周末我会去参加一些课程和讲习班，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培训别人。我不断地去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帮助我的学生。
周五下午，在完成了艰难而又漫长的一周工作后，老师们会聚在一家墨西哥餐厅里聊天。有时候其他高中的老师也会加入我们，我逐渐发觉我们的话题里总是有一些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仿佛是战区工作者一样，对话中充满了“前线”、“战争”和“短兵相接”这种词汇。这种感觉非常真实，甚至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把管理者形容成“敌人”。后来，我深感羞愧，就不再这样说了。这是不对的。高中是我们将孩子培养成人的地方，在“战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而那些格外关心孩子的老师又为何对自己每天面临的这种可怕处境无动于衷呢？
或许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大家对学生的期望每周都在下降。从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大学，到希望他们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再到掌握基本的读写技能（比如写一篇简单的三段体文章），最终，我们只祈祷他们可以生存下去。
当老师的第五个年头，我结婚了。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我的家庭，我自己孩子的未来。斯考特想要搬回加州北部，那里离家人比较近。我们一边梦想着以后的生活，一边开始做规划，我第一次大声说出了我考虑已久的事：“我们搬过去之后，或许我会尝试做点别的事，我不想再教书了。”
斯考特有些疑惑地问我：“什么意思？你那么热爱教书，为什么不教了？”
我停顿了一下，没有直接说明原因。我并没有告诉过他太多学校里的事，他会担心我的安全。我经常一脸绝望地回到家，因为我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学生意外怀孕或是进了监狱，这些他都看在眼里。“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我对他说。
人们对我的学生评头论足时，我会变得非常敏感，斯考特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仔细斟酌后问道：“换一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怎么样？比如，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的那种？在你彻底放弃教书之前，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点了点头，但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好。
5月的时候，斯考特已经搬去了我们的新家，并找到了工作。我在霍桑最后一个学年的教学生涯也接近尾声，一个月之内我也会搬过去。我仍未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教书。而随后，一切都变了。
熬过了特别令人沮丧的一天之后，我走进房间，听到电话响了。是我母亲打来的，说她有我父亲的消息，我顿时预感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他们在很多年前离了婚，父亲再婚后搬去了新墨西哥。我很多年都没同他讲过话。听着母亲的讲述，我慢慢地滑坐在了地板上。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劳拉死了。劳拉是我的继母，比我大五岁，高中辍学，在一次同我父亲的争吵中被他杀了。
接下来的几个瞬间是我一生中最为羞愧难当的。当我试图消化这个消息时，最先浮现出来的想法和感受是那么真实而不堪——我不希望自己变成那样。尽管很震惊，但坦白讲我并不意外。父亲那种无法控制的愤怒我已经司空见惯。我如释重负——现在大家都该明白我是怎么长大的了。我厌恶自己，竟然会产生这种念头。我很快挂断了电话。
劳拉的人生不该以这种方式终结。她出身于康涅狄格州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有漂亮的房子、相爱的父母和非常优秀的哥哥姐姐。但出于一些原因，她在学校过得并不好。我和她接触的时间很短，她也没有透露太多事，只是告诉我，她在学校毫无归属感，她觉得校园生活既愚蠢又无聊，学的东西完全没用。于是，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选择辍学，搬去加州想寻求更加有意义的生活。只可惜，她在找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之前，就遇到了我父亲。
我不知不觉在房间里踱起了步，心里想着， 如果劳拉能换一所学校，或者换一个老师，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我猛然意识到，我根本不能放弃我的工作。
在湾区的山景高中（Mountain View High School），我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我希望在这里不会遇到霍桑高中的那些问题。学校共有一千六百名学生，民族多，人种多样，学生的家庭背景也不尽相同。我想要成为一名更有用的老师，不单单是帮助一个两个孩子，而是能照顾到所有的学生。我需要一所学校来支持我实现这个目标，哪怕机会渺茫。
山景高中的校园是开放式的，午餐时间孩子们来来往往，徒步穿过附近的街区，或者骑车，也有坐私家车的。他们从容地穿梭于各个班级，课间的时候会在草坪上放松一会儿。学校的大型军乐队令人印象深刻，校内提供多种体育运动项目和活动，当然，这里同样也少不了青少年的烦恼。你一定在电影中看到过这些“典型的”美国高中场景，山景高中给你的第一印象正如《早餐俱乐部》（ The Breakfast Club ）、《歌舞青春》（ High School Musical ）和《红粉佳人》（ Pretty in Pink ）中所展现的那样。
就山景高中的工作而言，很多方面都是不错的。初来乍到，我工作得还算顺利，课间没有人打架，洗手间也很干净，能正常使用。班上的学生大致在二十五人到三十人不等，我可以在复印室进行彩印，这感觉真的挺奢侈的。和霍桑不同的是，这个地方很安全，不用一整天都神经紧绷，生怕自己受到伤害。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两所高中能提供给学生的机会，实际上大同小异。
即便山景高中的考试成绩和学术声望要高不少，实验班和预科班仍旧是给少数人打造的。学校的宣传册声称90%以上的毕业生都考上了大学，但我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个统计的基数是在高中四年级的秋季学期自己汇报有上大学意愿的学生。事实上，仅有大约40%的毕业生完成了申请四年制大学所需的指定课业。 大部分学生对上大学毫无准备，尽管他们在高中入学时都有这个计划。
作为一名老师，我并不认为我有能力去改变这些事情，但显然这是需要改变的，因为它直接决定学生未来成功与否。在我看来，只有学校的管理者才有能力做出这些改变，因此我决定成为其中的一员。于是，我进入斯坦福教育研究生院学习，同时成为山景高中的见习副校长。我不想再放弃，也不想变得自满，我决定尽我所能做最好的校长。
我想把学到的东西全部用于实践，但书里提到的那些充满想象力和理想化的制度、学校和教室看起来简单，真正实现起来绝非易事，尤其是当人们不再把我当老师的时候。有一天，当我走进教职员办公室，一群老师带头要求我把办公桌搬出去。他们解释说，尽管我现在还兼任教学任务，但已经是管理层的一员了，他们不想让我偷听他们的谈话内容。我当时就崩溃了。我之所以选择去当校长，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师，而他们却把我当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为了切实地帮助他们，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一切现在看起来不仅没有必要，也无人认可。
一年的见习期结束后，我正式成为副校长。在我担任这一职务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学校的主管负责人召集所有管理者开了一个会。我是这群人里最年轻的，还是个新面孔，显然大家希望我当个听众就好，不需要发表意见。那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家长对学区内一些变化的担忧，负责人要我们商讨对策。那一刻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们可以召开一次市民集会，向他们解释为何要做出这些改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好，理由非常充分。家长可能不了解这些，借此机会，我们正好可以做个说明。”
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负责人毫不犹豫地否决：“这主意蠢透了！”讨论继续进行。老员工们暗自发笑，他们的脸上浮现出那种早知如此的神情，显然，只有我还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我很窘迫，也很生气。让家长参与进来，与他们共同努力，为什么是愚蠢的想法？难道学校和家长的目标不是一致的吗？
几天之后，负责人邀请我吃午饭，并向我道歉。我们在一家三明治店坐下来之后，他向我解释了原因。他说自己就快退休了，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也觉得沮丧，并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尝试新的方法了。“如果我还年轻，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我会做点不一样的事。但整个系统已经坏掉了，不可能为孩子们提供未来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他咬了一口三明治，若有所思地嚼了两下，又说：“如果能够重来，我会从零做起。”
秋天很快就来了，这天我像往常一样，早上六点钟就开车出门，学校距离我家不远，我到的时候校园里非常安静，天还没亮。我很喜欢这样，因为早上这段时间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为崭新的一天做好准备，工作一旦开始，就很难再停下来。我原本计划在去学校的路上顺便办点事，但早间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开进了学校的停车场。我冲进办公室，翻出了我还留着的一台小型卡带收音机，插上电源。我一边调频道一边打电话给斯考特，那会儿他刚冲完澡。“赶紧开电视，好像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之后的一个小时，我们怀着震惊和恐惧的心情听完了新闻的内容：双子塔倒塌了。那一天是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
那晚，我和斯考特蜷缩在沙发上，眼睁睁地看到了我们对于自身安全的幻象是如何破灭的。大家都在想办法应对这场可怕的悲剧，而我们也必须弄清楚这件事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去了趟药店，在家做了个检测，然后发现我怀孕了。我即将把我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带到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本该是个令人欢欣的时刻，可是当我把怀里的小狗想象成自己的孩子时，一种无力感悄然涌上心头，我自知无法保护他，我到底该怎么做。
美国的反恐战争打响了，我腹中的胎儿也在一天天长大。我会关掉晚间新闻，直接上床睡觉，心里想着明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经常会问我是不是筑巢的本能起了作用，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倒真是希望能有那么一个神奇的瞬间，就像雌鸟一样，我突然就知道了该如何做一个母亲，然后付诸行动。显然我需要为我的孩子做些准备，但到底该从哪里开始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因为我无法想象未来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孕期的九个月过得飞快。或许我该集中注意力想想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天自己该做些什么，又或许我该跳过这个部分，直接考虑几年后该如何给他收拾烂摊子。在我试图寻求帮助的时候，经常得到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建议。显然，我的每一个决定，包括每顿饭吃的东西，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但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我依旧一头雾水。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怀孕的朋友一起吃饭，当几个人就菜单上提供的鱼类菜品到底是否适合孕期食用争论不休的时候，事情的复杂和令人困惑的程度立刻凸显出来。我什么都没说，我发现我所知道的知识不及这些怀孕女人的一半。我可能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即使我的孩子还未出生。
于是，我发誓要做得更好。我的工作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忙，而到了周末，我们便开始了近乎无休止的房屋装修改造工程。我想，这多半就是所谓的“筑巢”本能吧，我决定在某些我确定会对孩子的人生有价值的事情上更深入钻研。顺理成章地，我选择了教育。
为了买一栋学区房，我们花了不少积蓄。我向邻里打听，自己也做了些调查，我发现如果我想把孩子送进每天开车经过的那间幼儿园，我必须整晚等在外面排队，这样才有可能锁定一个珍贵的名额。住在附近的妈妈们告诉我，想要确保孩子在上小学时分配到好老师所带的班级，我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筹款委员会做志愿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在校长那里说上话。想要加入“正确的”游戏小组和音乐班，需要使用各种技巧和方法。所有的信息都是私底下分享的，仿佛某种秘密俱乐部。因为名额有限，每个人都想要打破头去争取。
晚饭的时候，我终于崩溃地大哭起来。一开始，斯考特以为是我体内激素的变化导致的问题，但他很快发现，我更像是在释放近来所有那些故事和建议带给我的压力。
“这太疯狂了，”我说，“父母都想望子成龙。而我希望我所有的学生都能成功。如果孩子失败了，对谁会有好处呢？可为什么一定要分个胜负？”
此时，三十多公里外的波托拉山谷（Portola Valley），一位名叫克里斯·布亚（Chris Buja）的父亲和我想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