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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江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化进程的程序与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无疑是最核心与最重要的机制。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世界主要是一个城市的时代。与现代世界相比，城市群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态建构的意义上，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这是研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传统江南地区在当代之所以备受关注，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城市群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61年他发表了《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概念。城市群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最值得关注的是，戈特曼1976年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认为世界上已有6个大都市带：一是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二是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三是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四是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五是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六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他还特意强调这是一个研究比较少的大都市区。
此后，以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为核心，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其中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实际上，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以作为成熟形态的明清江南城市为例，从工商业的角度看，在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10个，这一数量占当时全国的一半。
从城市文化繁荣的角度看，“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1595年，利玛窦到达南京，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卷）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南京称为‘全中国最大最名贵、差不多是全国中心点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线索，如1980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可追溯到明清时期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而1990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古代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根源。
与古代江南在地理上不断发生变化一样，当代长三角城市群在内涵上也处于持续的变动与建构过程中，这是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化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重要论题。与地理学上的长江三角洲不同，当代语境中的长三角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概念。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主要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至1983年1月，姚依林副总理在《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初步设想》中指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范围可先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以后再根据需要逐步扩大。至1986年，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扩大到“五省一市”，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这个概念一直使用到1990年代初，最终由于经济区内一体化发展的矛盾、分歧过多而归于沉寂。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城市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上海1993年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构想，使长三角逐渐由一个经济区概念演化为城市群概念。其标志是1992年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推出的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成为199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新长三角经济区范围由此得到明确，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在之后一段时间内，这个长三角经济区只有局部修改和扩充，如1996年地级市泰州的设置，使长三角城市群扩展到15个城市。
2003年8月台州市进入长三角经济区
，又使长三角城市群扩展到16个城市。此后，以16个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框架一直保持稳定，并得到普遍的认可。对此作进一步的还原就不难发现，它的核心仍是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在当下，对长三角概念的最大冲击与挑战，系由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而起。该文件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26个城市，主要是加进了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
这在使长三角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使以16个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概念面临解构的挑战。对此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指导意见》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如同古代江南可以“溢出”“外延”到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一样，对苏北五市与浙西南四市也可作类似的解释。其次，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新加入的城市主要是一种附属角色，而不可能影响16个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主体地位。由此可知，以中国历史上“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正是在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正如古人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在内的江南诗性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联系更加密切的经济共同体，承担着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光荣使命，而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不仅在历史上直接铸造了古代江南地区的繁荣和辉煌，还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