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的江南文化范畴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解释，至今已有160多种，一些主要说法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明显。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这种多元现状，是影响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见的表述是“一分为三”，即从文化小传统的角度将之划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们中的每一部分，同时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研究绝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一旦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本质。但在某种意义上，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与我们前面在界定江南范围时相似，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南文化的困难，首先也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框架。这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运用语言去描述和表现主观体验、解读与建构对象的存在，由于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工具进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个对象自身的存在把它阐释出来，使之进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所使用的代码、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江南文化的界定、言说不可胜数，而且由于观察角度与价值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与矛盾也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阐释与矛盾，可以说都是由于对话语、语境与主体的‘合法性’的追问付之阙如造成的” 。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的建构，可从原始发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境”。它根源于我们熟悉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由于黄河文化叙事的核心是“政治—伦理”原则，而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所以，以前者为文化语境解读后者，结果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或适得其反。如古代道学家一讲到江南民风便嗤之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说也主要以江南的苏、杭作为发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的真实精神与感性形象，也相当严重地干扰了人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江南文化在发生过程中确系黄河文明传播而来，以黄河文化语境研究与阐释江南文化，自然无可非议。但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考古的大量新发现，“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单一中心的论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考古证明，早在史前时代，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就已经存在，其主要证据如下：

第一，早自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其发达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中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比如说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

第三，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实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至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人意料。20世纪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轰动海内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矿。还有线索表示，有的原料或许出于云南（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五，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已有一些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物品从东南亚运到殷墟，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伸展至遥远的南方。

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摇篮。也可以说，只有首先解构了黄河文化语境在江南文化研究中的合法性，才能为真正的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南北文化比较提供一种可靠的语境。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文化，在广义上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外。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寻找。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同时江南也更是诗与艺术的一个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却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众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需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但在儒家文化主流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伦理本体）与“色”（感性存在），可见它们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和平共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经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全，因而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SE0IisWmk0BNvcojCQdQ6fkbiJNcqdgkXnog9v0fnJ1+mX3T3jq16auTbM73EP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