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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区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沿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首先需要找到一种进行正确界定的理论方法，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历史文献考证、方言调查、人口迁移或其他实证途径去解决，这是因为具体的实证研究从本性上就是“多”，同时由于“婆有婆理，公有公理”的原因，因而很难达到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一”。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我们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等社会资源大量南移，江南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却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代。就国内而言，明代的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今上海）、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均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城市。就全球而言，“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中国6个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4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
。由此可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地区不仅远远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因而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我们就可以把明清时期的江南看作是江南地区在古代世界的成熟形态，而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与认同也应以此为基本前提与对象。就此而言，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是最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今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
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邻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这个地域范围，与凌介禧所说的太湖水系范围完全一致：南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北以扬子江为界，西南天目绵亘广宣诸山为界，东临大海。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界线，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其内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则不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
这“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因而在自然与经济方面，内部联系极为紧密。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实际上，严格地说，应当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荆溪，西南是苕溪。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西部的宁、镇、常、湖、杭五府，与东部苏、松、嘉三府联系了起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三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的入海河流。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当然，中小河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而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为完备。另外，应天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于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这说明“八府一州”确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
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同时，这一界定也与江南概念的历史演化相符合。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在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内涵比较突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意思“‘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
。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
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区域的核心区，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的结果。瑕不掩瑜，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南区域界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