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 故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最为典型的劳作就是耕种与纺织,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吃饭和穿衣的基本需求。太湖流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这里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河湖纵横密布,加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很适合野生稻的生长和繁衍。考古发现证实,早在6000~7000年前,江浙地区就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河姆渡遗址中所发现的稻谷实物,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稻谷实物,而且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栽培稻。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地区的农业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宋代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有“衣被天下”之称的松江地区在元代以前没有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棉纺织技术也非常落后,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笔者注)。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 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家乡后,改进捍、弹、纺、织之具,生产技术迅速发展,松江府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竟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越了闽广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逐步成为全国性的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到了明清时期,“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 ,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原来的农业经济转变为手工业经济。
不仅如此,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还影响了上海地区的文化人格。陈勤建指出:“与传统的家用的‘男耕女织’不同的是,原松江七县一府的现上海市地区,明末清初的女织已脱离‘自给自足’状态,而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流通商品,从而也改变了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的地位,并影响到恋爱婚姻的状况。女性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全国闻名的上海男人和女人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所具有的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人格,就是那个时期这种生产生活定下的基调。”
中国的丝织品出口历史源远流长,生丝出口却是16、17世纪以来才发生的事情,“湖丝”是出口生丝的主要来源。明万历年间,南浔七里村的村民改良蚕种,生产出以“细、圆、匀、坚”著称的“七里丝”,《涌幢小品》中记载:“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段,紫光可鉴。” 鉴于七里丝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江浙很多地区所产的丝都冠以“七里丝”的名头,以至于1844—1847年里上海口岸输出生丝中七里丝占了55.1%,1844年清政府送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诞辰庆典礼物也是七里丝。
生丝出口贸易如此红火,不仅造就了一批富商,还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蚕桑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例如起源于宋代的含山轧蚕花庙会,历明清而益盛;时间分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从开始到结束,要闹上10多天。庙会上群体性的祀神、娱神兼及娱人的活动可谓丰富多彩。以含山轧蚕花庙会为代表的浙江桐乡蚕桑习俗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一起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也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