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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文治
小说越来越难写难读了。
人们抛出太多的理由嘲讽先锋小说的“难产症”，大出血后的虚脱，以及这些“审美畸变”的产儿有碍观瞻。即使能接受先锋小说的知识阶层也由于“贫穷难耐凄凉”，开始热衷于下海捞取价值，而将对纯艺术的执着调侃为堂吉诃德式的不通世变。在此大气候下，纯文学跌入了内外困境：表现力的衰减和读者群的锐减。好在纯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孤独的内心求索和对存在的探究，从来就有。现在也不缺一批朝圣者以宗教般的情绪为之献身。他们是纯文学的选民，是奔驰或蹒跚在心灵战场上的猛士与沉思者，他们共同构成了跨越时间栅栏的精神风景，将各自奇特的造型投向将来的岁月。但同时我们也无法摆脱现代文明辉煌表象投下的另一重巨大阴影：艺术精神在高科技、密信息和超级市场的膨胀挤压下确凿呈现了萎缩痉挛的总体态势。作为最具包容量和生命扩张力的艺术形式的小说确实也走进了它关津重叠的迷途。突出的是，小说作者面临前人积攒的大量主题和技巧而要掘拓一条个性化的蹊径不亚于“百步九折萦岩峦”。其中的先锋作家使出浑身解数折腾自己的灵魂，而书斋之外，一派声势赫然，各施“杀手锏”的围攻早已摆开方阵，预算着他们的闪错和疲软。
来自对他们的普遍指责是，他们步了西方现代派的后尘，在美学文本和艺术方法上，脱离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负载着现代心理畸变为其根本美学形态和审美追求。这些蔚为壮观的指教可归纳为一个简单推理：因为有了西方现代派，才有中国的先锋作家，后者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头足倒置的 假借世界 。此种类比放在这个开放交流的时代似乎获得了充足理由律。但究其立论基座，是将传统视为链状延续体将民族性视为只能有条件的限度吸取外来营养的，不能从内借助外力发生裂变的稳定质核，将现实主义规定为一套不可超越的经典准则。据此，中国文学传统和民族审美品格在现实范畴内根本不可能自然生产出“先锋小说”，只因为移植了西方的“劣种”，才生育出中国的“变种”。——这就是他们隐含的固执结论。
若仅将部分对西方现代派刻意模仿的“伪现代派”文本作为上述结论的佐证，那它无疑是一柄剔除文学病毒的“手术刀”。但是，仍有不少青年作家惨淡经营的文本是他们内心表达的强烈需要，他们显然不是出于追新逐洋而写作，而是真诚记录了在纷繁芜杂、悲凉频袭的时代，国人精神日趋博奥的显隐状态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尽管探索呈现了色调暧昧、指向混沌、距离失度、意义消解的前卫姿态，但人们对他们的误解远多于理解；甚而，有人根本不承认他们捕捉住了飘游在整个人类精神疆域中不可祛除的诸种复调情结和深邃难解的人性冲突。
我认为，只要是在民主文明的现代环境中，就有可能诞生艺术上的现代派。“现代派”绝非某种阶级的挽歌和狂想曲，也非一个严格的文学史上的流派概念；它因为常常获得新的滋补而不断扩展绵延，它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艺术家用他们生命的“喷泉”，辉煌多彩地折射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把握。因此，它也是一个流动常新的活泼心智的表现过程，而非一种静态的故步自封的凝滞物。这一切恰好证明了先锋文学能和纷呈闪烁的时代精神联袂畅游又可保持其独到的自由灵活。同时，先锋小说更迫切需要一个宽容大度，懂得幽默和微笑，懂得理解和分析的接受环境。如若因杂糅了部分瞎凑热闹之作就一律冠之为西方现代主义阴影下的中国变形投影，那么，上述指责就变成了“黑旋风”手中的大板斧——瞅见活的就宰。
真有深度的现代批评必定会在精确分析的前提下，以庄重的理论风度客观地阐释文本中的实在内涵。我曾仔细考察了一个时期以来对先锋小说的林林总总的评述，发现了一个评论的热点和盲点：这些批评在驱动抽象的理论语言和形象的责骂言语时，显得“精于此道，不亦乐乎”；而一旦要进入文本进行精细的分析就“虚晃一枪，带马便走”。于此一来，就产生了第二个更为热闹的指责：先锋小说的文本酝涵混沌、歧义过多、障碍过多，导致了意义的消解，充满了一堆堆毫不相干、杂乱无章的怪异梦境和幻境。这是以文字游戏耍弄见多识广的读者上帝。因此，“上帝”有一种被调弄的愤怒，愤怒之后就是鄙夷，鄙夷之余就是厌弃。
格非是在新潮退落、市场涨潮的困境里，仍能坚守自己独特的美学一隅的充满灵智的标准的“先锋派”。他的《唿哨》发表在九〇年的《时代文学》上，被九一年首期的《小说月报》所选载，在九二年岁末又被选入陈骏涛主编的“跨世纪”文丛的第一辑。但是，很少有人论及这篇小说的潜在意义。我将其作为先锋小说的一个成功例子来解析，是提醒热爱艺术的人们，在耳畔充满“喧哗和骚动”的时候，别忘了唤醒自己对美文和生命之音的敏感。格非是以《唿哨》在完成这种提示，它传达出作家心灵中既合诗意又反诗意的意味隽永的呐喊。我们可选取不同角度来倾听这尖厉、凄凉、哀婉，令人猝不可防，又伴随松涛啸鸣的“唿哨”声。
《唿哨》试图唤醒人们消解对先锋小说的误读，它的潜在魅力也就在于激起欣赏者的审美反响。
误读有三：
误读其一，不少学者用他们的比较批评分析道：先锋小说是以摒弃传统美学品格和民族艺术个性为代价的，它的美学价值构建的基点、质点和焦点与西方现代派横向“联姻”。这些分析不愿或不屑从技术角度来探究先锋文本中民族性、现代性、欧化性和超时空性混杂一体的多层内涵和多重指向，这样也就不能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诸因关联中展示它生成的大文化背景、民族性的承接和嬗变、对异域营养的择录和延揽。有人直接省事地将格非和法国实验小说家作类比，而闭口不谈他文本中极端清纯的民族美学隐义和旨趣。
我们将《唿哨》纳入本土语境中也可颇有韵味地解读它。
《唿哨》有诗的韵味，它承揽着古典玄化的山水诗的脉流——在对未知世界的冥想中展示智慧和意绪。同时《唿哨》有画的意境，它绘入了日常存在的图影中恍惚走神的光色游魂，这并不像达利的《无穷的谜》一般在怪诞的变形中显示隐匿形象的本体价值，而让我们想起图画里墨分五色的瞬间写意及隐喻世界的模糊区域，空灵境界。我们不用预定的外来框架来规定《唿哨》，就可发现文本中浸透在语符结构里的象外之象、言外之言含有丰富的民族沉淀物。它展示了国人日常生活的暧昧和“灵魂栖息的家园”之幽默，这不是在张扬和玩赏民族精神的负面效应和残秽展览，而是借一个耄耋老人沉浸在心河里的玄想去勾勒一切生活所包容的那个巨大荒谬而难猜破的寓言。沿着老人的视点可以切开一段照射内宇宙的透视光路，从而检测人类灵魂深处飘浮的宿命幽灵。在此，文本将民族精神领域最模糊的积淀融化在人性普遍的迷惘中，从而捕获了生活意绪迷宫里幻化种种的原生真实。
我们不难发现文本中沉洇了王维晚年的玄诗意境和禅悟心源，但最终格非又用现代生命哲学化解了传统玄诗的浑融完整，捧出了一大把由“怀疑精灵”的激光分裂出来和意念碎片。这样，文本构图里那填满了国民化的道、情趣和生活场景，如围棋、国画、古诗稿、紫砂陶壶，对弈品茶、静坐清淡以及暮春的乡村景致；同时也充溢着真实世界中偶发的、不可推论、无法驾驭的多种让人倍生荒谬苦恼感的细节，诸如在女人裤管中消失的硬壳虫之类。——它们由孙登老人来感受，与古诗的圆融意境形成了某种反差对比，导致了孙登视野中的古诗变得残缺不全：
木木芙蓉花
山中……
……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该诗正是王维《辋川集》里被胡应麟在其《诗薮》中誉为“入禅”之作的《辛夷坞》。胡氏悟道：“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而小说文本里的景色氛围，游离于现实和梦幻间的情调，浸渍在语流中的幽远感喟及各守心灵的孤独，无不让我们想起王摩诘诗里景境情境心境涵混为空为寂为灭的艺术旨趣。孙登和阮籍追求的也即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悟生命的静默以及“无可无不可”的萧散优游的道家气度。格非的成功不在于他将孙登、阮籍再造成“诗佛”，而是写出了他们清幽里的迷惘，难与外物他人融汇的尴尬，潜伏于语言行为背后纵而难逝的躁动和无奈，由此完成了对国人渴望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禅宗状态的瓦解，继之是现代人焦虑失态的存在境况的生成。
对先锋小说的第一个误读就很难这样阐释文本中融入的民族文化心理在现代的承接和度调。
误读其二，人们习惯了对先锋小说作简化抽象的释义，沉湎于初步的感官印象之中，充塞了司空见惯因而丧失形容原性的形容词，发展成不加节制的泛情主义。人们送给先锋小说的“形容大帽”可罗列出数十顶：主题弥散、背景朦胧、意象怪谲、情态迷离、形式荒诞、态度浮躁、根底浅薄、指向模糊、激情匮乏、人物虚浮……总之，在这片经典的语言废墟上，什么也不缺，但最终什么也说不明。
面对文本的迷宫，批评者除了靠硬技术破译语言、解析结构，通过形式分析令人信服地引出结论，此外，别无选择。先锋文本又特别地诡秘，技术层面的结构解剖尤为重要。
《唿哨》中不同的情感空间并列，不同质的因素相杂，结构十分驳杂，限于篇幅，仅对文本构图的奇妙对应略作分析。构图无疑是文本中很重要的形式原型，它能借助在视角中巧妙组合的意象群落来展现过程中隐含的奥秘。
老人孙登处于构图中接纳筛选感受并凝聚图式的位置，他陷在一张变形的藤椅中，“守望着流转的光阴”，面前摆着围棋和诗稿；一位缺少背景的诗人阮籍（请注意他和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名诗人阮籍姓名相对应）和他清谈一大批支离破碎的话题：远逝的青春，腐朽的诺言，名实的艰难吻合，不可实现的等待，不堪回忆的女人……一位更加暧昧的女人和孙登进行着一场没完没了，也不急于完了的棋局。
奇特的是，墙上挂有一幅“最大风格就在于没有风格”的国画：一个神不守舍的女人和一个犹豫不决的男人正在对弈。于是“孙登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和女人的对弈正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图式和画上的情景构成了对应，这种荒唐的对应把孙登恍惚的神智带到了意念行将终止的边缘：在阳光明媚的正午，会不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匆匆将门庭内的一切绘入一幅画中？”
这种结构主义的处理带来了对存在的疑问：人能否挣脱意念的牢笼，摆脱生存的近似，识破荒诞的风景？能否从流转的光阴中挣扎而出，求得某种不朽？面对诸多疑问，语言成了自身的困境，借助语言思考的人类只能接近而不可达到隐匿于词语背后的隐喻世界。同时意志和具象的二难矛盾又将人类推入了貌合神离的恍兮惚兮之境，从而生发出追引读者进入文本不断完善释义的永恒魅力。尽管释义最终难以完美地终止，但它远比简化抽象的“形容词型的批评”富有心智的韵味，同时，也才符合先锋文本的实际。
误读其三，人们认为先锋小说丧失了作家对现实的独到的审美感受和价值判断，从而模糊沦陷了自身的艺术个性的价值观。
这个指责对格非威胁不大，因为格非有一种美文学的自觉和执着。他纤细入微地审识物象和意象的能力让人赞叹，他还善于使内心隐秘的情感和一些特定的事物相关联，从而构建了独特的个体与宇宙在知觉和感性上的审美新关系，振兴了知觉和悟性的丰富细腻性，扩大了一个充分主观情绪化了的物象世界。这个物象世界并非总以情感的零度介入而显示出来，作者不少机智的插入负责引导读者参与审美过程。这样，格非就明显带有国产名士机智的谈锋化解灾难荒诞的儒雅遗风。
在先锋小说中寻觅作者的价值判断的确很难，所见无非是“虚无”的游魂在文本中到处飘荡。由此，人们抨击先锋小说的反价值反社会反民族反读者，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我们无意袒护先锋小说对空寂终极的偏好，但对空寂的恰当描述也能获得实在的美感。就像王维的《鹿柴》等诗虽云一个“空”字，却是一件绝妙的艺术精品。同理，先锋小说也会因其对无意义的描述而在探索过程中获得某种意味深长的意义。根本原因是由于审美主体的介入而 化无为美 。先锋作家保持了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冷静观照，抽空了纷扰世相的浮浅具象和暂时意义，以求获得一种形而上学虚化洒脱。虚化并非极度的无，它是对伪装充盈自足的反叛，是空灵智慧对脱俗之美的痴迷。对格非而言，他文本的最后意图并非完成对虚无的阐述，他的意绪空间涂满了淡到极处也浓到极处的忧郁，这不可排遣的情愫不是影射存在虚无，而是暗示世界难解。
格非一如既往地用极美的文字苦心营构连绵不止的迷离恍惚的情境，从而将读者牵入极易迷失的物象意象之河。尽管现象世界的光色魔方和情绪片段的负载容量在某点某面上可知可感，但它们整体联成词语的大河时，却无法猜破，从而包容了存在的复杂性。有人想一劳永逸地透视文本中的“五彩障”，但最终他会发现自己迷失得更远；也有人因无法作理性十足的辨识就嘲讽作者故弄玄虚。这两种解读都偏离了作者的初衷。作者在邀请你进入一个审美的过程，在过程中“陷入一个意义变化无穷，方向莫测、时隐时现，随时发生问题的世界之中”（罗布·格里耶语）。这要求读者以开放灵活的态度投入智慧，参与到他所阅读的文本中去。这才有可能在整体上获得从现象世界到隐喻世界的美感和灵悟。
以上三种误读都由于读者不能放弃以为先锋小说是在外来的预定模态里衍生虚无的阅读经验而产生，而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种种貌似深沉尖锐的批评必然会导致批评的倾斜和崩塌。——这是当代文学的双重悲剧。
《唿哨》企望穿透流转的光阴，飘逝的意绪和日常的空洞，从而唤醒人们在巨大阴郁的存在幻景面前，保持着反诗意的敏感。
《唿哨》在此背景中如此尖厉、凄凉、哀婉地响起，暗示了由生命底气吹奏出来的呐喊，是对沉闷荒谬的整体氛围的颠破。
尽管格非将小说场景安置在生命张扬的暮春，但所有生命都在浸散中虚费：老人陷在藤椅里等待戈多，他女儿机械地剥着毛豆，行人恍恍惚惚犹如梦游，渔夫、养蜂人倦慵地或劳作或休息，连玩耍的小孩也毫无生气，甚至春的天使——燕子也落落寡欢。整个场景的气氛僵化而低沉，毫无实质性目的和意义，更没有生命庄严的演出。
在此氛围中，姓阮的诗人用了一个不见本体的唐突比喻：“就像打了一个唿哨……你找不到什么意义。”本体为何？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何在？这些隐义永远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诗人是凭神经质的敏感把握它的。这也许是诗人对目前沉闷的抗议，但抗议不是借诗人的专长——偃仰啸诗来振聋发聩，而是用撮口而呼的粗鲁形式。也许后者更直率、更能宣泄情绪，更有惊破沉郁的能量。当它在晴朗的苍穹下响起之时，我们久倦沉醉的灵魂也起了一阵战栗，连虚静安详的孙登也打了一个冷战，下意识将拇指和食指悄悄伸进嘴里，但孙登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暗示了守静抱虚的等待会瓦解行动的勇气，在绵延的郁闷里甚至连人大声疾呼的器官也会退化。这是一幕静悄悄发生而却早已定型的平淡的生命悲歌：因其平淡，而有着普遍性；因其是普遍的平淡，而具很强的悲音，撼动着敏感的心弦。
文本末尾，格非冷静操作着让诗人死了，但“唿哨”声并未归入沉寂，它“穿透时间的屏障，一直绵延至今，沉入另一个活着的人易醒的睡梦中”。它也许像诗人悲天悯人的恸哭，来打断活着的我们的缥缥缈缈的梦呓，来惊破庸常岁月里的空洞的虚影……若这种解读可以被接纳，那么《唿哨》就潜注了一股催人自省自警的反诗意的强音，唤醒我们别被生存的幻景淹没，别被时间的狂流卷走，多做生的沉思和行动。——这绝非“无意义”的虚空所能涵盖，是先锋小说能和鼓吹奋进的时代精神相通的一脉。
《唿哨》唤醒着站在时代前列的作家对小说文本的理想形式不倦探求，但它自身的曲折的操作造成了变调的涩音。
《唿哨》这种由意象群落衔接而成的结构主义的文本，其写作的艰难远甚于传统小说的驾轻就熟。格非是把小说当成诗来写的，在小说作家作品研究不露声色的空灵里显示出惨淡经营。
他的系列文本进行着类似克洛德·西蒙的困难试验：“小说不是时间概念上的故事，而是从某一点、从一个图像出发，由这个图像引起的插曲所构成的无主题故事。我从这一点出发，从这一点返回，再往前走去。作家举步艰难，却又是原地踏步。他永远无法达到他追求的理想形式——小说”。
这样，作家成了自己文本的“造物主”，他渴求着完美，但完美存在于人类创造潜能的极限边缘，它是一种理想，一种可以接近而不可达到的理想，它诱惑着作家强烈的探索欲望，犹如天国的幻影诱惑着圣徒。格非在为之努力的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总乐谱上写出了数个破坏理想形式的变调符号。
其一，过多插入的机智评述打乱了叙述的正常脉理。也许作家有太多的智慧要放入文本，这与文本的短篇容量发生了冲突，由于格非未能忍痛割智，形成了凸现参差的机智肿瘤。
其次，自然段落的跳跃过于错杂，需要纯技术的多次衔接。这势必让一般读者因不明趋向而放弃对文本的继续阅读。衔接处的恰当是对作家结构才能的更高要求。
再者，人称的更换过于让人眼花缭乱。人称的多变和符号化当然是先锋小说的带有目的性的创造：迫使读者聚精会神去识别人物，去掌握他们的内在标志。问题是，这些人为的栅栏的密度和高度超出了我们理解的限度，挡住了我们深入构图核心，进入人物内心的视线。
这一切形式冒险的闪错伴随作家对理想形式的刻意探求而显得雕肝呕肺，奇崛走极。我们完全理解创新中的极化走向，但我们更希望看到作家的平衡才能在下一个文本中的出色呈演。
我们再回首聆听格非的《唿哨》，是在小说越来越难写难读的时候，是在商品大潮冲荡一切，纯文学只剩下残波漏影的大背景下，若听得入神，听得冷静，不做匆忙的扫描，不扣形容性的“大帽”，或许我们能剥离杂音，听清先锋小说的内韵：先锋小说不是一种狭义的文学流派，它是一种探索；它不提供现成意义，只在探索过程中才逐渐建立自己的意义长廊。凡是力图跟上小说样式不断变化的文本试验，都可冠之为“先锋小说”，这个开放的概念没有国界，它广纳一切绝不保守谨慎的创新。
《唿哨》是格非的诗的悲歌和反诗的呐喊，它激活着我们对流转的光阴、对虚无之美、对受到空洞威胁的生命的感悟。
我们听“唿哨”时悟出了什么？……
原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