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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米
1985年小说观念发生重大突变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一批年轻的新潮小说家开始以现代意识观照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并不断寻求新的语言方式和叙事方式。小说主题不再局限于只具有社会政治及历史化的审美特征，而更致力于追求一种具有现代哲学化的审美特征，即注重揭示和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等本体哲学范畴上的矛盾性和异化主题。刘索拉、徐星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在他们的小说中不再把对象分成具体的代表着善与恶的社会集团，也不再以传统的美学标准把对象分成美和丑的代表式以历史化的价值、尺度来区分成进步势力和落后势力等，而是从哲学的本体论出发把对象分成人和环境、主休和客体，并以现代化的审美方式表现出它们之间的本体的哲学关系，回答“我是什么？”“人是什么？”“白然和环境是什么？”等现代本体哲学所回答的主题，充分体现出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
到80年代末期，中国文坛又出现了格非、余华、苏童等人的“新小说”，以其更神秘化、抽象化、非人格化、形式主义化的反艺术精神将文艺创作带向了一个新的境地。这些小说不再以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为世界观和艺术观，而是以神秘主义，尤其是语言哲学、现象哲学为其思想基础，用绝对反艺术（反传统艺术）的形式来表现既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又与前期现代主义文学相异的主题，如“非人格”主题，博尔赫斯的“迷宫”主题，“黑色幽默”的“自我反讽”主题等等，一时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格非的作品就极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倾向。从《迷舟》（《收获》1987年第6期）到《褐色鸟群》（《钟山》1988年第2期），格非均以奇特的机智，成功地把一个个经验世界从隐蔽的模糊状态推向清晰可感。最近，格非又推出一部新的力作——长篇小说《敌人》。读这一部小说，常常在强烈的故事性中，为一种神秘与恐怖的情绪所笼罩，以至欲读不忍，欲罢不能。然而，这部小说的感染力之深，决不仅仅是恐怖与神秘。除此之外，故事深层的意义，犹如天庭疾驰而过的闪电，将人类精神边缘闪烁不定的情感认识世界照亮了一条缝。
《敌人》在主题性质表现的是有关现代人对于生存困境与生命状态的困厄与无知。格非以12万字的篇幅营构了一个扑朔迷离、迫魂夺魄的故事网。故事以几十年前发生在赵氏家族的一场大火为开端，牵出了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谜：究竟是天意还是有人故意放火要灭了这个家族？小说实际上一直试图找到那个人，以解开谜底；赵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为这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所威胁和扼制，由此引出了“敌人”这一概念。在这个故事网络中，每一个人物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躲避敌人，并在寻找与躲避的过程中各以种种行为方式存在，构成故事的一个点、一条线。那么究竟谁是敌人，抑或说敌人是什么呢？“敌人”原本是一个外在于“自我”的客体概念，即对于个人来说，“敌人”是自身以外的所指。然而，格非在设置“敌人”这一意念并引导读者开掘“敌人”这一意念的过程中，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敌人不仅仅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同时又是自己内在的，是自身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隐形人；人类永远无法逃避“异化”与精神危机，时时、事事、处处都被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所控制，人想摆脱它常常显得盲目和无用。显然，这和某些前现代主义作家的荒诞感不同，后者虽然也描写和批评现代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和践踏，表现为人的异化和精神危机，然而，它仍保留着对主体的信仰，流露出对主体和个性失落的叹息、悲哀和留恋。而在像《敌人》一类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人根本无主体性可言，人的一切都是被规定的，被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力量统治着，被它所摧毁。具体表现为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与秩序、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冲突，以及对这种控制束缚的自发的反抗，而这种冲突与反抗又常常为社会力量所吞噬。
格非突出描写了人的本能冲动与理性、规范的冲突。意识总要压抑本能的冲动，而本能冲动一旦成为难以压抑的驱动力时，往往会出现无法理喻的行为。赵少忠在“敌人”世界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物形象，他作为赵氏家族几十年前那场大火的仅存的目击者，无法摆脱记忆的镣铐，那场大火连同人们对大火起因的推想都一股脑儿地烙入他的心中，成为骚扰他的经验。他是赵氏家族中最清醒也最自觉寻找敌人并逃避敌人的，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焦灼与灵魂的痛苦、恐怖。恐怖的根由来自于敌人的不可知，而痛苦、压抑与焦灼又来自自小熔进血脉的恐怖，这恐怖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轻易地转移或消失。赵少忠作为理性的代表，一直在逃避敌人，逃避不祥的命运安排，因而在赵少忠身上表现出性格中的一种极大的顺应性——顺应环境。他极少与外界接触，避免与外界发生争执，他为一念之差没有让出翠婶给王胡子，而在许多年后仍深悔不已；他放弃了跟翠婶结婚的机会而委曲求全；他终于退让，将毁于那场大火的宅基地卖给了一直在打它主意的三老倌……种种努力都试图以理性化解外敌，而敌人的影子却无声无息地渗透到赵家生活的角角落落，像鬼魂不散。赵少忠身上集中体现了理性意识对本能冲动的压抑、扭曲。在这种强烈的理性意识驱使下，赵少忠一直做着一些与自己意愿截然相反的事，而本能冲动却如章鱼的触须，紧紧缠绕着他、窒息着他，以至它最终丧心病狂地杀了亲生儿子。至此，自小植入他心灵的恐怖感像一颗毒瘤终于爆发，他在自我封闭的寻找敌人、逃避敌人的过程中，自身不自觉地成了赵家败落的帮凶。
与之相反的一个人物是赵少忠的小女儿柳柳，她是一个非理性型的人物形象。她对于自身之外的不可知力量的恐怖，即对秩序的恐怖，不像赵少忠是来自于幼时的经验，而是来自于现在时的非经验的直觉。她凭直觉嗅出空气中的不安全因素；她完全依据直觉行事，而想摆脱经验、理智的束缚。比如跟陌生的外乡人出走，靠种种感应寻找到哥哥赵虎等，她直觉到危险的来临而竭力想逃避危险感的追逐，在她身上更为集中地体现出了本能的对控制与束缚的反抗和这种反抗的无力。格非由此形象地表现出一种人生体验，即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难以逃脱某种力量的控制，而这种力量就是秩序，它一面来自于人与外界的敌对，一面来自于人类自身，即本身潜在的自我毁灭的力量。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格非不仅揭示了理性对人的异化与扭曲，而且进一步表明：在充分秩序化的世界里人根本无主体性可言。
如此抽象的经验、思想，格非是如何拨开迷雾，使之具现光芒的呢？《敌人》表现这些现代主题的艺术方式也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叙述人的视点是我们跟随作者进入文本的隧道。格非以简单过去时引出了“敌人”意念，“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是清明节的一天”，这种过去时疏远了事实，但表达时间关系已不再是它的任务。它是一个回忆，而且是一个有用的回忆，由此将现实带到一个点上，使接下来的现在时成为对过去时的玄念的深入解答，于是，事实变得真实而模糊不全。这里，无论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的叙述都没有具体的历史地理背景可以参照，是不确定的。格非是随意抽取了人生宇宙的一隅一瞬来作为其审视对象的，这种时空的不确定性，就使他所要传达的思想经验获得了某种普遍性意义。
格非的小说不同于那些切割破碎、故事弱化的前现代小说，相反，它有着很强的故事性。《敌人》非常注重于故事过程的营造。格非在观念上是现代的，但又不拒绝一切传统写实的手法，不拒绝故事意义的生成。《敌人》布置了明暗两条叙事线来导向意义的生成，故事完整。明线是赵氏家族与外界的关系，即与神秘的敌人之间的关系；暗线是赵氏家族里的复杂的性爱关系。在叙述方式上，格非始终让明线处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读者将人物之间纠葛极深的性爱关系置之一边。也就是说，格非始终不断地扩大刺激强度来吸引读者，使之专注于赵氏家族与外界冲突的一面，寻找与“敌人”意念相对应的具象。格非为扩大刺激强度所做的第一个努力是突出预兆，然而正是在这里他设下引君入彀的“圈套”：确系有人要灭了这个家族，即几十年前所推测的那个敌人确实存在，在《敌人》中每个人物的死都伴随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猴子死前赵少忠莫名地又想起那场大火，“他重新被一种不祥的阴影覆盖住了”。而在那以前，麻子女婿送来的装满寿礼的筛子，跌翻在地，像轮子一样地滚出好远，也给寿宴笼上了一层阴影。赵虎死前，柳柳强烈地被恐怖所追逐，家里楼梯上天天出现死老鼠的尸体。而柳柳自己临死前则“噩梦一个连着一个向她昭示了未来发生的一切”，赵龙的死期与瞎子的推算不谋而合，就像敌人预先告知过瞎子一样。凡此种种都使得故事的艺术氛围充满着浓厚的神秘、诡谲和恐怖意味。而这一切又与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一起，成为赵氏家族终将为敌人所灭亡的预兆，暗示着敌人的存在——那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格非通过这一方式，环环紧扣，把读者引向寻找外敌的死巷：它可能是花圈店钱老板、村里的三老倌、梅梅的外乡丈夫或者小酒店里的任何一员。他们和赵氏家族有着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在过去时的世界里，子午镇人都是赵家的雇工，街上的每店铺都是赵家的，因此难免会有宿敌，或是因为妒忌，或是因为主仆关系处置不善导致的怨毒。在现在时的故事世界里，尽管赵家已不是几十年前显赫的模样了，家长赵少忠也一直否认和规避着这一可能的存在，但赵家与外界的无形神力之间的对抗并没有消失。邻里之间不时有人提起那场大火，令人难以逃遁“敌人究竟是谁，她（他）在哪里”的玄念的追击。这里，没有谁真正明白事情的真相，格非没有让自己像上帝一样地凌驾于人物身上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运用旁知视角，追溯出一种逼真的境地，一方面使小说的虚构显得正常合理可信，另一方面又使故事本身处于扑朔迷离、峰峦叠嶂之中。其间，敌人的表层意义强烈可感地凸现出来：敌人来自于人与外界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冲突。
尽管明线以压倒一切的地位向前发展，但暗线也以顽强的力量推进，并不知不觉潜入读者的心灵，使之寻找敌人的过程变得更为艰难、复杂。明线叙述的种种预兆将读者引入玄念解答的开阔地，似乎曙光就在前头；而暗线的发展却常常将读者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迷途，玄念仍然玄而不明。《敌人》故事的发展不断改变着预定的方向，性爱关系引出了敌人的另一层含义：冥冥之中操纵着人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来自于人的本能冲动与欲望，人类本身潜在着自我毁灭的力量，它一旦为外因所诱发，就必然导致悲剧的产生。赵氏家族人员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赵少忠与翠婶之间，赵龙与酒店老板娘，哑巴与赵少忠的女人，柳柳与陌生人之间等等，都带有极为隐秘的性爱纠葛。其中，赵少忠与佣人翠婶之间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感情起伏贯穿始终。首先是翠婶的到来，使赵氏家族潜伏了一种新的危机，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赵少忠毫不动情地辞退了老年男仆；他终因不肯出让翠婶而得罪了王胡子；由于他和翠婶的私情事发，致使他的女人吞吃有毒的木杨花自杀。而赵少忠在他的女人死后，却也并没有同翠婶结婚，“即使天仙下凡，我也不会娶了”，他试图借宣言式的方式来遏止自己内心真实的欲念。而颇令人深思的是，故事结尾当赵氏家族只剩下赵少忠与翠婶还活着时，他们衰老的躯体却终于爆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欲火，在阳光底下冲破几十年的压抑结合在一起并走向高潮。这使人将赵龙的死因与之紧紧相联，并豁然醒悟地重新回头去探究猴子、柳柳甚至是赵虎等人的真正死因。或许，正是赵少忠压抑至深的情欲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导致他杀人以清除障碍。他杀死亲生儿子赵龙很可能是基于这一点，另外也可能是不堪忍受等待外敌的焦虑与恐怖，想阻止外敌仇杀计划的完成。柳柳的被杀也与性爱有关，她怀了孕。临死前她闻到了熟识的气味，看到了熟识的身影，这同样可能正是她的父亲为遮掩家丑而杀她，也可能是子午镇人或者外乡人王麻子之流因觊觎她丰美的肉体而杀她。赵虎的死似乎与性爱无关，但外乡找上门来的三个抬着花圈的大肚子少女却表明症结可能就在于此。猴子的死似乎与王麻子涉嫌，但猴子的神秘的身世使得这一可能极不可靠而旁生疑窦——或者是赵家内部有人杀了他，因为他是赵少忠和大儿媳妇所生。通过这一暗线叙述，表明敌人的存在与出现跟赵家乱伦的性爱有关，敌人也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欲念和行为。这里，格非始终站在不同人物的角度来叙述，以人物的视点为视点，因而除了叙述人可供信任的叙述部分外，谁也不可能全知，于是，敌人既可能是外在的，又可能是人自身内在的。
显然，格非始终没有明确地昭示出究竟谁是敌人，或者敌人是什么，而是在竭力保持生活的原生状态的情况下，引导、启示、暗示读者去认识、去理解、去揣摩“敌人”的意蕴。明线与暗线交叠推进，使外部与自身整个儿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严谨的整体，寓意丰富、复杂、深远，故事至此结束，“敌人是谁”的谜似乎已经解释出来，但似乎又没有解开，读者仍然走不出格非精心设置的迷宫；敌人究竟是什么？这里集中体现了格非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世界观；这个世界不再是以往被理性所认识所把握的现实社会，而是一个难以认识难以找到其规律的迷宫、梦和“现象世界”。
为此格非还采用了“现象叙述”的方式，来为他的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服务。在“敌人”中，人物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用明确的心理依据去解释，格非并不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而着力于人物外在化的行为，于是这些行为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神秘感。柳柳的种种骚动不安的行为没有明确的心理铺垫，一切均显得神秘，不可知。“敌人”世界的描述还充满了非过程性和偶然性。事情的过程就是事情的一切，不交代过程，事情就变得无根无由神秘朦胧了。哑巴是怎么来的，他究竟是什么人？瞎子两次来到子午镇，如同亲身经历过一样算出赵家的一系列惊变，他是如何得知的，真的能掐会算吗？也许其中掩盖了复杂的故事过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系；也许事情本身就那么蹊跷。如果没有那场大火，如果赵少忠不去嫖那一夜，如果赵虎能检点自己的行为……偶然性事件的集中，是对逻辑常理的背叛，似乎还有宿命的意味，而格非在此揭示的，恰恰是人性之源，种种非过程性和偶然性事件表明：人并不完全控制在个人手里，也不完全受控于外界。外界的因素与个人的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契机，一旦两相碰撞、遇合，偶然性就成为必然性。在此，格非并不回避神秘的不可知性，这恰恰反映了像他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意识，作品所表现的人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对自身命运的恐怖感、宿命感，正是清醒地承认了世界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格非在《敌人》中所昭示的神秘、不可知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上的因厄与无知，它实际上肯定和强调了人的生命力和不可抗拒性，是积极的。
总之，格非的小说是很现代的，这里指的不仅是观念、意识，而且是形式、文体。通过《敌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新小说特色约略可见一斑。他们更加注重于故事本身的营造，惯于在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中引人入胜，也引人进入迷阵，艺术倾向更神秘化、抽象化、非人格化和形式主义化。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们的娴熟的语言和技巧更增加了小说情绪力的深广度和小说的形式感，从而使阅读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张力。他们的作品在主题性质上明显地带有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表达方式上也不乏后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特征。尽管存在着种种模仿法国新小说派、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说的痕迹，但对于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发展来说，却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的。格非的《敌人》，明显地昭示出一个后现代派作家的文艺创作倾向与特色。
原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