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潘凯雄
取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第一首诗中的两句为本文正题，是因为它既浅近地包容了刘震云小说的叙述内容，又形象地点出了其叙述者，而这正是本文所要予以着重讨论的两个问题。
的确，刘震云小说所叙述的大都是自己所经历、所体验到的“身前身后事”，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不过，这生活虽然是作家自身所经历、所体验，但一旦化为小说，就确实需要“倩谁记去”，于是，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总是要或隐或现地出现一个叙述者。尽管这个叙述者在刘震云的不同作品中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塔铺》《新兵连》《头人》中的“我”，《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官场》《官人》《故乡天下黄花》中的隐形人。他们或充当作品的主人公在讲述他自己和他周围的同伴的故事，如“我”和“小林”；或像一位无所不知的分析家在那里冷静地讲叙着历史和现实，如那个没名没姓的隐形人。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这个叙述者是“我”，还是“小林”，抑或是隐形人，也无论这个叙述者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读者却都不得不随着他的叙述去驻足“塔铺”，结识“新兵连”，伴随着“头人”去观赏“故乡天下黄花”，进入“官人”们的所为，或许还会看到“单位”中的“一地鸡毛”。于是，要探究刘震云小说的意蕴，我们不妨伴随着这位叙述者的足迹去看看他到底在叙述什么和如何叙述。
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大约在1989年之前，刘震云所发表的作品除去《新兵连》是以部队生活为题材外，其余的几乎均是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其中既包括刘震云成名前所发表的《乡村变奏》《栽花的小楼》《大庙上的风铃》《被水卷去的酒帘》《罪人》，也包括使之成名的《塔铺》和这之后的《头人》，即使是以部队生活为题材的《新兵连》，其中的几位主角如“我”“老肥”“王滴”“元首”“李上进”等也都是农民出身。因此，这时的那位叙述者无论是“我”还是隐形人都是以农民的身份出现，带领着读者在中国乡村的土地上漫游。
但是，这位叙述者又不是一位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农民，尽管从那个隐姓埋名的叙述者那里我们尚无法找出确凿的证据，但从“我”身上却不难发现他的不寻常之处。例如《塔铺》中的“我”便是刚刚从部队上复员归来，而不同于王全、耗子、磨桌、李爱莲那样一直土生土长于农村；《头人》中的“我”显然也已离开申村多年。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位叙述者是一个已经离开了农村，或曾经离开过农村，见过一定世面、受过一定教育的不纯粹的农民。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纯粹，这位裹着农民外衣的叙述者带领我们所看到的乡村就不再是那种温馨和宁静式的田园风光和纯朴无瑕的风俗人情，而是充满了艰难、辛酸和荒诞。
于是，我们看到了牛春、牛秋兄弟那畸形的婚姻以及透过这畸形婚变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性文化和贫穷落后的经济条件给农民所造成的畸形心理（《罪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全、耗子、磨桌、李爱莲等为试图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而拼搏于高考复习场上的种种艰辛（《塔铺》）；
于是，我们看到了申村近一个世纪以来头人的更迭变化（《头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
够了，无须再一一罗列事例。这一切对于那些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农民们或许会是那样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王全、李爱莲们虽有所醒悟，却终于不能不迫于生活压力而屈服；就连牛秋“也突然明白了”自己“不会再回家乡”，更遑论“我”这个不纯粹的农民呢？对乡村的某些落后事实，他似乎是失望了，他不得不去寻找自己新的精神乐园，那么，他的愿望能够变为现实吗？
他来了。
这位对乡村失望了的叙述者来到了都市。他时而隐姓埋名地出没于县、地一级政府，如《官场》《官人》；时而以“小林”的面貌置身于部、局一级机关，如《单位》《一地鸡毛》。不过，别看这些机关的门槛并不低，可他却始终是这些机关中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基层得不能再基层的小小公务员。
必须说明也是不得不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位小小公务员来自乡村，并且已经对乡村充满了失望，他是抱着希望、抱着幻想、抱着憧憬来到大都市的大机关的；他渴望由此而逐渐忘却自己对乡村的失望；他渴望由此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一句话，他带着美好而新奇的目光、神圣而远大的抱负走进了都市。这位叙述者美好而新奇的目光渐渐暗淡了，我们还是伴随着他的目光去粗略地巡视一番吧。
于是，我们看到了“小林”的生存实录。《单位》和《一地鸡毛》中都出现了“小林”，但我们不妨将他们“合二而一”，“小林”其实只有一个，所不同的只是活动场景不同，前者多在单位，后者多在家庭。在家里“小林”很累：起早买豆腐，排队买大白菜，为妻子调动而送礼，为孩子入托而求人，自己昔日老师找上门来也爱莫能助；在单位“小林”很乖：他为了入党、提职，每天打开水扫办公室，还要看处里每一位同事的脸色，不断地、小心翼翼与之“通气”，结果呢，还是鸡飞蛋打，一事无成。
于是，我们看到了“单位”中的蝇营狗苟、形形色色。为了职务升迁，同为县委书记的金全礼和丛、周、胡、白诸书记的微妙心理；同为副专员的金全礼和二百五的明争暗斗；同为局长、副局长的袁、张、王、李、赵、刘、丰、方的叽叽喳喳。为了领导，熊清泉、陕洪武、曲组长的不动声色和巧妙周旋，无一不是机关算尽。
于是，我们看到了……
这里没有了神圣，没有了庄严，剩下的是什么呢？他带着对乡村的失望又一次陷于了对都市的庸俗的失望，于是，“小林”不再奢望什么，他只是想“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是啊，来到都市后的叙述者比之于那位在乡村的他，在物质生活上的确是今非昔比了，可他的精神乐园又在哪里？看来，都市也难以给他这种满足，又该到哪里去继续他的精神漫游呢？
或许是由于叶落归根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诱惑，带着对乡村和都市的双重失望，这位叙述者再次隐姓埋名地回到了乡村。由于有了前面所剖析过的那种双重失望感，尽管他不再期待着什么，可似乎又不甘于就此沉寂和麻木下去。于是，他开始用一种超然、冷峻的态度去审视，去探究自己曾经领略过的林林总总，虽然其审视、探究的范围只是局限在马村这样一方小小的乡村，可叙述者显然是将其作为整个世界的缩影来对待的。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所展示的一切一切。
笔者曾经称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是在探寻追溯历史的别一种方式。的确，这部长篇小说不同于前面所提到的刘震云的中短篇小说，它不再讲叙一时一地所发生的某个故事或是某串故事，而是追溯了马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沿革，其时空跨度显然不是那些中短篇小说所能比拟的。
虽然是在追溯历史，但叙述者毕竟又不是一位地道的历史工作者，他不能不寻找以小说来追溯历史的别一方式；虽然是小说的叙述者，但毕竟还是在追溯历史，因此，他又不得不将自己装扮成一位不动声色、不偏不倚的历史工作者。于是，在《故乡天下黄花》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历史的实录，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渗透于这种实录中的独特思考，而这种独特思考在我看来就是对历史过程中偶然性因素和荒诞感的关注。
的确，凭借着叙述者的导引，在《故乡天下黄花》的前三部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偶然性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倘若不是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昙花一现的乡长田小东，孙殿元就不可能取代李志善的村长宝座；倘若没有这种取代，孙、李两家也就只能是相安无事而不是互相残杀；倘若没有锅三和路小黑之妻的无意耳闻，孙、李两家相互残杀的内幕就不会大白于天下；倘若不是小冯的大意和小得的胆小，孙屎根的军事计划就不会泄露而李小武也不会得手；倘若老贾的妻子没有偷李文武家的一件小褂，老贾也就难以有从佃户到工作员到公关干部的转变……正是由于对这一连串偶然性因素的关注和排列，小说前三部的情节才得以一步步的推进和衍化，马村的历史才由此演变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在这里，偶然性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对历史中所蕴藏的荒诞的揭示则在《故乡天下黄花》的第四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论是赵刺猬和卫和尚为私利而导致的分裂，还是卫东和卫彪为路喜儿争风吃醋所引发的解体；无论是卖油郎李葫芦因能熟背语录而换来的发迹，还是黄瓜嘴因诉苦而腾达和因效忠而成为阶下囚……这一幕幕闹剧、一段段戏谑构成了一段荒诞的历史，毫无庄严和崇高可言。
对这种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和荒诞感的方式的贡献与局限笔者曾有过评述（详见《中国青年报》1991年6月8日3版拙文），本文无须重复，而这里只想说明的是，那位叙述者在经历了乡村和都市的双重失望之后终于选择了一种新的叙事态度：或许是因其前面的失望之深，他便不再抱着希望；或许是由于不再期待，所以也就无所谓失望。看上去，叙述者确是在追溯历史，但实际上不如说他是在探究现实更为确切。当然，叙述者在那里讲述着乡村、都市的故事时，也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的种种探究，只不过这时的探究还较为具体和局部，但是在《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这种探究则显然不同于那种具体和局部的思考，而是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我们当然不能将前文屡屡提及的叙述者和刘震云等同起来，因为作品本身的意蕴和内涵大于或小于作者本身思考的例证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但无论那位叙述者如何变化身份，转化叙事态度，他又总是要由刘震云来设计和操纵的。因此，当我们伴随着那位叙述者进行了一番从乡村到都市再回到乡村的精神游历之后，还需要回过头来探究一下刘震云是如何来设计和操纵这位叙事者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魅力。尽管这种探究很可能只是一番猜测而并非刘震云的真实所想所为。
综观刘震云主要作品中的叙述者，无论其表面形态如何变化，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刘震云设计和操纵他们的一个共同方式：那就是在叙述者和叙述者所置身的环境之间拉开距离，形成反差。当叙述者置身于乡村时，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这时的叙述者不是在部队服过役（《塔铺》），就是在乡村之外工作（《头人》）；当叙述者置身于都市时，他不是一个地道的都市人，而是凭借着个人的奋斗由乡村闯入了都市，并且闯入的时间不长，也只能生活在都市的底层（《单位》《一地鸡毛》）；当叙述者追溯历史时，他又不是一位历史专家而只是想借此献给自己的外祖母（《故乡天下黄花》）。这就是距离，叙述者和他所置身的环境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而并没有融为一体。也正是由于这种距离的存在，在叙述者和他所置身的环境之间就势必形成一种反差，而刘震云小说的魅力恰恰就在其距离和反差之中形成了。
我们前面曾反复谈到叙述者在乡村和都市的失望，不妨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塔铺》中叙述者是王全、磨桌一类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不是那个曾经到部队去待过几年的“我”，如果《头人》中的叙述者是新喜、恩庆、贾祥而不是在外面工作的“我”，那么，他也只能像王全们一样听之任之而不会产生对乡村的失望；如果《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叙述者是张局长、孙处长、女小彭之类而不是那个由乡村到大学到刚刚步入机关的“小林”，他也不会对都市感到失望。尽管这种失望情绪没有赤裸裸地呈现在小说表面，可细读作品，读者却并不难体会到。而产生这种失望感的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其叙述者和他所置身的环境间的距离和反差。
当然，如果把刘震云小说的魅力仅仅只是理解为这种失望感的展露，那未免过于表层和肤浅。在我看来，这种失望感只不过是导引我们进一步探寻刘震云小说魅力的一把钥匙，透过它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则是包孕着某种理想色彩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时下一般人都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是“新写实”的代表，并认为这一类作品的特点就在于写出生活的原生态，但缺乏理想的光照，其基调较为低沉和灰暗。姑且不论“新写实”的概括是否准确，但它至少不能准确地描述刘震云的全部创作。虽然刘震云本人也声称“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但他同时还强调“理性应体现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见《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说刘震云的小说充溢着失望感，这并不错，但倘若没有理想的光照，则无以产生失望感；没有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锋芒，也无从发现令人失望的地方。这样一种包孕着某种理想色彩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不仅承袭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种作家创作的基本母题，而且也展示了刘震云小说的深层魅力。
与此同时，刘震云在设计和操纵叙述者的方式上还力图将形而下的叙事与形而上的探讨融合起来，前者如他的中短篇，后者如长篇《故乡天下黄花》，很难孤立、抽象地说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但依据体裁的不同而适时调整其叙述方式则无论如何是一种聪慧的选择。
不过，刘震云的创作全貌又多少给人以不够丰富的感觉，特别是近几年的作品，比如《单位》和《一地鸡毛》、《官场》和《官人》，《头人》和《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局部多少有些似曾相识的地方。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式的以凸现自己风格的方式于作家的创作究竟是利还是弊或许只有他本人最清楚了。但可以寄语刘震云的则是：艺术创作所忌讳的倒不在于表面的单一而是内在的静止。
原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