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评刘震云的小说

陈晓明

最近一段时期，关于刘震云的评论有如这深秋季节的落叶，纷纷扬扬堆向了文学的谷底，而我也不能免俗，卷进这堆落叶之中。

或许我能找到理由勉强为自己辩护，使我在扮演一个跟着起哄的角色时不至于那么拙劣？尽管这样我又不得不承担自以为是的风险，我还是要说，刘震云的最重要的特色——反讽，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

反讽（iron）可以简要理解为：对某一事件的陈述或描绘，却原来包含着与人所感知的表面的（或字面的）意思正好相反的含义。“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文学写作的历史中由来已久，在中国现代，鲁迅就是一位运用“反讽”的高手。不过“反讽”在中国80年代后期走俏文坛，未必是继承了鲁迅的光荣传统，它更有可能是对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即所谓的“黑色幽默”小说）的借鉴。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作为一个时代处理生活的方式，“反讽”在80年代后期为青年一辈作家所看重，却又是必然的。1985年至1986年，批评家从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中读出“黑色幽默”或“蓝色幽默”，这显然是一次夸大其词的误读。在我看来，只是在1986年之后，“反讽”才真正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扎下根。

虽然在这里我难以追溯刘震云写作的来龙去脉，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对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显然，刘震云的“反讽”并不像同辈作家那样仅仅来自对“黑色幽默”小说的借鉴，它更多来自契诃夫和中国笔记小说、杂文一类的古典传统。“反讽”的笔调使刘震云与同类作家相比别具一格且技高一筹。如果仅此而言，刘震云不过是个笔法娴熟的能工巧匠而已，在写作的工艺学的水准上就可以给出他的准确位置。然而，我在刘震云的“反讽”中看到一种更为有力的东西，看到刘震云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正是在把“反讽”的触角伸向整个生活的网络的同时，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那些凭着本能下意识作出的反应行为，其实都为可以称之为强大的权力关系的力量所支配。人们自觉认同权力的结果，就足以使权力渗透进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渗透进家庭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关系已经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本质，构成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将这种关系庸俗化，也势必构成它对人们生活的消极影响，这就是刘震云的“反讽”有现实性的根基所在。

关于权力，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谈论得够多的了，以至于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思在其名著《权力的分析》开首一节就写道：“很少有什么词汇像‘权力’一词这样，几乎不需考虑它的意义而又如此经常地被人们使用，像它这样存在于人类所有的时代。通过王权和荣誉的结合，权力被包括在对超我存在的圣念式的赞誉之中，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和权力打交道。” 伯特兰·罗素认为，“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 。马克斯·韦伯给权力下的日常定义是：“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 显然，韦伯仅只说出了权力的社会本质，而忽略了权力的社会运作（存在方式）。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权力无所不在，并非因为它有特权能使万事巩固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之下，而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出来，在每一点中，或更确切地说在点与点之间的每层关系中。福柯解释说：“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 不难理解，福柯的“权力”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会社文化概念。福柯在解除“权力”的主体功能时，无限制拓展了“权力”运作的领域，这样，福柯使人们意识到谈论“权力”并不是去冒某种政治风险。

我想，划清楚“权力”的理论前提（或界线），再谈刘震云的小说会更轻松些。显然，刘震云所写的出发点是对“底层人”（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关注，他的成名之作《塔铺》足以表明那种底层生活的苦涩是如何构成他的叙事基础。

《新兵连》写了一群农村兵们的故事，不仅仅写出了一种真实、朴实的军营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在那种“主动”“积极”地争骨干的行为背后的世俗网络的制约。李上进如此看重“入党”并不是他个人对政治生命特别重视，因为这是普遍的价值标准。有的老兵直到复员还不能“解决”——李上进说：“那真是丢死人了。”“入党”成了李上进的心病，他的悲欢忧乐全都围着这道轴心旋转。他由一个渴望上进的老兵沦落为阶下囚，这确实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对权力的世俗理解以及对世俗权力的强烈认同的愿望，与对失去被世俗秩序接纳的恐惧，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是一次绝望的误会，倒霉的只能是李上进。“这样光身子我是宁死不回家。”没有解决党票，那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光身子”未必是李的自我感觉，还有无形的世俗压力。

刘震云对“底层人”的命运的关注，以及倾注笔力去刻画他们被无形的世俗力量任意摆弄的生活境遇时，显示了他的机智与敏锐。这些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因为世俗的权力关系的庸俗化方面的侵蚀而全部变了质，它们是权力的庸俗化消极运作的直接产品。如果说在《单位》里，刘震云刻画了权力网络是如何决定并且支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方式；那么《一地鸡毛》则写出了权力网络向家庭的延伸，那些家庭琐事以它习以为常的惯性同样（乃至更深刻地）表达了庸俗化的权力生产过程和方式。

小林和老婆，当年的大学生，也曾经立过雄心大志，然而，残存些微的生活意志也被艰难的日常生活改变成患得患失的小市民心理。也许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读成日常生活是如何把人们变得卑琐，然而，小林们又是如何变得卑琐，在日常生活背后隐藏着强大的力量支配生活的运作方式。小林必须去排队买豆腐，必须求人为老婆办理调动，为孩子入托。小林的生活总是发生一系列的错位（各种差错）；老婆坐公共汽车并不是因为领导体恤群众，而是沾了局长的小姨子的光，孩子入托也并非邻居发善心，孩子不过充当了陪读的角色；老婆调动又因为搭错了线而前功尽弃等等。小林这个毫无职权的小人物，他的所有的困窘，都是因为处于那个对于他来说无法摆脱的权力的限制。

然而，这些“小人物”，也并没有丝毫抵抗权力的庸俗化的意识，连查水表的瘸老头也在滥用可怜的一点职权，他可以随时侵入小林的家，擅自坐下大谈当年给某位大领导喂马的辉煌经历，而小林却只能洗耳恭听。终于有一天瘸老头也求到小林，而小林也成熟了，学会卖关子，终于也心安理得受贿。世俗的权力的运作之所以无法抗拒，就在于它在生活的每个点上都可以产生，人们自觉认同权力并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准备随时屈从于它，而且在于人们随时（只要有机会）就会自觉行使权力。这个社会残留给小林和他的老婆的“权力”虽已经微乎其微，然而，他们并未放弃行使权力的愿望，例如两口子躲在被窝里攻击保姆，这同样是一种权力欲望的满足，只有保姆是比他们更加卑微的弱者，在背后攻击保姆和在背后数落有权势的人不一样，后者的话语只有象征性的和想象性的意义，而前者则是一次实际的声讨、占有和否定。权力关系对生活的渗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俩人之间的矛盾、争吵、“欢乐”和“激情”最终都可归结到权力关系在起支配作用。当然，刘震云也在尝试寻找摆脱世俗的权力网络的可能性，例如，他试图用“金钱”来抵御权力，对面邻居“印度女人”的丈夫，鸭老板小李白，他们是否具有另一种消解消极的权力关系的力量，这显然值得怀疑，更何况“金钱”也是一种权力，充其量它不过使权力的分配形势和起支配作用的方式发生变化而已。

《一地鸡毛》在写出日常生活的困窘，以及琐碎的生活细节侵蚀个人的意志和热情的同时，刻画了主角是如何在世俗权力网络的运作中被任意摆布的状况。刘震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权力的生活不得不是一出卑琐的滑稽剧。那个一地鸡毛的梦，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寓意，当然也不会使我们的主角突然醒悟，这不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哲学问题，生活就是一大堆琐碎的实际问题，除了认同现实关系别无选择。

《官人》显然是在这一意义上嘲讽了某些陷入权力争斗的庸俗官们。八个局长窝里翻，搞小宗派，钩心斗角，打小报告，整材料，明枪暗箭，目的无非是把对手搞下去，维护住自己的权力位置。调整班子激化了本来的矛盾，各种手法都用上了，然而权力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庸俗的官们同样逃不脱权力运作的愚弄，结果他们都事与愿违。当官确实不容易，因为还有比你更大的官，官大压死人，老张身为常务副局长，然而对副部长的小秘书却极尽巴结之能事，陪着小秘书钓鱼不算，还不惜坐在前座上抱着已经睡熟的小秘书的小女儿，足可见其卑躬到何地步。刘震云说“下级不易，领导也不易，这才叫辩证唯物主义” 。我难以断定这是否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刘震云多少抓住辩证法的实质：没有权力固然要经受权力的制约，然而有了部分权力可能要承受权力更加全面的控制。

总之，在我看来，刘震云的反讽，并没有局限于审视所谓“生活的原生态”的喜剧效果，也没有停留在对“底层人”或“小人物”或拥有部分权力的“官人”的卑琐庸俗行径的刻画上，刘震云的反讽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庸俗化方面及其支配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观察基础上，因此才具有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刘震云的那些主角，不管是小人物还是掌握部分权力的“官人”，总是自觉认同权力秩序所带来的庸俗性方面，最精彩的反讽效果正是在他们自觉确认被秩序化歪曲的社会角色时产生，刘震云巧妙运用人物自己的语言（例如前面提到的“老肥”、李上进和老张的语言），给出人物的社会位置——这些位置被人物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理想的，然而，实际上，这些自以为是的“位置”不过是在扮演一些喜剧性的社会角色而已。

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改革时代，刘震云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值得赞赏，如果我们并不主张回避现实矛盾的话，那么就应该肯定刘震云存在的价值。

原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