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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我不知道刘震云的小说集《塔铺》如果出现得更早一些算不算寻根小说，也不知道他的小说在新潮迭起的今天属不属于“新潮派”，但我知道刘震云小说质朴表象背后的精神意蕴的价值。他的小说吸引我的不是形式本身，而是形式背后的东西。在对他的小说的文化内涵开始剖析之前，有必要申明：刘震云操作小说的技巧并无特别之处，读刘震云的小说也往往让人感觉到他的思想胜于他的表达，知识高于他的生活感受力。我们并不是在指责他小说的主题先行，而是说他的学问、思想一方面使他的小说有了一定深度，但另一方面又同时阻抑了他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文学语言生成的能力，这导致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粗粝。因此，在“感觉爆炸”的新潮小说映衬之下，他的小说显得笨拙；而在“文体意识”逐渐增长的文学批评家那里，他的小说又显得那么一般；这也许是刘震云未曾被广泛注意的重要原因。在本文的标题中可能已透露出了这种意思：我们不想对刘震云的文体作过多的评论，而只是想把视角限定在他小说中所表现的文化品格上。
在“文化”身上已经凝聚了无数次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并无消失的迹象。我们的文章只是想说明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存在的文化表象背后的非文化的个人动机，我们所谈论的文化是指它最广泛的含义，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侧面；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理论和实践的不谐和倾向，我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在 刘震 云小说中所涉及的具体的一般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文化倾向 。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观照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塔铺》中还是在《新兵连》里颇为异样的生存情态。文化的生存并不仅仅是靠书本来延展的，一代代相互依存的子孙们的口耳相传使中国文化拥有了一种更为可靠的传播方式，并使这种传统根深蒂固地埋在人们的心底，这样即使有再大的理论冲击也不会撼动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们的信仰。可悲的是正是这些目不识丁的人们承担着代际文化传播的任务。刘震云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大多是这些人的后代，他们虽然读过几年书，但这些知识绝对不能冲毁还是在孩提时代就已灌输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因此，他们虽不是道学家，也不会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他们都知道做官的重要性。“做官”成为衡量他们生命价值的标准，这充分体现了官本位文化在这些农民子弟身上的影响。《塔铺》中的王全参加高考只是为了“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让自己的妻儿享几天清福。在他那里 读书不是目的 ， 而仅仅是做官的一种有效 手段 。这时你也许明白了“耗子”为什么先把自己在公社当民政的父亲摆在自我介绍的“ 显要位置 ”，声称自己是“ 干部子弟 ”；也明白了为什么我爹在听说我能被录取时竟说不出话来，“平生第一次，一个老农象西方人一样，把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颠三倒四地说：‘ 这怎么好 ， 这怎么好 ’”。在现代意识逐渐浓郁的今天，我们的农民子弟们似乎尚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于这个世界的真正价值，他们还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寄托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上；而实现这种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官、成名。这些人眼里的生命价值既不是我们所肯定的个人的社会价值，追求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也不是自我价值，讲究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把自己生命的意义寄托在 虚幻的名义 之中。《栽花的小楼》中的红玉“好好干”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生命自身意义的真正理解，而仅仅是“进省城， 和省委书记握握手 ”的理想鼓舞着她。在这样一种虚幻的荣耀心理的促动下，当她能在明生汽车公司“一起 和省长 、 县长 握手，过去在‘郭凤莲’身上没有实现的梦想，如今在这里实现了”的时候，她还能再等什么呢？因为她当时的“好好干”也不过是一种达到“和省长握手”出风头的手段。当她和明生的结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她根本没有理由拒绝和明生结合。正是在虚荣心理的支配下她和明生结合了，只有当她再次和坤山相遇时才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的失落：往昔的山盟海誓、温柔的情语都一去不复返了。但即使到自杀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 悲剧绝不是由于坤山的懦弱，而是自己 心中那个古老却又温馨的“和省委书记”握握手的价值追求所导致 。这种价值观所必然导致的就是 目的和手段的分离 。在她们心里为了事业投注自己的全部生命力，绝不是为了证实自身的基本价值，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使自己显赫起来的目的。
这样，《新兵连》中的“元首”“老肥”“王滴”“李上进”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仅仅是一种文化表象，他们绝不是在证实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而只是想通过扫厕所、集合、拉粪、抢扫帚等有“使用价值”的活动，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隐藏在背后的 终极目的 ：入党、提干、争取连排领导信任。正是目的和手段的分离导致了李上进的悲剧。他是中国文化习俗培养起来的，罪责不在他自己，而在于使他拥有他那样“价值理想”的“文化原型”。因此当我们讲“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的经典理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人间一隅那些为了争取荣誉、权力而相争斗的“元首”“李上进”们。这种对生命的内在充实视而不见而对外在的虚幻荣耀趋之若鹜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变态的追求方式。《乡村变奏·老龟》中的成银，当得知老龟为活文物，而背上的字迹又能那么年代久远地传之后世的时候，这个平时做卖猫贩狗生意的小贩宁愿舍弃比自己半个月买卖所赚的钱还多的买金，也要在龟背上刻上“成银、于爱花是夫妻”，以求声名远扬。这就是我们讲究“中庸”“淡泊”知天命的文化遗民。
刘震云小说的意义在于表述出了我们实际文化倾向中的价值理想一般，正是这种片面的价值理想本身使我们民族的一部分人浸淫在这种对荣耀的追求中，使内在的精神充实附丽于外在的荣誉。光宗耀祖的荣誉像一个神祇驾临于我们面前，我们没有能力拒绝它，自己的生命之躯被那个虚幻的偶像牵制着，丧失了生命的终极价值——对社会、个人双重需要的满足，而服务于第三者：他人的评价、政治声名。当畸形的社会风尚使价值标准变形的时候，人们只能这样庸庸碌碌地生活。显然，刘震云绝不是在欣赏这种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而是冷眼静观着它的发展态势，并不失时机地给它一个反讽，一本正经地往老龟背上刻字时以求流芳千古的成银的虔诚，任劳任怨的李上进入党现实成为泡影时的激烈报复，为了接近排长而往排长碗里倒肉的“老肥”的善良愿望、目的和手段，态度和效果的逆反正是这种反讽的例证。我们不必谴责这些小说里的乡下人，而应认真地检视我们心态中的远古文化遗留。
千百年的家族制度使人们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温柔敦厚、长幼有序的古老风俗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民族风范。在刘震云笔下对这种文化传统的演示是伴随着心理冲突出现的，我们赖以自豪的伦理秩序却与极大的心理变态相依随。自然在他的视界内也有对这种伦理风尚的温馨记忆，诸如“我爹”（《塔铺》）为了“我”能考上大学徒步跋涉二百里借书，在考场外耐心等待的舐犊之情，李爱莲（《塔铺》）、红玉（《栽花的小楼》）、嫂子（《罪人》）为了给自己的父（母）亲筹措药费甘愿献身的孝心都表现了东方传统文化以孝为本的美德。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刘震云小说中屡次显示了这种“残酷”的孝心，这肯定是作家印象很深、对他刺激颇大的事件影响着他的表述，在这种表述中你很难猜出作者的心情。他的小说更多的时候是展示伦理秩序背后所蕴含的行为主体的屈辱和心理压抑，而不再是那种“卧冰求鱼”式的虔诚孝心。《罪人》中的牛秋何尝不想比奇奇先娶妻，但长幼之别所形成的伦理约束使他不得不做出千方百计让奇奇娶亲的姿态，但内心却承受着极大的心理矛盾。当奇奇抓上阄后作者说牛秋“ 既感到庆幸 ， 但似乎又有些失望 ”。这说明这一切绝不是出自他的内心，而更多的是出自人们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为了适应它人们必须压抑自己真正的意旨。这样伦理成为一种虚伪的伦理，文化规则仅仅充当了个人意志的表象。
这种长幼之间亲情的虚伪性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小说《大庙上的风铃》中。年轻的赵旺在市场开放以后干起了卖菜的生意，当镇上重起庙会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后他颇为高兴了一阵。“但赵旺为来不来这里卖菜，思想却斗争了好长时间，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这镇上有他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 姐姐 。姐姐对赵旺一直很好，但现在的赵旺却为和姐的这种亲密关系而犯愁：按常规，到城里去总要对姐姐有所表示，因为弟弟要表现出尊敬，只有送点东西给姐姐才能表达这种尊敬，赵旺心痛自己因送菜而造成的损失，不送不行。就这样，善良朴实的赵旺被围困在亲情和个人意志之中。不过赵旺最后还是决定去赶庙会，并且必须给姐姐送些菜。偏偏菜卖完了又碰到姐姐，赵旺很为自己没东西送给姐姐难为情，他只有赶快逃离这里回家了。尽管赵旺心中已经有了商品意识，他也有自己的理想，但毕竟他还是那个把亲情寄托在财物上的赵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赵旺的吝啬，而在于他的 心理矛盾 ：既想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规范，又想不损失任何东西。赵旺陷入了怪圈之中。当感情在一个国度里必须以物作为依托才能证明它自己的时候，你很难承认这是一个淳朴、自然、以情为重的国度。
文化和个人意志的冲突使刘震云小说里充满了“复调”，温文尔雅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渴望，平静、大度的表象绝没有掩饰国人内心的极度怨恨。追求文化规范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满足两种要求：一方面语言、行动的表象绝不能和文化习俗相悖；另一方面又要有限度地表达自己情绪，这就要求主人公必须在语言、行为中寻求一种弹性机制，含而不露地显示自己的意思。“老肥”（《新兵连》）怕冷抢暖气包，当别人让他指出谁睡门口更合适时，他绝不指出谁睡合适，因为“ 指谁得罪谁 ”。但过后他又埋怨大家：“你们都不是好人。咱们是老乡，你们怎么 当着排长的面 挤对我？”但在他抢暖气包时绝没有想到 自己 也应照顾老乡。含蓄绝没有掩盖他的怨恨，中庸也没有隐蔽住他的片面；文化一旦陷入这种境地，虚伪必然伴随而来，风俗制度仅仅充当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装饰。在行为当中，这种含蓄更多地表现在情爱的描写上，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农村青年的“憨厚”。《被水卷去的酒帘》中的郑四和青子最初的爱恋就是在非常含蓄的气氛中展开的。郑四是通过逗“小猫头”，帮杜掌柜干活，充当青子的保护人等行为表露自己的爱恋意向；而青子则是用自己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细心表达自己的感情，两人在这种脉脉温情中互相记挂着对方。憨厚的郑四为了积攒足够的钱拼命劳作着，但最后却扑了空。你不能不承认这是颇为遗憾的结局，但这结局却是受传统文化熏染的郑四在婚恋问题上的含蓄和懦弱一手造成的。刘震云在处理农村青年婚恋问题时有一种偏爱的模式：男主人公们默默地选择了自己的情人，为了得到情人拼命地苦干，苦干之后失望或苦干之中酿成悲剧。《被水卷去的酒帘》中的郑四，《罪人》中的牛秋，《大庙上的风铃》中的赵旺，《塔铺》中的“我”，《乡村变奏·花圈》的小水的情爱都或多或少地染上这一程序。在这程序中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含蓄背后所蕴藏着的渴望的爆发的压抑；在这里含蓄仅仅是一种文化表象，它掩盖了主人公们强烈的个人意志。
在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中庸色彩时似乎应该注意到“中庸”背后极其强烈的个人目的。而刘震云对含蓄的恋情的结局的处理似乎也显示了他对这种倾向的评价。他小说的意义也就在于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现实生活中这种目的与手段、现象与本质的悖离。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们的语言、行为作为标示意义的符号似乎都具有了“复调性”，其中更真实的不是现象本身，而是它的暗指部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复调性”还不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确切意指，我们仅仅是用它来形容“塔铺”人语言、行为的双重指向。正是这种行为特征，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的两个意义层面。
当我们指出主人公们行为的虚伪性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刘震云否定了传统文化，他仅仅是在拾取他自己感兴趣的文化碎片来进行剖析、思考，这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还差得很远；但他所展示的我们文化传统中知与行的分裂现象确实有助于我们认识博大宏深的民族文化。在表达过程中，刘震云很冷静，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全部硬塞给读者，不过，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可以发现一种客观的否定迹象。这种迹象最明显地表现在《新兵连》中，在这里充满了 荒谬的现实 ，刘震云则在展示这种现实的时候不露声色地通过反讽手段把 现 实的荒谬 表现得淋漓尽致。尿了排长的裤子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严肃认真的检阅准备和检阅者的轻率充满了喜剧性的对比；而新分配时的命运捉弄则组成了刘震云对大千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新兵连》是刘震云小说中最具现代叙事风格的一篇，它的内容和形式融为一体，成为具有自足性的文本；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小说的结尾再简洁些的话，会使小说更耐人寻味。尽管刘震云这类作品还不多，但我愿看到更多的具有《新兵连》意味的作品，也愿意看到刘震云能冲破语言的“牢笼”，在表述上达到更为成熟的境界。
1990年2月4日石家庄南郊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