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奴隶的痛苦与耻辱

摩罗杨帆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故乡相处流传》的叙事人特别值得注意。这位第一人称叙事人是个文人（“我也是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但他最显赫的事业是为侵入家乡的曹操捏搓臭脚。时间不长，他就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仅仅一句话没说好，就遭刑罚。“我首先不明白的是我身为男身，怎么给我用女刑？但接着又明白了，在丞相眼里，我们这些小文人，本来就男女不分。”这位“写字的”在此含蓄地表达了一点委屈感。但这委屈感显然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因为与此相反的一种感觉——骄傲感——在“我”的心中占有明显的压倒一切的优势。这部纵贯两千年的长篇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找我来给他捏搓。……捏搓脚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捏搓一阵，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便涌出黄水，脚蹼变得稀烂。黄水已经开始在第四到第五个脚趾之间与我右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之间漫延。一到有人问我：

“你真是在给曹丞相捏脚吗？”

我马上举起右手：

“看这手，看这黄水！”

大家看我的黄水与曹丞相的黄水真有些相似，便相信了。曹丞相的黄水，是人们争相保存的雨露。装在透亮的试管里。当晚，便有人给我爹送猪杂碎吃。我爹吃着猪心说：

“丞相（省去姓，显得随便与亲切）可喜欢娃了，听说还要认他做干儿呢！”

这事很快风传开来。开始有人给我爹送猪头肉、猪尾巴。

这个奇特的开篇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它展示了一个愚昧而又滑稽的图画。图画的主题是权力崇拜，具体地说是对政治权威的脚气臭水的崇拜。这幅图画的结构特点是从中心向周边辐射。“我”无疑是这幅图画的中心。“我”因为有幸亲自搓脚而具有强大的心理优势，所以所怀的骄傲感就最强。一句“看这手，看这黄水！”真写得活灵活现。我爹因为亲缘关系，所享受到的骄傲感仅次于“我”。那些问“你真是在给曹丞相捏脚吗”的人，以不相信别人能享有如此大的光荣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价值倾向。由此继续向外沿延伸，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以给我爹送猪杂碎、猪头肉、猪尾巴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脚气臭水的景仰和对于捏脚者的万分羡慕。不难想象，就这幅图画的动态形势而言，它无疑是要不停息地向周边无限扩展的。最后，它将扩展得比世界本身更为广阔，足以包裹几千年来的一切人物和事件，包裹整部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仅仅这么几百字，就如此深刻准确地勾画出了千百年来早就司空见惯了的愚昧世相，这真是大作家的大手笔，或者说，只有大作家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

权力崇拜正是刘震云两大主题之一，另一部历史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也充分展现了这一主题。在刘震云看来，历史即是以权力为标的而展开的一场既无规则也无裁判的争夺战，它的最实用的逻辑就是成王败寇。无论这个争夺战多么残忍，多么无耻下流，多么血腥，多么尸骨遍野，胜利者总是可以以正义、神圣等等一套虚妄的说法将这一切巧妙地掩盖起来。人的荒谬即在于，总是乐于忘记历史的残酷，乐于相信这一套关于历史的虚妄而又实用的说法。人类永远不知道自己曾经遭受过怎样的蹂躏，还要遭受怎样的践踏，而是永远昧于理性、昧于良知，甘愿沦为历史的牺牲和权力的奴隶。

刘震云笔下的第二大主题是物质崇拜，那些描写机关人物和乡村人物的小说，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主题。人因为需要一些最起码的物质条件才能生存，可是人却常常因此而走到崇拜物质、附从物质的地步，这显然是对人性内部某些高贵的精神品性的残害和异化。人们不但感觉不到这种残害和异化，而且几乎总是听不见理性与良知的启示与呼唤，甘愿沦为物质的附庸和奴隶。

无论是机关小说还是历史小说，无论是权力的奴隶还是物质的奴隶，刘震云笔下的人物都是这种昧于理性和良知的奴隶。所有这些奴隶都没有足够的觉醒帮助自己实行哪怕是极轻微的自我反思。他们没有这种反思能力，所以只能这样在奴隶轨道上按照奴隶的逻辑循环不息。那些机关小说对应于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些历史小说对应于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们的关注点投向物质，以期做一个舒适而富有的奴隶；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人们的关注点投向权力，以期早一天重整奴隶秩序重获奴隶的安宁。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对这样的奴隶逻辑、奴隶秩序、奴隶状态作出过反思与批判，他们全都是真正的驯服者。然而，所有这些愚昧的奴隶，都是作家刘震云通过十分痛切的反思才塑造出来的。正因为那些奴隶完全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肮脏、罪恶、卑屈、下贱，这一切体验都集中压在作家刘震云一个人心上，所以，写作者刘震云在写作中所体验到的痛苦与耻辱就无限广阔无限沉重——他不但要体验自己作为一个觉醒的奴隶所必可体验到的痛苦与耻辱，而且还要代所有其他不觉醒的奴隶去体验他们所无法体验到的痛苦与耻辱。

刘震云对自己内心如此沉重与黑暗的体验其实深怀恐惧，他一直紧紧捂住自己的这份体验不敢让它充分展示出来，只以他对麻木灵魂的诡异而又漫画化的揭示来求得一点曲折的表达与发泄。可是写到《故乡相处流传》时，他终于有点捂不住憋不住了。他特意选定“我”作为叙事人，这个“我”也是一个文人，是一个写作者，这与小说作者是相一致的。另外，叙事人“我”和小说作者“我”在人称和字形字音上也是一致的。这两种“一致”大大有利于作者刘震云表达他作为一个饱受凌辱的文人和奴隶的内在的卑贱感和耻辱感。所以，这个叙事人“我”在刘震云的创作整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意义，“我”一定程度地可以看作是解读刘震云小说和刘震云精神生活的一把钥匙。

正是基于对刘震云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刘震云实际上已经是卓尔不群的大作家。我们总是习惯于等到一个作家熬到九十岁才称他为文学大师，或者等到他逝去若干年之后，才追封一个大师称号。要知道他们的作品都是在活着的时候写出来的，而且往往都是在他年富力强时即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写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他写出了真正的好作品之后，及时地予以肯定和推重呢？为什么不可以把一个虽然还很年轻却确实达到了高远境界的青年作家称为大作家呢？想想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推崇，对刚刚发表小说处女作的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留余地的称赞和预期，那是多么富于热情多么服膺于一个人的真正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青年作家呢？

我们提出刘震云是大作家，不只是对他的预期，而是认定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成就和境界。将他夹杂在若干优秀作家之中给予肯定和称赞是不够的，必须以“大作家”给他命名才能准确地揭示他的价值和意义。

大作家与优秀作家是两个概念。正像优秀作家不会具备大作家的某些素质一样，大作家也不一定具备优秀作家的某些素质。比如优秀作家的灵气、才思、细致、精巧，往往是大作家所不及的。大作家的透彻、偏执、汪洋恣肆、不修边幅则是优秀作家所不及的。但在两个方面，大作家和优秀作家会有惊人的一致性。第一是都具有成熟稳定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切入生活的角度，在这感受方式和切入角度的背后，有着某种稳定的精神哲学和情感态度作支持。第二是都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这不是指某一部作品具有某种完整性，而是要求作家的全部创作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有统一的主题和气质。这个艺术世界的每一寸空间，都飘荡着作家的灵魂和情感。

对于刘震云来说，这两种素质都非常突出。然而单是这两点不足以证明他超出别的作家有多远。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要说的第三点：看一个作家是不是大作家，主要应看他与人类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对这种联系揭示得有多深。落到实处来说，就是看他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对这种联系揭示得有多深。所谓写作，实际上就是对自我与外界关系的重新审视，是对既有关系和既有秩序的质疑和考察，并通过这样的质疑、考察与审视，重新设立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和秩序。不只是作家有自己的“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所以，一个作家所作的审视与考察，往往具有普遍人性的意义，和精神哲学上的普遍意义。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个大作家都是一位先知，是民族精神奥秘的揭示者，是人类精神出路的启示者。一个作家通过他的写作所重新设立的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越是有利于人性的解放和自由，他的写作就越是具有革命性和启示性。我们之所以把鲁迅看作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大作家，绝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比别人更漂亮，也不只是一般思想意义上的更深刻，而是因为他以终生的写作，成为我们所云的先知和揭示者、启示者。鲁迅率先发现了民族生活中奴役与被奴役、吃人与被人吃的重大秘密，并以终生的努力，将这秘密昭示给麻木的国人和麻木的民族。他站在自我和个人的立场上，对整部中国历史和整个文化秩序予以重新命名，并高扬个人尊严和精神自由的旗帜，向他所认定的奴隶世界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饱受奴隶的痛苦与耻辱，然而他决不退缩，决不放弃。他启示我们尽早结束“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努力开创出“第三样时代”，也就是没有奴隶、没有奴役、没有人吃人的时代。创造这样的时代，独一无二的途径，就是既摆脱奴隶地位，也革尽内在的奴性，使每个人都以独立而又强大的“个人”（也就是“真的人”）光光明明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主要也就在这里。

刘震云正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与批判者。他像鲁迅一样，在我们最习以为常、最迷妄不疑的地方，看出了生活的丑恶与悲惨，看出了我们灵魂的麻木与糜烂。他那么痛切地揭出奴隶与奴役的真相，目的即在于吁请人们认清奴隶的地位，摆脱内在的奴性，争得做人的资格，自立为人，创造出鲁迅所说的“第三样时代”。就此而言，刘震云的身上，和刘震云的小说中，凝聚着民族精神生活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他把自己整个地揳进民族生活的关键部位，在鲁迅逝去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吹响了与奴隶世界相抗争的号角。在这沉郁而又悲凉的号角声中，回荡着一个奴隶的全部痛苦与耻辱。

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风范与气象。刘震云所构筑的艺术世界，在气质上与鲁迅的艺术世界十分接近。但他所展示的民族生活更为广阔些，他所描绘的社会本相和历史本相更具主观色彩，也更具漫画效果。无论他装扮得多么冷漠、多么洒脱、多么玩世不恭，实际上，他是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无可遏制地将他所发现的破解民族精神生活的密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奉献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按照通常的历史经验，无论是读者还是民族，都不会轻易理解他的这些重大发现和重大贡献。他的冷漠和洒脱和玩世不恭就是为此而采取的心理保护措施，或者说是心理退路——我只顾吹响我的号角只顾宣泄我自己，你不理解你不改悔你不抗争你不自救你要拒绝我的启示与奉献你要继续堕落与灭亡那都是你的活该。在这玩世不恭（实际上有点言重）和“活该”背后，有作者的大痛苦大煎熬，只是隐匿太深，不易感到而已。

到《故乡相处流传》为止，刘震云的小说已经充分表现出了如上所述的大家气象。这些作品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最令人遗憾的缺陷就是这些作品在整体上有点漫画化，作者为了表达的急切总是禁不住删繁就简直奔主题，由此导致了血肉不够丰满，有点干巴，有时甚至给人以有意为之的感觉。可是，他刚刚写好，正在诸家刊物陆续推出的二百万字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却基本上不再留有这样的遗憾。就笔者所读到的一小部分而言，我们认为《故乡面和花朵》保持了刘震云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深刻与犀利、痛苦与耻辱等等一切优点，甚至也保持了粗俗、鄙贱的喜剧效果（比如白蚂蚁在粪堆旁宣讲故乡是苍蝇、蚊子和蠓虫等等伟大思想，曹成和袁哨认为粪堆这样的重要阵地决不能随便让白蚂蚁占领，而摆开了跃跃欲争的架势），竟然还保持了《故乡相处流传》中那个屈辱的叙事人的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曹成、袁哨、猪蛋、孬舅、白蚂蚁等等这些卑琐的人物。可在小说流进上，《故乡面和花朵》已经十分从容优雅，不紧不慢，文体是那么的血肉俱全、丰腴润泽，情调也不像旧作那样一味冷硬寒凉，而是具有更丰富的色调和情致，有时甚至给人以温润细腻的感觉。我们虽然未及读完这部新作，可是已经能感觉到它将是刘震云文学生涯中迄今最为重要最为优秀的作品，至少是在艺术上最为成熟最为成功的作品。我们还倾向于相信，这也是当代文坛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部巨著。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我们对刘震云给予大作家的命名就更加富于理由，从而也更加无须犹豫。

希望我们的文坛具有将一位年仅四十的青年作家命名为大作家的胆识，希望我们的民族有理解一位大作家的痛苦与耻辱、批判与启示的悟性。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