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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松
摘要 本文致力于以“城乡关系”为中心建构一个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沿袭费孝通的城乡研究传统，从城乡关联的角度考察中国正在经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与社会转型。这个理论框架立足于“关系主义”，尝试纠偏经典社会转型理论的个人主义倾向，从而可以更好地阐释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与体验。
关键词 城乡社会学 关系主义 点线面体
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刻，但社会学界对这一重大现实的理论阐释是不够的，基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难免有削足适履、不得要领之嫌，特别是低估了中国经验的理论意义。因此，需要建构的中国的转型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关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致力于以城乡关系为中心建构一个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别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是从城乡关联的角度考察中国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实际上，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城乡关系已不再是问题，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却面临城乡关系的动态调整。现有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很难充分解释这样的城乡关系转型，相反，可能以问题化的视角进行理解，从而遮蔽了转型所带来的积极且正面的结果。因此，建构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新的理论解释，这个理论框架立足于关系主义纠偏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个人主义倾向，从而可以更好地阐释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与体验。
费孝通先生开创了城乡社会学这一重要传统，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视角。费孝通早在1931年就写了一篇论文《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这篇论文可谓中国城乡社会学的发轫。
他指出，要研究乡村的社会变迁，不能脱离都市的背景，也就是说要在城乡关系的脉络里考察乡村变迁。《江村经济》是进一步阐释这一理论观点的鲜活个案，从江村可以看到，城乡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金融和人员往来关系，这是江村经济生活活跃的重要原因。不过，城市工业吸引农村人口，这对农村社区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因此，他倡导工业下乡或乡村工业，这是破解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暗示。然而，当费孝通1957年重访江村时，乡村的副业、贩运因在当时看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被迫停止，这导致乡村的衰败，城乡之间的割裂对乡村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乡村发展的必要条件。至此，费孝通更多的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乡”，“城”是背景。
当社会学再次重建之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费孝通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城镇等都保持了高度的热情。当时的调查研究表明，城乡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费孝通在这一时期倡导推动小城镇发展，认为小城镇发展可以解决大问题，这从江村的再发展得到了验证。他特别指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尽管有其内发的逻辑，但更有其独特的城乡关系脉络，也就是当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以及计划体制主导下的城市工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费孝通探索在城乡二元对立之间提供新的可能性，即聚焦城乡连续体之间的中间点，这样就明确了城乡关系之中“城”和“乡”的双重聚焦。
费孝通对浦东的关注实现了第三次转向，即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城”，“乡”是背景。浦东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为一个现代化城区，成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样本。费孝通指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进行浦东的研究，并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篇社会学的大文章”。他高度关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当地农民的适应与调整，对人的强调体现了其人文关怀。这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议题，即如何实现人的城市化。他从浦东吸引了大量外地劳动力这一现象中看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这样农民工就可以往返于城乡之间。不难看出，浦东这样的城市发展个案也有着深刻的乡村背景。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从一个更高的高度进行了文化与哲学的思考，他提出要重视心态研究，要扩展社会学的界限，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中的“自觉”所指向的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这就是不自觉的文化，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识，以浑然不觉或习以为常的方式看待，或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粗暴应对。因此，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样的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因此，文化自觉是在全球文化坐标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实现自主适应，而非被动适应。在西学新知不断引入的情况下，知识界很容易为“新”所困，有时候会简单地将所谓的“旧”弃于一旁，处于一种对自己的文化不自觉的状态。人们常常于日常生活与行动中实践某种文化，但缺乏自知之明，这就要求反思我们的行动或实践，特别是那些不太容易在“译语”中得到解释的行动或实践。实际上，费孝通先生的城乡社会学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文化自觉，即从中国文化的脉络之中寻求理解城乡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关联。
费孝通先生的城乡社会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其“志在富民”的历史责任感，展现了扎根中国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以江村的历时观察为个案，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体现了关系主义思维，建设的是“人民的社会学”或“为了人民的社会学”，这就是城乡社会学的“费孝通传统”。
沿着费孝通开创的城乡社会学这一重要传统，扎根中国城市化的鲜活实践，可以尝试提出一个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在这个进程中城乡关系依然是复杂的，中国的城是在乡里面，中国的乡是在城里面。几亿人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是城市关系的现实表现，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是明确的发展方向。相反，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城乡关系已不再构成社会学研究议程的一部分，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却面临城乡关系的动态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现有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很难充分解释这样的城乡关系转型，而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这超出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视野。这里的城乡社会学不是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简单相加，而是立足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抽象。
潘光旦先生曾有一篇旧文——《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这篇文章虽是杂论，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城乡社会学的概念框架。
在潘光旦看来，“人”是其人文思想的中心，“点指的是每一个人。社会生活从每一个人出发，也以每一个人作归宿。无论唯社会论一派，或唯文化论一派，把社会与文化浸润的力量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无孔不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人的社会与文化，也不能理解，我们把每一个人搁在一边之后，社会与文化还有什么意义，什么存在的理由”，“在每一个人的所以为点没有充分弄清楚以前，我们谈社会的点、线、面、体，总若有好几分不着边际，不得要领。换言之，社会学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问题，一般的人性与个别的人性”。
也就是说，城乡社会首先要考察人，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因此人在城乡关系变动之中的体验与感受是城乡社会学的聚焦。
不过，仅仅谈“点”是不够的，“点”与“点”之间联结就是“线”，线就是关系，是“点与点之间的刺激与反应”。中国人传统上讲伦常，实际上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乡社会学强调“线”，因为人在城乡发展过程之中要面对人际关系的变动，这样的变动具有明确的时空压缩或“脱域化”特征。进一步而言，人在城乡关系之中的变动需要放在关系脉络之中进行理解。如此，社会结构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关联就是经由关系而确立和界定的。
“点和线的总和即为面”，面实际上就是更大的社会环境。城乡社会学的确不能仅仅关注“点”或“线”的面向，同时还要看到宏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要关注城乡连续体之中的不同形态，诸如村改居、县改市、开发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大型居住区等，它们呈现为城市化的不同“社会生态”样貌，这样的形态实际上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城与乡的互动体现在人口、土地、资本、产品、文化、技术、信息、话语等方面，城乡之间不停地进行交换与沟通，这是“面”的基本形态。因此，无论是解决城市问题，还是解决农村问题，都应该回到城乡关系的脉络之中。正如Portes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移民围绕的是信息、资源、收入的交换，实际上改变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两地新的规则与文化，这迫使两地社会都出现变迁，而很多的变迁是未曾预期的 [1] 。要而言之，城乡之间的迁移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
“面的累积就是体”，这就是要引入历史概念。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之中面临的社会问题或个人面对的困境很可能需要放到时间的框架或历史的维度里进行解释，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不了解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很可能就无法完全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城乡社会学关注城乡关系的动态变化，也就是变的一面，不过也需要看到中国社会不变的一面。总之，将历史的维度引入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是必要的，这一维度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
“点、线、面、体”四个字实际上正好揭示了城乡社会学的不同维度：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与历史的。有了这四个维度，就形成了构建城乡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线索。而勾连这四个维度的，是不同于个体主义的关系主义理论取向。
边燕杰指出，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权、责、利相对应的关系主义文化中的行为规则是熟、亲、信，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以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
。这一理论视角为城乡社会学的城乡关系聚焦提供了理论依据，城乡关系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中国城乡之间的融合亦立足于城乡不同人群之间建立的社会网络，即由“线”至“面”。
关系主义推崇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中庸理性。从工具理性出发，行动者总是把手段安排到最有效的情况中去完成目标，是一个无限形态。中庸理性则以节制取代效率，兼顾自己与整体的利益，是迥然不同的协调方式，属“节制模态”（tempered mode），不只想到自己，还要顾及他人，重视均衡与平衡
。张德胜等认为，中庸理性正好在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之间筑起一道桥梁，将价值冲突带到理性的沟通渠道中去解决，因为它从整全的视野出发，讲求自我节制，蕴含了理性沟通的准备和意愿
。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城乡关系的调整就是以中庸的方式回应潘光旦所言的“位育”。“位育”一词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的注解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位育”即“安遂所生”，也就是动态平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
综上所述，城乡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就是立足关系主义思维，从点、线、面、体四个层面理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的进程，解读中国社会千年一遇之变局。
根据前述城乡社会学的“点线面体”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变高度重叠，且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个体的焦虑和不适应由此而生。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工业化、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这导致所谓的虚拟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出现了城乡连续体之间的很多中间形态。这样的中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风险，从而避免了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形构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面貌，即刘守英等所称的“城乡中国”，
这是“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之间的过渡，这个过渡预计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
纵观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市民化三者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两个路径。一个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与人口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同步的路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而产生和发展的
。在此路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在英国，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而逐步实现的；美国是通过人口的自由移动实现的；日本是经由跳跃式迁移与农村非农化结合实现的
。
另一个是以拉美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的路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的城市化发展在相对短时期内，在政府的政策诱惑下快速实现。拉丁美洲的“大城市化”与“超大城市化”趋势非常明显，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城市化过程缺乏政府规划与政策引导，城市治理形势严峻
。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纳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只能在城区建设非正规的简易住房，由此逐渐发展成大片的贫民窟。城市内部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或“转型陷阱”
。
而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城乡关系的调整为出发点，强调积极稳妥和有序推进的平衡策略。中国城市化过程既不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相吻合，也不同于拉美国家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化的路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就业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基本稳定就业，在此基础上推进市民化进程；二是保障地权，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农业转移人口既进得了城，又回得了乡，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进退有据；三是渐进转移，从允许“离土”到允许“离乡”，再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始放宽落户条件，分阶段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以上三个特征体现了“有序推进”的战略构想。“有序”就是城市化需要在时间、空间、资源与价值四个层面展开并在社会的承受力范围之内，不能走拉丁美洲的城市化道路。我们也没有遵循西方城市化道路的时空背景，这个“序”需要在中国的语境里围绕中庸理性而确立，从速度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从关系上，相关各方都可以接受，不至于脱序。“推进”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都应该积极作为，政府在城乡关系的调整中要承担引领角色，要结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唯此，才能使城市化真正符合人民的需要与利益，否则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社会风险。因此，从城乡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代的挑战就是如何实现以社会质量为中心的、社会风险在可接受范围的、具有发展型特征的城市化，从而实现城乡共享发展，这是城乡社会学的时代课题。
需要推进以增进社会质量为目标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注重人的需要、权利、体验与感受，也就是重视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群体的获得感、满意感和安全感。要而言之，城市化以符合民心为前提和基础。这里引入“社会质量”这个概念是合适的，这是为了突出城市化的社会性。社会质量包含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
。这四个维度围绕的是人的需要、权利、体验和感受，背后的价值共识是自由、平等、融合、团结。社会质量既是个体的，又是整体的。城市化进程涉及一系列群体之间的利益与关系的调整，这样的调整不应仅仅以经济效率或发展速度为目标，而是既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的承受力、接受度，又要考虑利益格局的平衡和优化，不能简单地以为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就是正当的。因此，以社会质量为中心的城市化的核心议题就是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合理调节城乡连续体中因不同形态而衍生出的不同关系的格局，而人的心态和体验就是在这样的关系脉络之中界定和展开的，生态和心态的秩序同等重要。
需要建立城乡关系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城乡关系的调整，势必引发一系列的困难、挑战乃至风险。从目前的情形而言，风险源有四个：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
。这四个风险源都有可能出现在城乡关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城市化以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忽视社会质量的增进，就会因经济社会不协调而引发民生风险。社会结构的失衡，比如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不同步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风险：空间与资本密切关联而滋生金融风险、资本与权力结合而导致社会极化。如果城市扩张与农民利益保护、城市人口规模控制与外来人口的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不能予以平衡，城乡关系就有失调的风险。如果城市化进程之中不同群体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受到影响，而没有合理的补偿和保障机制，社会冲突就难以避免。因此，需要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形成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合理分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有效处理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需要建构发展型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的建构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这是一个渐进、动态且复杂的过程，是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是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等多重关系互动的结果
。大规模的人口在城乡之间迁移是在既定制度限定与机会结构下兴起的，它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处于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未曾预期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又成为新一轮城乡关系调整的结构限定与机会空间，这就是城乡关系的动态转化过程。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推进的城市化累积了不少矛盾和挑战，比如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出现了空心城；城乡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这显示，城乡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实现平衡和协调的预期。因此，城乡关系要确立新的目标，笔者将这个目标称为“发展型”。“发展型的城乡关系”这一概念建立在社会发展的理论演进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强调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要以提升发展能力与提供发展机会为核心目标，“能力”和“机会”应成为新型城乡关系建构的核心话语。以是否提升了发展能力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作为发展型的考察指标。这一目标导向意味着城市化并非简单的农转非、上楼或进城，而是要真正赋予参与这一进程的人群以发展机会，这样的城市化才是贴近群众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的调整要有相应的社会政策予以配套，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城乡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是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是确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理论建构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建构中国的城乡社会学上有所建树，就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可以为国际同行提供一个有别于经典社会转型理论的参考框架，从而为全球社会学知识库存增添中国的贡献。这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
[1] Portes，A.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Some Conceptu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10（2010）：1537-1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