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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在国内众多的集刊之中增加一本《城乡社会学评论》，是为了直面当前国内乡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尴尬语境。乡村社会学在西方已不再是热点，但在国内，它依然吸引了非常多的学者投身其中。应该说，失去外援刚好为乡村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动力，然而，当前的乡村社会学研究受到人类学社区研究传统很深的影响，往往局限于从村落社区研究乡村，还没有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早年所提出的将城市和乡村打通起来研究的愿景。城市社会学受到国外理论资源的丰富滋养和强力影响，然而，国外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较少地涉及中国城市研究不得不应对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种种粘连。因此，在中国的问题情境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严格地划分城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并不合适，因此我们尝试提出一个“城乡社会学”的学术框架。
城乡社会学非常关注城乡关系，但它不仅仅是要研究城乡关系，同时还以“关系”的思维来研究城市和乡村问题，尤其是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转型过程。之所以强调一个“关系”的思维，是出于客观的现实。城镇与乡村从来都是相互依赖的，古今中外的差别只是在具体方式和程度上。但是在中国，除了我们能够看到世界各地常见的人员往来、市场交易、国家治理、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关联层面，还有一种基于城乡之间的权利“分不清”基础上的粘连关系。乡村从来都不是独立于城镇的社会存在，反之亦然。当我们说到一个镇或者一个城市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有城（镇）有乡（村）的“城乡社会”，千万个这样的城乡社会组成了一个“城乡中国”。
对于这样的千万个城乡社会组成的城乡中国，我们需要从学理上把它“打开”，这里可以借用潘光旦先生所提倡的点、线、面、体四个层次。在“点”上，我们要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关注他或她的感受与命运，这个人往往是和他或她的家庭连在一起的。中国的文化强调“人生向上”，因此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就是最为重要的故事。在“线”的层面上，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不论是留守的农民、老资格的市民或是在城乡之间两栖的迁徙者，大家的社会交往意识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城市或者乡村。在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鄙视农民的心态，在城市化的高潮中被淡化了或者说被数量庞大的进城者稀释了。“点和线的总和即为面”，面实际上就是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国式城乡关系种种分得清或分不清然而都交织在一起的制度丛结都是很值得去打开的领域，它们往往不仅仅是一些条理清晰的制度，同时还是一些很适合用个案来讲述的过程或者机制。“体”的层面关注的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注重讲述历史的国家，一种不能展示事物的来龙去脉的知识生产，总是让人感到意犹未尽；而一种历史根基不明晰的社会事实，其重要性也容易遭到质疑。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历史来昭示高度不明朗的未来。
城乡社会学的视野不会排斥既有的城市社会学或者乡村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很多相关的问题在既有的框架中得到了关注，城乡社会学的视野非常关注那些不便于单纯纳入城市或者乡村问题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而且越来越普遍。在传统的视野里，市民化好像有一个终极状态，就是成为市民，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即使成为市民也依然生活在一个整体性的城乡关系中。所谓的定居，也只能理解成是一种经常在某个地方露面的暂居状态。流动是人的更加本质的状态。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中，人与周遭空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固定，那么，这种无法安放的人生究竟如何？如此来提问题的时候，是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城乡社会学很期待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城市化或者社会转型这类看上去十分经典的问题。
这本集刊的使命就是要在城乡社会学的视野下推进知识积累和经验准备。所以，我们的栏目主要分了两大块——田野篇和理论篇。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非常注重调研报告的发掘，通常这样的调研报告都难以发表。但是，一篇优秀的调研报告，尽管不像论文那样会展示出清晰的知识脉络，却很容易让我们去了解到某些现象的全貌，帮助我们合理地展开想象，获得比较准确的理解。所以，我们不仅欢迎资深专家的参与，也欢迎年轻的学者，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型学术平台，期待大家的支持！
何雪松 熊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