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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特殊的群众是通过 禁令 产生的：许多人聚集在一起 不 想再做他们以前分散各地各人一直所做的事情。禁令是突然的，是他们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这可能是一个旧的禁令，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说，它时不时地又被重新提出。但也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禁令。无论如何，它会以极其巨大的力量在群众中发生作用。它像命令一样具有绝对性，但是它身上的消极性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使这个禁令具有相反的假象，它实际上也绝不是来自外部，它总是来源于受它影响的那些人本身的需要。只要禁令一出，这种群众就开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拒绝外界期待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没有过多纷扰的情况下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然的并且没有丝毫困难，而现在他们突然再也不做这件工作了。从他们拒绝做这种工作的决心可以看到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这个禁令的消极面从这个群众一出现就传导给了这个群众，并且只要这个群众存在，就总是这个群众的最主要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消极的群众。抵抗形成这个群众：禁令是一个界限和堤坝，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过它。人人都在监视别人，看看他还是不是这个堤坝的一部分。谁要让步并超越禁令，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唾弃。
在我们的时代，消极的群众或者禁止性群众最好的例子就是 罢工 。工人习惯于有规则地在一定的时刻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极其不同种类的工作，一个人做这种工作，另一个人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工作；但是，他们是在同一时间上班，又在同一时间下班，就他们在同一时刻上班和下班而言，他们是平等的。大多数人用手完成他们的工作。在另一个方面即就他们的劳动报酬而言，他们彼此是接近的。不过，根据他们完成的工作，他们的工资也是不同的。我们看到，他们的平等性是有限的。仅仅这种平等性也不足以导致群众的形成。一旦开始罢工，工人就更是必然地成为平等的：他们拒绝继续工作。这种拒绝主宰了整个人。禁止工作造成了一种激烈的和富有反抗性的思想。
停止的时刻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工人们高歌赞颂。有许多东西促成了轻松感，罢工对工人来说就是以这种轻松感开始的。人们对工人所说的平等是虚假的，只要所有的工人都在工作，这种平等事实上就不会存在下去。在罢工中，这种平等突然变成了实际的平等。只要他们工作，他们就要去做各种各样极其不同的工作，而这一切对工人来说又是规定好的。如果他们放下工作，他们就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况就像他们都在同一时刻把手放下，似乎他们现在正全力 不 再使手抬起来，即使他们的家人挨饿也在所不惜。停止工作使工人们平等了。从这一时刻的效果来看，工人们的具体要求无足轻重了。罢工的目标也许是提高工资，而工人们也确实感到在这一目标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仅仅这一点不足以使工人们形成群众。
放下的手对其他的手有传染性作用。他们 不 工作这件事传导给了整个社会。出于“同情”而扩展的罢工也阻止那些原本没有想到要罢工的人继续从事他们习惯的职业。罢工的意义在于：只要工人什么都不做，任何人也应什么都不做。他们在这一目标上越是取得更大的成功，罢工获取胜利的希望就越大。
在真正的罢工期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坚持禁止工作的约定。在群众中会自发地形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能类似于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短命、只有少数几条律令的国家的职能，但是这些职能却能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岗哨监视着通向罢工开始的地方即工厂区：工厂区本身是一个禁区。把工厂列为禁区，使工厂摆脱了一切日常烦琐的事情，赋予它以特殊的尊严。人们对工厂负有的责任使工厂成为共同的财产。作为共同的财产，工厂受到了保护并具有了更高的意义。工厂的空旷和宁静使它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要受到检验，看他有什么企图。任何图谋不轨的人接近它并且想在那里工作，都会被当作敌人或叛逆。
这个组织关心食物和金钱的公平分配，已有的东西必须足以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重要的是人人都分到相等的少量东西。强壮的人不会想到要分到更多的东西，甚至贪婪的人也很知足。因为可供所有人分配的东西通常很少，而分配办法又是无可挑剔的，即公开进行的，所以，这种分配办法使群众为他们的平等而感到骄傲。这样一个组织是异常重要、值得尊敬的。如果谈到群众的狂暴行为和破坏性，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这类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的机构的责任意识和威严。这种禁止性群众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特征，仅仅由于这一点也必须对它进行考察。只要它忠实于自己的本质，它就会厌恶任何破坏。
但是要把这种群众保持在这种状态中是不容易的，这也是确确实实的。如果事情很糟，物质匮乏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特别是当这种群众感觉受到攻击或包围时，消极群众就会转变成积极的、行动的群众。罢工者如此突然地拒绝用他们的双手从事他们熟悉的工作，但不久之后他们就要为有双手而什么都不做付出千辛万苦。当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反抗的统一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倾向于破坏，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熟悉的工作领域内倾向于破坏。在这里，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开始了；这个组织必须把禁止性群众的性质保持下去并阻止每一个积极的行动。它也必须认清楚，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取消这个由于群众的存在而产生的禁令。如果它的理解与群众的感情相符合，那么它就会撤消禁令，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