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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群众的形成，其目的在于能迅速达到目的。它知道这个目的，能精确地说出来，并且这个目的也是很近的。攻击性群众的目的是杀戮，而且它知道它要杀死谁；它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目的前进，它不可能受到欺骗。只要宣布这个目的，只要把处死谁的消息传播开，群众就足以形成。把注意力集中于杀戮是一种特殊的群众，在杀戮的强度上任何群众都比不上。每个人都想参与杀戮，每个人都会插上一手。为了能够给予牺牲品以一击，每个人都往前挤，要尽量靠近牺牲品。如果他不能击中，那么他想看到其他人是怎么击中这个牺牲品的。所有的武器好像来自一个人。但是 击中 目标的武器更有意义。目标就是一切。牺牲品就是目标，而且牺牲品所处的地方也是群众密集度最大的地方。所有人的行动都在这里结合。目标与密集度合而为一了。
攻击性群众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做这件事时没有危险。这是没有危险的，因为群众这一方面有绝对的优势。牺牲品不可能对群众造成任何威胁。牺牲品不是逃掉就是被缚着。他不可能反击，他只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牺牲品；而且他也是被交给群众处死的。他的命运注定如此，任何人都无须为他的死而担心受到惩罚。交给群众的杀戮代替了普遍的杀戮，人们必然会拒绝普遍的杀戮，因为如果进行普遍的杀戮，人们会担心由此受到重罚。没有危险的、被允许的并且有许多人参与的杀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我们还要说，人人都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不管如何掩饰，死亡的威胁始终起着作用，即使有时忘记了，死亡的威胁一样存在，因此，死亡的威胁使得把死亡 转移 到别人头上成为一种需要。攻击性群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于是人们匆匆忙忙赶到出事地点。这样一个群众的匆忙、愉快和自信令人感到奇怪。这是彻底的盲人突然以为能看见东西时的激动情绪。群众走向牺牲品和行刑处，想以此突然和永远地使构成群众的所有成员的死亡威胁得以消除。但群众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完全与此相反。执行别人的死刑之后，群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死亡的威胁。群众瓦解了，四散逃逸。牺牲品越高贵，群众的恐惧也就越大。这一类群众只有在类似的事件一个接一个迅速发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维系下去。
攻击性群众非常古老，它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活动性群体，大家知道，这就是狩猎团体。关于狩猎人群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这种人群人数少，与群众有许多不同。这里只是要谈一谈促使攻击性群众形成的某些一般情况。
游牧部落或一个民族处死个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 放逐 。个人被逐出群体，听凭他毫无防卫地受到野兽的袭击或者饿死。他原来所属的人群已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不再给他提供住处和食物。和他的任何往来，都是对人群的亵渎，也是人群自己犯了禁。在这里，最严酷的孤独是最极端的惩罚。把个人同他的族群分开是一种折磨，被分开的人很少有人能生存下去，在原始情况下尤其如此。这种孤立处罚方式有一种变体，这就是把个人交给敌人。如果是士兵未经战斗就被交给敌人，那么这对他来说是特别残酷和蒙受耻辱的惩罚，对于受罚人无异于判处两次死刑。
另一种处罚形式是 集体杀戮 。受刑人被带到广场挨石头，每一个人都分享他的死亡，受刑人被所有人的石头击中，倒了下去，没有任何人被指定为行刑人，他是被整个群体杀死的。石头代表群体，石头就是群体的决议和行动的纪念品。即使石刑没有成为习俗流传下来，但是集体杀戮的倾向一直存在。 火刑 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火代表意欲受刑人死亡的大众行动，火焰从四面八方包围牺牲品，可以说无处不在攻击他、杀死他。此外，在相信有地狱的宗教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用火这个群众的象征集体执行死刑时，人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受刑人放逐到地狱中去，也就是把他交给地狱中的敌人。地狱之火来到地面上，带走异教徒。以一排弓箭射杀牺牲者以及以一小队士兵射击判处死刑的人，两者的行刑团体都是全体民众推派的代表。从非洲及其他一些地方可以知道，在把人埋逬蚂蚁堆时，人们是把蚂蚁当作无数的群众，让蚂蚁去做群众感到很难办的事情。
所有这些公开的行刑方式都与古代的集体杀戮有关。真正的行刑人是聚集在绞架四周的群众。群众认同了这种杀人的场面，他们情绪高昂，从很远的地方涌向这里，想从头到尾看一看这种场面。群众想要这件事情发生，并不想让牺牲品跑掉。审判基督的消息从本质上涉及了这个过程。群众喊道：“钉死他！”群众是真正的行动者，而在其他时期，群众自己就会做这一切并用石头处死基督。通常在少数人面前进行的审判，代表着后来参加行刑的许多人。以法律名义宣布的死刑判决，听起来是抽象的，不真实的，但在人群面前执行时却变成真实的了。真正的法律是代表群众说话的，法律的公开性就是指群众。
中世纪时，死刑的执行是非常壮观的；死刑的执行尽可能地拖长时间。有时被执行人会以虔诚的口吻告诫观众，他宣称他关心他们，要他们不要像他那样做；他告诉观众，像他那样生活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们感到，他的关心丝毫不是在讨好他们。也许，再一次作为他们之中的 平等的一员 ，作为同他们一样好的人，同他们一起清理和谴责他过去的生活，会给他提供最后的满足。在神职人员千方百计的关心下，罪犯和异教徒在临死前进行了忏悔，这种忏悔除了预先规定的拯救灵魂的目的以外，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它会改变攻击性群众，使之具有未来的欢乐群众的观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善良思想是确实无疑的，并相信他为此在天国会得到报偿。
在革命时期，死刑的执行加快了速度。巴黎的刽子手桑森为他的助手能“不超过一分钟了结一条命”而感到自豪。在这类时期，疯狂的群众情绪大都可以追溯到迅速相继执行的无数死刑。对于群众来说，刽子手把被处死者的头向他们展示是重要的，唯有这时才是解放的时刻。不管头颅是谁的，现在都 降级了 ，在刹那间，因为这颗头颅凝视着群众，所以同所有其他人的头颅一样了。这颗头颅可能是国王双肩上的头颅：由于在所有人面前进行的闪电般的降级过程，人们把这颗头颅看得同其他头颅一样了。由一颗颗凝视的头颅组成的群众在这一瞬间感受到了平等，因为这颗头颅也凝视着他们。被处死者以前的权力越大，他以前和他们的距离越远，群众解放的激情就越高涨。如果是国王或者和国王一样有权力的人，那么还会有一种逆反的心理满足。长期以来他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现在反过来用到了他的身上，他以前杀死的人杀死了他。这种逆反的意义是无法估计的。有一类群众正是由逆反形成的。
展示给群众看的这颗头颅的作用绝不仅限于解放。他们把这颗具有巨大权力的头颅看作是他们之间的一颗头颅；这颗头颅陨落到群众中间，同群众一样了；这颗头颅使所有的人彼此之间互相平等，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颗头颅中看到了自己。断落的头颅也是一种 威胁 。他们如此专注地看着死者的眼睛，以致他们对之无法释怀。因为这颗头颅属于群众，群众通过他的死本身也受到了打击：群众患了神秘的病，受到了惊吓，于是群众开始瓦解。群众现在崩溃四散了，这是逃离这颗头颅的一种方式。
攻击性群众一旦攫取到它的牺牲品，它就会特别迅速地瓦解。统治者在遭到危险时显然知道这一事实。统治者向群众抛出一个牺牲品，以便遏阻群众的扩张。许多政治上的死刑都只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安排的。另一方面，激进派的发言人往往完全不清楚，在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即公开处死危险的敌人时，他们自己所受的伤害要甚于敌对派所受的伤害。他们还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在这类行刑之后，追随他们的群众会分散开来，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或者说永远不能再达到原有的力量了。关于这种突变的其他原因，我们在谈到群体，特别是悲恸群体时还要谈到。
厌恶 集体杀戮完全是近代的事，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即使在今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报纸 参与公开的行刑。只是人们今天能更舒适地做到这一点，就像做到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人们安静地坐在家中，在上百条新闻中流连忘返地阅读那些特别令人激动的新闻。人们只是在一切事情过去以后才拍手叫好，没有丝毫罪恶感破坏满足感。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责任，不对判决负责，不对目击者负责，不对事件的报道负责，也不对刊登该报道的报纸负责。但是今天的人们关于这类事情所了解的，要比过去人们了解的更多，因为过去的人们不得不花几个小时走去看行刑并站在那里看，但看到的东西却很少。在读者群中有一种比较温和的攻击性群众，这种群众由于远离事件而变得更不需对此负责。我们也许可以说，读者群中的这类攻击性群众，是它最卑鄙的同时是最稳定的形式。因为这种群众无须集结，所以也没有解散的问题，每天阅读报纸是一种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