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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 群众是真正的群众，它听任自己天赋的增长冲动。开放的群众对于能达到 何等的 规模，并无明确的感觉或概念。群众不坚持它所熟悉并且本应由它填满其间的任何建筑物。它的规模没有确定，它要向无限增长，它为此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赤裸的状态中群众最为引人注目。它确实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而因为它总是在瓦解，所以不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如果居民人口在各个地方的极大增长以及作为我们当代标志的城市的迅速增长不能越来越经常地为群众的形成提供机遇，那么群众在今后也许还会得不到它应有的认真对待。
过去的 封闭的 群众（关于它我们还要谈到）变成了极其亲密的公共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所处的特殊状态，似乎具有某种自然的性质；人们总是为一定的目的聚集在一起，或者是为宗教的目的，或者是为节日的目的，或者是为战争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似乎使这些成员所处的状态神圣化了。参加布道的人肯定会相信，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布道，而如果有人对他说，在场的听众人数很多这一点带给他的满足多于布道本身，那么他会感到惊讶，也许还会感到愤怒。属于这类公共团体的所有仪式和规则，基本目的在于 俘获 群众：宁愿要充满信徒的安全的教堂，而不要不安全的整个世界。有规律地上教堂，熟练而精确地重复一定的礼仪，群众由此获得的东西类似于对自身的温馨的体验。在固定的时间以前完成这些仪式的过程代替了较为粗鄙和强烈的欲望。
如果人数大致保持不变，那么这类团体也许是足够的。但是，城市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在最近几百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就产生了形成新的和更大的群众的一切诱因，什么也不能阻止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即使最有经验的和最高明的领导者也不能阻止群众的形成。
宗教史告诉我们，对传统仪式的一切反抗都是针对对群众的限制的，群众总是要再一次体验自己的增长。我们想起了新约里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仪式是在户外进行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聆听，而且毫无疑问，它是针对狭隘拘泥的官方庙堂的仪式的。我们还记得，保罗的基督教精神趋向是从犹太教对人民和种族的种种限制中破土而出并成为所有人的普遍信仰的。我们还记得，佛教是对当时印度的等级制度的一种蔑视。
各个世界性宗教的 内部 发展史上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庙堂、种姓、教堂总是显得太狭窄了。十字军导致了大规模群众的形成，这些群众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教堂能容纳得下他们。稍后，各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自笞派的苦行者，他们当时还只是在各城市之间漂泊。还在18世纪，卫斯理把他的宗教运动建立在开放式布道的基础上。他深知自己拥有大量听众的意义，有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统计，这一次大约有多少人听了他的布道。从封闭的布道场所挣脱出来，每一次都意味着群众想重温昔日突然、迅速而无限的增长的乐趣。
我把 封闭 群众向 开放 群众的突然转变称为 挣脱束缚 。这一过程是经常发生的，但不应仅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情况往往是这样，就如群众从一个它受到严密保护的空间溢出，转到一个城市的广场、街道上，在那里，他们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吸纳一切，面对一切，自由自在。但是，比这种外在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应的内在的事情：对于限制参与者人数的不满，突然要 吸收 新成员的想法，争取到 所有 人的坚定决心。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些挣脱束缚的行动获得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给我们的感受是现代的。也许因为群众如此全面地摆脱了传统宗教的内容，我们才能从那时以来可以比较容易地赤裸裸地观察群众，可以说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清楚群众，不受先前灌输给群众的那些先验的思想框框和目的所束缚。最近150年历史发展的顶峰是这类挣脱束缚事件的迅速增加；这类事件甚至包括了战争，战争变成了群众战争，群众不再满足于虔诚的约定和允诺，他们想亲自最充分地体验自己的动物性力量和激情，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反复利用它可利用的社会动因和要求。
重要的是首先要指出这样一点，即群众从来不会感到自己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群众的范围，它就还有胃口。如果群众真正吸纳了 所有的 人，它是否还会有这种胃口？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群众争取继续 存在下去 的努力有点力不从心。为达到此目的唯一有希望的道路是形成对偶群众，然后两个群众互相较量。它们越是势均力敌，这两个互相较量的群众就越是能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