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惯例,我应当在这里感谢给予本书莫大帮助的每一个人。可收录于本书的不少文章,都是我从前所写的论文。当时我已经说过不少感谢的话,想来不必再重复。我对诸君的感激之情一如往昔。不过,我仍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朋友:我的同事丹尼·米勒和弗朗西丝·韦斯特利,是他们帮我理清了思路;我的好朋友吉姆·沃特斯,他在幕后给予了我莫大帮助,比起许多我在书中正式提及的帮助,他的援手毫不逊色;我的编辑鲍勃·华莱士,谢谢他对我惊人的包容;我的秘书凯特·玛奎尔-德芙琳和兹内特·可汗,是他们把我潦草的笔记订正得工工整整;还有我的两位导师,莫蒂·雅洛夫斯基和沃利·克莱斯顿,为我提供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帮助。我最想道声谢谢的,莫过于我的编辑比尔·里特沃克。
在我看来,比尔就是“同情心”这个词的最好注释。表面上看来,他这个人不拘礼数(至少对他的好朋友们是如此),所以我说的“同情心”,不是那些精神病医生所谓的什么“移情作用”,而是说他理解朋友们,能及时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朋友们的作品,他也额外体贴关注。
1968年,二十多岁的比尔编辑了我的博士论文。那可真是一段惨烈的经历,但我自此学会了如何写作。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若不是我忘了该怎么写东西,那就是比尔的标准又提高了。但我显然是忘了什么叫作惨烈的经历。不管怎么说,经历了如此惨烈的第二次合作,我,活了下来;比尔,活了下来;这本书,活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活了下来。比尔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编辑本书,让我不得安宁,简直是要把我活生生地逼疯(我给你举个例子,他竟然在批语上这么说:“把‘伪善’写成‘为善’和‘违善’,你可真够伪善的!”)——直到我终于按计划把一系列文章辑选成了一本满意的书(但愿如此吧)。比尔,我得谢谢你,虽然我的感激远超于此。
照理说,作者还应该在这里指出,尽管其他人为本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毫无疑问,倘若本书出了什么岔子,责任全由作者一人承担。没门。(比尔,下面这段话不准改动!)我可能没有接受他对某些地方的建议,也可能在他没来得及过目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最后的改动,但除此之外的每一个地方,要是出现了任何错误或不恰当之处,都该怪罪那个叫比尔的家伙。好啦,我又能过上20年清静的日子了。
1989年1月于Lac Ca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