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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特别是管理不善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了去工业化、失业和不平等，而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相反，那些欠缺考虑的政策盲目地破坏了国际规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重新发起关于贸易协定的谈判既不会减少贸易赤字，也不会带来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复苏，这是因为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协定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决定了汇率（即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而汇率对一国的进出口来说相当重要。简单来说，当美元的价值上升时，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但美国的进口则会增加。
当一个国家（如美国）的储蓄非常少，以至于其微薄的投资甚至超过了储蓄的总量时，它就不得不从境外引入资本。当境外资本涌入国内时，由于投资者需要将外国货币兑换成本国货币，此时本国货币就会升值。也就是说，当境外资本涌入美国时，美元相对于欧元等货币就会升值，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对欧洲来说就会变得更加昂贵，继而导致美国的出口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来自欧洲的进口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因此美国进口的欧洲产品量将会增加。于是真正的问题出现了：随着美国进口的增加，与进口产品相竞争的行业的就业率下降，这就诞生了“保护”这些企业的需求。国家可以通过限制进口产品的数量或对外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来保护本国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即使是低关税也能行之有效地把外国产品拒之门外。
由于一国贸易逆差刚好等于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所以真正能决定贸易逆差的是那些能够对国民储蓄或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因此，2017年的税收法案要比任何双边协定都更能影响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税收法案通过以后，美国政府未来的赤字大大增加，同时美国必须从国外引入的融资资金也增加了。境外资本的流入将提升美元的价值，从而增加贸易逆差。这昭示了一个简单的关系，财政赤字通常会导致贸易逆差增加。
无论特朗普在贸易协定谈判中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贸易协定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贸易协定中的贸易模式，而不是贸易逆差。即使在多边贸易逆差（一国总体贸易逆差，即进出口总值之间的差额）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模式的转变也会反过来影响双边贸易逆差（即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例如，假设美国对中国征收25%的关税，那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服装就会减少，而从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进口的服装将会增加。而且，由于马来西亚等国制造的服装比中国制造的服装要稍贵一些（否则美国早就从马来西亚进口服装了），美国的服装成本将会增加，反过来导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特朗普在贸易协定的谈判上取得了成功，制造业返回美国的可能性也依旧相当有限。
即使有部分制造业回到了美国，也大多是高度资本密集型工厂，而这些工厂只需要很少的“工人”。此外，谁也无法保证新的工作机会将会准确且及时地出现在需要它们的地方。保护主义无法拯救那些因为制造业外迁而失去工作的人。
来看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新签订的贸易协定。它的目的是限制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零部件的数量。即使协定如期生效，美国的汽车也只会变得更加昂贵，市场吸引力也将下降。美国的汽车零部件生产线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但由于美国制造汽车的销量将会下降，生产汽车企业的“工人”会面临被裁员的危险。
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的高关税。这项政策并不会带来美国煤矿工业的复苏，甚至也不可能催生出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产业。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考虑到美国国内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美国实在很难迎头赶上。所以更有可能的情形是美国依然会进口中国生产的产品，然而高关税会让这些产品更加昂贵，降低太阳能电池板对美国消费者的吸引力。而这将给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行业带来灭顶之灾。太阳能电池板是一个新兴且蓬勃发展的朝阳行业，在新的高关税政策出台之前，从事相关岗位雇用的美国人的数量是美国煤矿从业人员的2倍以上。像“关税将导致绿色行业的就业率降低”这样的预测似乎得到了证实，这也意味着关税抑制了环境友好型能源企业的生产力。
全球化固然会导致就业率降低，但在特朗普草率地推行去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失业率还在继续上升。现在，世界已经建立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明智的国家懂得如何利用它们。如果执意要脱离全球供应链，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重新调整的成本非常高。适应全球化的确非常困难，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工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如果在此时走上去全球化的道路，美国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