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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60年里，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今天，贸易谈判的主题通常集中在其他问题上，包括规则的制定、非关税贸易壁垒
、知识产权和对外投资。2016年签署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正说明了这一点。这项协定囊括的国家的贸易额占据了全球的44%，但是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一天便将它束之高阁。这项协定的名称中并没有“贸易”一词，这通常意味着贸易并不是该协定的核心。
根据政府的估算，如果全面实施TPP，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净影响仅会为GDP的0.15%。其他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估认为，即使数字这么低，也有相当大的夸大成分。
如果TPP及其他近期达成的协定并不注重贸易，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它们涉及投资、知识产权、监管及企业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如今，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展开的新斗争与过去在关税贸易谈判中出现的利益冲突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之前，较低的关税使东道国生产者的利益与他国生产者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市场竞争导致产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最近，矛盾的焦点往往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两国的消费者和两国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普通人民希望能得到国家的保护，免于受到不安全和不健康的产品带来的危害。而各大企业只想着利润的最大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甚至希望政府能加入它们的行列，为新一轮的逐底竞争推波助澜。
寻求法规协调（即寻求共同标准）通常意味着在尽可能低的标准上达成一致。这种协调方式的成本非常高，但好处十分有限，尤其是在企业肆意妄为但共同标准要求很低的情况下。很多欧洲人担心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他们希望这类产品能够被禁止销售，或者至少能被清楚地标示出来。美国企业说商标会阻止欧洲人购买美国的产品，这确实是正确的，但是美国因此认为商标是一种贸易壁垒就大错特错了。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人民、环境和经济。披露转基因食品信息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真正的关切，而非贸易保护主义。同样，在过去25年里，美国的贸易政策强迫各国向美国开放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些金融产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以此提高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润，毫不在乎这些金融产品是否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危机。许多国家抵制金融衍生品的动机也并不是保护主义，而是为了保全本国经济不受危险金融衍生品的毒害。我相信各国政府都应该享有自我保护的权力，并对那些反对贸易协定的国家表示同情，因为这些协定正试图以各种方式限制一国政府的权力。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当今贸易问题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大型制药企业正试图利用知识产权条款阻止更加便宜的仿制药品出现，如尽其所能地推迟仿制药品制药企业进入市场的时间。一直以来，跨国企业都希望能在知识产权方面达成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协定。1995年，跨国企业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尝到了一丝甜头，
签订这项协定的动机并不是刺激创新。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知识产权是如何产生垄断权力，并如何为企业牟取暴利的。设计不当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不会刺激创新，反而会抑制创新的产生。制定TRIPS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大型制药企业及其他几个行业的利润，
确保资金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源源不断地流到美国。
因此，它完全称不上是一个公平的协定。甚至在知识产权领域，TRIPS也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无论是蕴含在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的遗传资源，还是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知识，
即使有无数人为保护这些知识付出了辛勤的努力，TRIPS也一概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