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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发展影响了就业情况和工资水平，对低技能“工人”造成的冲击更是显而易见的。当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美国本土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这仅仅是因为美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减少了。如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降低（经通胀调整后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
如果工资下降得不够多，失业率就会上升。就是这么简单，任何懂得一点供需规律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在政府不出面的情况下，全球化的确会损害低技能“工人”的收益。
贸易的倡导者强调，贸易增加了国家的GDP总量。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无论是专业化分工还是资源禀赋的影响），所有人都将在不知不觉中获益——这又是一个信仰涓滴经济学的例子。涓滴经济学的信徒认为，一国整体国力的增强意味着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了改善，赢家愿意向输家分享自己的收益，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在高度自我中心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下，赢家不可能让出自己的利益。
此外，全球化的拥护者强调出口可以创造就业，但是他们忽略了进口也将削减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很好地维持贸易均衡，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出口的更多，那么贸易就将削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机会。
如果货币政策降低了利率水平，而较低的利率又增加了投资或消费，美国就可能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但有时货币政策并不奏效，至少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效果有限。
即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全球化也往往会在短期内导致失业率上升，因为进口减少就业的速度远大于出口创造就业的速度，特别是当银行并不会将大量贷款发放给寻求机会（如新的贸易协定）的新兴企业时。
此外，贸易条款和税法有效地鼓励了企业将生产加工部门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土居民失业率上升。不仅仅是企业需要缴纳的税金降低了，贸易条款也让美国的企业在国外享有比国内更安全的财产权。
这些贸易条款通常会保护企业在境外不受境外规则变化的影响，而这些保护在美国本土是不存在的。如果一项境外的法规在调整后损害了企业的利益，那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根据标准投资协议的规定，企业都可以提起诉讼，而且诉讼将由一个对企业十分友好的仲裁小组进行审理。
从历史上来看，对于那些仍将企业设在美国本土而没有将其转移到工资水平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企业，它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在于位于本土“更有安全感”。因为美国政府不会一时兴起突然没收它们的财产，而产权安全一直是美国的优势之一。然而，贸易协定改变了这一点。美国投资者把钱投到墨西哥或其他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能获得更多保护。外国政府不仅无法随意没收美国企业的资产而不给予其任何补偿，也不能对条款动任何手脚。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可以在不提供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改变监管规定。因此，美国已经将法治和产权安全带来的关键制度优势拱手相让。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多比较优势？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企业要求签订这些条款，是因为这些规定符合企业的短期利益。这些规定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也削弱了本地“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让本地廉价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一步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倾向于转移到境外，因为这是企业剥削劳动力的最好方式。
如果企业想要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转移到境外就是一个绝佳方案。
全球化以另一种形式损害了美国普通人的利益，即削减了国家的税收。跨国企业成功地确保了它们不会因为跨国操作而被多次纳税，但是没有政策可以保证它们不逃税。全球化给企业开了一个“后门”，让企业有了可以与国家进行博弈的资本。例如，企业会与政府谈判，除非政府提供更低的税率，否则企业就将迁往境外。已经有不少这样做了的企业可以作为这个论点的证据。
当然，跨国企业并不满足于此，在拿到很低的税率之后，企业会转而向其他国家威胁——如果它们不降低税收，那么就没有生意可做了。大型跨国企业乐此不疲地进行这种“竞争”。
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方法是共和党提出来的。2017年，共和党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砍到了21%，
这与2001年和2003年共和党削减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的做法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共和党在21世纪初所实行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发挥作用，减税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储蓄水平，也没有带来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更没有加快经济增长。
因此，人们无法指望同样的套路在2017年会带来什么好处。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的收入水平反而会在减税后的10年里降低。
因为吸引企业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都需要政府税收的投入。跨国企业倾向于搭国家的便车，它们希望国家为这些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似乎是认为这些恶性逐底竞争还不够糟糕，美国企业还利用税法中晦涩难懂的条款（通常是由企业派出的游说团写入的）减少纳税的金额。它们所缴的税率远低于官方规定的税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接近于零。美国对跨国企业征收的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到2012年仅为官方最高税率的一半多一点。
谷歌和苹果假称其巨额利润来源于部分在爱尔兰的员工，这些利润仅以0.005%的税率征税。
原本拆穿这些漏洞并非难事，这也是2017年税收法案的初衷。然而，在制定新税法的过程中，企业掌握了主动权，导致这一初衷并没有实现，情况急转直下。之前，税法中存在一项保护规定——最低税率，但在改革后，替代性最低税率遭到废除，而它本可以限制企业逃税避税。
但是对美国企业和超级富豪而言，低税率和税法中的漏洞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巴拿马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专属富人阶级的“避税天堂”。
实际上，只要切断这些地区的银行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些“天堂”就将立刻失去立足之地，除非它们愿意遵守美国金融机构的透明度规定和其他相关监管规定。然而，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这些改革在经济上很容易实现，难点在于政治上的改革和富人阶级庞大的影响力，因为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参与了“避税天堂”的建设，将其包装为面向富豪和它们自己的“服务”的一部分
。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的拥趸者将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归咎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确有可能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使那些技术水平有限的“工人”失业，继而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和失业率升高。
许多经济学家试图量化分析全球化导致失业率上升或工资下降的比例，但这两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认为我们基本不可能得出精确的结果。关键的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即使技术水平维持不变，全球化本身也会严重损害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随着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工人”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全球化的到来可谓雪上加霜。
然而，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非但没有帮助“工人”，反而加重了“工人”的生活负担。全球化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随之而来的立法又削弱了工会和“工人”的权力，进一步遏制了“工人”的话语权。为了追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提升最低工资水平也许可以保护底层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最低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
简而言之，今天美国存在的问题是政策、技术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产物。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工会本身就无力对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冲击，更不用说被削弱的工会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向一个甚至已经无法阻止实际工资下降的工会缴纳会费呢？工会地位的下降导致贸易协定的制定出现偏颇，关于最低工资的调整也无人问津。没有人站出来为“工人”说话，没有人敢去挑战企业巨大的影响力。贸易协定本身反映了一国经济势力的失衡，而这也是导致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美国不合时宜的全球化管理模式加剧了矛盾的升级，而技术革新带来的去工业化狂潮进一步将“工人”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