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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包括宽带在内的美国电信产品的价格会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服务质量却差之千里？
事实上，全球大部分创新成果都来自美国。由美国公众买单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大量基础研究。电信技术目前是一项全球性技术，这个行业需要的劳动力很少，因此行业平均工资高并不是电信产品价格过高的原因。答案很简单：是市场势力在作怪。市场势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一章提出的问题，
即世界上看起来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即美国）为何反而增长得很少，而这种聊胜于无的增长又几乎没有给大部分普通人带来福祉。市场势力允许企业收取比平时更高的价格，利用一切手段从消费者身上攫取财富。物价上涨对“工人”来说与工资下跌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如果没有市场势力的干扰，超额利润会在竞争的作用下减少，最终消失。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超额利润的存在即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所在。
市场势力同样默许企业支付更低的工资来压榨劳动力，直接剥削“工人”。它们也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压榨劳动力（间接剥削）。市场势力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允许企业在美国“金钱驱动”下的政治环境中“买取”影响力，而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权力和利益，如削弱工会和竞争政策的执行力，放任银行剥削普通人民，或者以更为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方式构建经济全球化体系。
创造财富v.s.掠夺财富
国家致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像殖民帝国那样直接从其他国家掠夺财富，另一种是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增加财富。而对世界各国来说，后者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也是真正的途径。
这个道理对个人也同样适用。就像一个国家能通过殖民手段掠夺他国财富一样，个人也可以通过剥削他人来攫取财富。在缺乏法治的社会中，这通常表现为暴力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如奴隶制度）。而在现代美国社会中，掠夺者的剥削之道则更为“精妙”。例如，他们可以运用市场势力制定高昂的价格，或者利用不透明的价格体系（如医疗保健领域）来达到目的。他们可以进行掠夺性贷款、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任何违规操作，而这些操作已成为金融行业特征所在（本书将在第5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攫取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腐败。在欠发达国家，腐败可能只是一叠被密封在白色信封里的现金，而在“美式腐败”中，它的表现形式却极为复杂。例如，通过修改法律条款，确保企业向政府（如国防承包商和制药企业）出售价格过于高昂的产品，或者以过于低廉的价格购买法律上原本属于公众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和采矿企业或使用公共土地的木材商）。
或者，个人也可以通过创新来发家致富，如创造新的产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他人进行模仿创新或创造出更具价值的产品前，在短时间内赚取高额利润。这种通过创新创造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增加了国家整体经济蛋糕的大小，也是美国社会迫切需要的增加财富的方式。
掠夺只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通常意味着从金字塔的底部抽走部分财富，然后再将其转移到金字塔的顶部。事实上，这个转移过程往往会破坏这部分的财富，如某些金融家搞出的掠夺性贷款、信用卡滥用、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等违规操作。本书将在后文向读者阐述这些金融精英们所用到的其他剥削人民的方式。
市场势力与国民蛋糕的分配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喜欢说国民收入蛋糕的分配是非人力能左右的市场力量的结果，说这就像决定人类体重的物理规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体重秤显示一个人超重了，那一定不是重力出了问题，肯定是这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好导致的，人们不能由此就把万有引力推翻了。然而经济定律与物理定律是不同的，因为市场本身是由公共政策所搭建的。现在的大多数市场根本称不上竞争市场，特别是当公共政策已经决定了哪些人能拥有多少市场势力的时候。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也喜欢引用斯密的著作及其论点，即个人和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推动着社会公共利益的产生和增长。但他们却忘记了斯密的告诫：“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们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为了取乐和消遣，但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会谈的结果通常是一场针对公众的阴谋，或是某种提高价格的合谋。”
美国国会正是意识到了这一始终存在的忧患，因此在大约125年前通过了反垄断法，明令禁止企业沆瀣一气，以此抑制反竞争行为的出现。
国民收入的大蛋糕可以被划分为国民劳动收入、资本收益和其他收益，而经济学家所称的租金在其他收益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地租是租金中最典型的例子，但实际上自然资源带来的收益、垄断利润以及知识产权（专利和版权）所带来的收益也被视为租金。可以这么说，工作所得的收入和租金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工作能够让收入这块蛋糕变大。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人们奋力工作所得的报酬正好等于他们为国家所做的贡献。相比之下，土地或其他资产的所有者仅仅只是因为拥有土地（或其他资产）就能获得租金。土地的供应量是固定的，土地的所有者并没有做任何能让蛋糕变大的工作，但依旧能赚一大笔钱，拿走那些本该流向其他人的资金。垄断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垄断的程度增加时，垄断者可以拿走更多的垄断利润（或垄断租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的蛋糕可能会同时缩小，因为垄断者将会限制企业生产商品，使垄断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加稀缺，从而增强其市场势力。
因此，往好处说，租金对增长和效率的提升毫无帮助；往坏处说，它甚至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租金扭曲了经济体制，“排挤”了能真正创造财富的“优良”经济活动。这种通过获取更多租金来追求高收入的经济行为被称为寻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才都追求寻租行为带来的高收益，无论是利用垄断权力谋取暴利，还是在金融领域实施欺诈，或引诱他人从事赌博等不法活动，那么那些愿意参与基础研究，能提供个人真正想要和需要的商品、服务，切实地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才将会越来越少。除此之外，如果那些为退休或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而储蓄的人们都对土地等能产生租金的资产进行投资，那么社会对新的、真正能产生生产力的资产（如提高“工人”生产率的企业和设备）的需求就会降低。
因此，租金的上涨应该引起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特别是当租金的增长引发了负面经济现象的时候，如垄断权力的增强，或者企业增加对普通消费者的剥削——而这些乱象恰好就是美国经济当前的写照。
劳动力和资本所占份额的减少及租金所占份额的增加
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工人收入在国民整体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这一点在上一章已经描述过）。但事实上，劳动力的比重也同样在下降。
资本是国民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属于那些以机器、建筑或知识产权（有时也被称为无形资本）等形式储蓄和积累财富的人们。虽然无法通过数据直接得到资本总量的数额，但可以通过推算得出具有信服力的结果。例如，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数据中找寻资本存量的增长额度。一个国家每年的投资可能增加，但每年也都会有一些陈旧的资本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可以估算出每年资本的净增加量，并由此推算出任意时刻国民经济的资本总量。
为了得出总的资本回报，我们需要用资本的价值乘以资本回报率。但不幸的是，我们同样也无法找到资本回报率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能观测到的一系列有关数据实际上是资本的实际回报（即由储蓄和投资带来的回报）和市场势力的回报混淆在一起的结果。为了得出准确的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分离开来。从逻辑上来讲其实很简单，因为无风险资产的回报率（政府必须为政府债券支付的利率）是很容易确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补偿风险所需的额外金额，即风险溢价。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全球储蓄供应增加，资本的无风险回报率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实际利率（剔除通货膨胀率后的真实利率）降至零，甚至成为负数。同样，由于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本总体的风险溢价也降低了。
把无风险资产回报率和风险溢价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资本的总体回报率，由于无风险资产回报率和风险溢价均低于以往的水平，所以得到的资本总体回报率也比往年更低。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先前估计的资本价值乘上刚刚得出的资本回报率，就能得到资本的总回报。
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今天的收入-资本比率和过去相比已经大大降低。已经有数项研究证实了上述结论，这些研究有的密切关注企业部门，有的则关注制造业，还有一些专注于研究整体经济体系。
如果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和资本的份额都下降了，就意味着租金的份额肯定（而且明显地）上升了。在美国，尽管土地和知识产权的租金有所上涨，但影响租金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超额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前文已经描述过，包括厂房、设备、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土地、知识产权等资产的总价值。研究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都远远超过资本的增长。事实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尽管资本-收入比率在下降，但财富-收入比率却在上升。
财富和资本存量实际价值的主要差额在于能产生租金的资产的价值，这些资产的价值与以往相比已经大幅增加，甚至在经由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仍然如此。
这些由租金带来的财富究竟源于何处？研究发现，由行使市场势力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增长是催生租金财富诞生的主要因素，而利润资本化价值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高科技企业。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莫迪凯·库尔茨教授的最新研究表明，上市企业约80%的股权价值来自租金，几乎占总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而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IT行业。现在的美国经济结构与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