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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仅在经济增长方面不占优势，在解决社会不平等方面也是如此：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都要严重；而在机会不平等方面，美国的排名也令人失望。显然，这些情况与美国作为“机遇之地”的身份背道而驰。
美国人在增长越加缓慢的经济蛋糕中所能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以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劳动者所能分得的收益比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降，尤其是在把那些位居社会顶层阶级的1%劳动者排除在外的时候（包括银行家和CEO，这部分人在统计上被视为“工人”，但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称的“劳动者”）。1980～2019年，美国的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从75%下降到60%，在短短的30年里下降了15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少数位于国民收入水平前10%、1%，甚至前0.1%的人，从美国的经济蛋糕中分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在过去的40年中，前1%的人群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倍以上，而最顶层的0.1%的人所占的份额增加了4倍左右。
许多富人声称，所有人都将从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中受益，因为他们所赚得的利益将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普通人。但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绝对没有出现过。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讨论了位于社会底层的90%的人的收入是如何停滞不前的，其他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男性的不满情绪似乎特别强烈，这是可以理解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全职男性“工人”的中位收入在过去40多年里变化不大，而且事实上，这些得到全职工作的人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大约15%的青壮年男性现在仍没有工作。
在社会的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甚至更加糟糕，经通胀调整后，最底层人民的工资水平与60年前大致相同。
然而，美国的总体收入水平并非停滞不前，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的人均GDP增长了1倍以上。“工人”的生产率也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过去60年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了7倍以上。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变化发生之前，“工人”的薪酬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比如说，生产率提高1%，则“工人”的工资增加1%。然而在这之后，巨大的差距开始显现，工资的增长不到生产率增长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更大的一部分收入流向了“工人”以外的其他群体。
“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更加明显，这种差距体现在了各个方面。底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中层人员被掏空，而高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则飙升。在企业的内部，与普通“工人”相比，CEO的工资有了大幅增长。不同企业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也有所增加。有很多原因导致了工资不平等问题的加剧，而且这些原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将在之后的内容中讨论其中的一部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削弱了社会对技术不熟练“工人”的需求，曾经有助于实现工资均等的工会的力量变弱。市场势力的集中度有所增加，相应地，企业盈利能力的差异也有所增加，盈利能力较高的企业会与员工分享他们所获得的部分收益。
多年以来我一直警告美国社会，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此巨大的鸿沟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社会需要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而这甚至也符合富人的长远利益。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爵士
、巴黎大学的托马斯·皮凯蒂、伯克利大学的伊曼纽尔·塞斯和哈佛大学的拉吉·切蒂等学者提供了大量数据，详细记录了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想法在不同领域引起了共鸣。巴拉克·奥巴马在一次重要讲话中称不平等现象是美国最为紧迫的问题。
不平等问题加剧与社会地位流动性下降相结合的趋势给美国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全球的立场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我在这里提出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主张，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流动性的降低都会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困境。
然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似乎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面对。经济复苏的速度比奥巴马和他的经济团队所预期的要慢得多，与此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采取了顽固的立场，奥巴马政府除了简单地保持政府开放以外，几乎不可能通过任何立法。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他没有，或许也不能处理不平等问题（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值得赞扬的是奥巴马推行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奥巴马医改），该法案帮助解决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即公民无法获得像样的医疗保健。不出所料的是，由于不平等问题被长期搁置，矛盾并没有自然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种族、民族和性别的不平等
前文所述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完全囊括美国存在于深层次的矛盾，因为种族、民族和性别所衍生出的一切将不平等的鸿沟进一步撕裂开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残酷的歧视问题。50多年前，美国通过了旨在消除这种歧视的民权法案。考虑到美国的历史，如果这个国家要永远凝聚为一个国家，就必须要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分析由于种族和性别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排斥现象，以及市场对尝试创造更加包容的环境所产生的反应，是理解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在民权法案通过后的几年里，社会的不平等情况有所改善。但随后不久，旨在支持种族隔离和歧视的势力发动了反击，社会进步停滞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逆转。
约50年前的1968年，在全国各地发生种族骚乱之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找出和明确导致种族矛盾的根本原因。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今天仍然成立：“我们的国家正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社会，这两者是相互割裂且不平等的。”
在这个国家里，非裔美国人受到系统性的歧视，他们面临教育和住房不足的问题，并且完全缺失经济机会。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国梦。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的种族偏见是导致这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种族偏见定义了美国的历史，而现在它有可能影响美国的未来。
在美国人开始为消除歧视而斗争的半个世纪后，女性的工资水平仍然只有男性的83%，黑人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73%，西班牙裔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69%。
不平等问题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种族和性别以外，还包括健康和财富，最重要的是机会方面的不平等。这些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都比收入分配不平等要严重得多。
健康不平等
没有任何统计数据能比健康方面的统计更直观地概括众多美国人所面临的可怕困境。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都要低，
比日本短5年以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报告称，从2014年起，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每年都在下降。
尽管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医学的进步已经导致死亡率下降，
预期寿命延长，但在美国，这一情况依旧不乐观。此外，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在预期寿命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急剧扩大。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加里·伯特雷斯描述了1970年和1990年处于50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在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情况：“在这20年中，美国收入水平前10名和后10名的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从3.5年多一点，增加到了10年以上。”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健康水平的差距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在奥巴马医改出台之前，美国并未承认每个美国人都有权获得医疗保健，而这一权利几乎被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所认可。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后者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仔细研究了美国已经公开的死亡数据，他们所发现的一些事实轰动了全国：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男性中，死亡率从1999～2013年（研究所回顾的数据的最后1年）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扭转了该群体整体死亡率下降的倾向，与大多数美国其他年龄段和种族群体以及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情况背道而驰。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部分群体死亡的原因，凯斯和迪顿将其称为“绝望病”：酗酒、吸毒过量和自杀。综合一下我之前曾经描述过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再加上大萧条时期大量的失业和减少的住房，死亡率的上升其实不足为奇。
这种与战争或流行病（如艾滋病毒）无关的预期寿命下降情况在最近只发生过一次。
显然，一个如此绝望的、有着如此之多的人吸食毒品或酗酒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健康的劳动力。如果要衡量一个社会在创造就业和“工人”健康方面表现得如何，参与劳动和工作的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逊色得多。至少可以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较低与国民健康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糟糕健康状况有直接关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前主席艾伦·克鲁格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参与工作的壮年男性当中，近一半的人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服用止痛药。
但是，美国人糟糕的健康状况并不是由不健康的气候引起的，也并非因为体弱多病的人都移居到这些海岸生活。没有任何一种流行病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比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人的死亡年龄更早，健康状况更差。相反的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搞错了因果关系：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没有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人们无法拿到像样的工资，于是大家基本放弃了希望，这种对生活的绝望引发了酗酒和吸毒等一系列社会疾病的产生。
财富不平等
在美国，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甚至比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美国最富有的那1%的人坐拥全美40%以上的财富，几乎是其收入份额的2倍。
（所谓收入是指个人在任何1年中获得的财富的流入，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财富指人们对资产的所有权，主要包括他们的住房和汽车减去汽车贷款和抵押贷款剩余的价值。）财富的存在尤其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一个人能否获得机会和社会影响力。
如果放眼全球，世界贫富差距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牛津赈灾会（Oxfam）每年都会发布有关极端不平等现象的统计数据，他们统计大约有多少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大约39亿人）财富的总和。这个数字下降得非常快，到2017年时只剩下26个人。
如果是在几年前，要装下这些家财万贯的富人需要好几辆大巴车，而现在只剩下20多个人，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些富豪几乎都是男性，他们拥有的经济实力相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所有人财富的总和。
我们曾经描述过两种发家致富的关键途径：一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种则是从他人手中攫取更多的财富。但实际上，仅就积累财富而言，人们还有第三种敛财的途径：继承。
包括沃尔顿家族（沃尔玛资产的继承者）和科赫兄弟在内的许多顶尖人士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有幸能继承大笔遗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问题与“老欧洲”国家不一样。欧洲的财富不平等建立在旧时代土地贵族的宫殿之上，但21世纪的美国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世袭制的富豪统治的国家。
机会不平等
上述关于收入、健康和财富不平等的统计数据已经足够令人沮丧了。遗憾的是，美国在机会不平等的方面表现得如出一辙，其中部分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违背了美国人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和对公平社会的信念。
正如沃尔顿家族和科赫兄弟的例子一般，上一代人的收入和财富会转化为下一代人的财富，这意味着家族的优势和劣势会代代相传。在美国，近五分之一的儿童在贫困中长大，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贫困陷阱。出生在贫困环境中的人难以逃脱贫困。对美国人来说，出生在“正确”的家庭，在“正确”的社区长大，已经日益成为人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梦所描述的机会平等是一个神话，一个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几乎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都更依赖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程度。我告诉我的学生，他们的人生中有一个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父母。如果他们不幸做错了选择，他们的人生前景可能会黯然无光。
当然，也有少数人成功地从底层挤入了顶层精英的队伍，但事实上，新闻界对这些案例铺天盖地的报道能更清楚地证实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一般规律。美国实际上比其他国家更容易陷入低收入陷阱。如果父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他们的子女很可能终其一生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在学校里，一个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孩子即使学习成绩不好，也可能比那些出身于下层家庭成绩优异的孩子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经济低增长和社会地位低流动性的结合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正如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机会洞见”（opportunity insights）在其所称的“衰落的美国梦”中指出的那样，“子女比父母挣得更多的概率正在下降，1940年出生的孩子中有90%比父母赚得多，而今天这个比例仅为50%。”
由皮尤基金会（Pew fund）资助的研究项目皮尤流动性项目（Pew mobility project）也发现，美国只有一半的人在与父母相同的人生阶段拥有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