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即1947~198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7%;而在过去的30多年,即1980~2017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7%,降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 这个巨额降幅接近30%。
2008年的危机进一步表明,金融危机前几年记录在册的大部分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它建立在国家不计后果投资的基础之上,这其中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建设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
国际生活水平的比较
“美国例外论”的其中一部分主张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国家更高,经济增长率也更高——倒不如说,是美国人已经被引导去相信这一点。人们相信,美国更有效率和生产力。这种信念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超越所有人,因此其他国家应该多购买美国的产品,而美国人应该少购买他国的产品。由此产生了另一种认知上的扭曲,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产品没有“主导”市场,那美国的竞争对手肯定在作弊。因此,美国的政策建议直接遵循了上述这些简单的原理:制止他国的作弊行为。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允许美国制止他国作弊,那么规则本身就一定是不正当的。这就是美国实施贸易壁垒的原因,如增加关税(即对进口商品征税)或限制配额(即对可进口商品数量进行限制)。直到现在,保护美国国内生产商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保护主义精神显然仍旧在“发光发热”。
上述推理的唯一问题就是推理本身的每一步都存在缺陷。因为所有推理的基本前提是:美国是最具生产力、生活水平最高的经济体。(我们将在第5章中探讨其他推理环节。)现实情况是,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广义指标),美国排名第13位,略高于英国,而一旦把美国的不平等状况考虑进去,美国的排名就会下滑到第24位。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自己的“人力资本指数”。该指标反映一个社会对其人民的投资力度,包括在教育、健康和生存能力方面的投资。 美国排名第24位,远低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的领跑者,也远低于北方邻国加拿大(排名第10位)以及美国大多数欧洲的竞争对手。今天美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微薄,必然会导致国民未来生活水平低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作为发达国家的官方智库,每隔几年就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也参与了这些考试。测试结果表明,美国人在数学方面的排名低于平均水平,在72个参加测试的国家中排名第40位,而美国人在阅读(第24位)和科学(第25位)方面的表现则稍好一点。 这种惨淡的表现一贯如此,美国人未达到基准水平的比例高于OECD平均水平,其顶级选手比例也低于OECD平均水平。加拿大、韩国、日本、英国、挪威、立陶宛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毕业率(25~34岁之间)都超过了美国,其中加拿大超过了25%,韩国则接近50%。
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低投资自然会导致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在比较各国的产出水平时,必须要考虑工作时间的差异。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发达国家的要长,平均每人每年工作1780小时,而其他国家的为1759小时。与法国(1514小时)和德国(1356小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工作时间短,而是他们的假期更长。在美国,正是较长的工作时间带来了较高的人均收入。事实上,就生产率(每小时产出)而言,在2010~2016年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过去3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中国慢得多, 中国比美国储蓄得更多,制造得更多,贸易量也更大。
我经常在中国演讲,当我把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除了那些位于顶层阶级的精英)与统计数据联系起来时,听众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在4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在60年前,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人均年收入仅为150美元, 被世界银行标注为“极度贫困”。在短短40年时间里,在全球收入水平基本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除了美国最富有的那批人),中国的收入水平却增长了10倍以上, 超过7.4亿人摆脱了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