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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即1947～198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7%；而在过去的30多年，即1980～2017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7%，降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
这个巨额降幅接近30%。
2008年的危机进一步表明，金融危机前几年记录在册的大部分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它建立在国家不计后果投资的基础之上，这其中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建设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
国际生活水平的比较
“美国例外论”的其中一部分主张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国家更高，经济增长率也更高——倒不如说，是美国人已经被引导去相信这一点。人们相信，美国更有效率和生产力。这种信念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超越所有人，因此其他国家应该多购买美国的产品，而美国人应该少购买他国的产品。由此产生了另一种认知上的扭曲，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产品没有“主导”市场，那美国的竞争对手肯定在作弊。因此，美国的政策建议直接遵循了上述这些简单的原理：制止他国的作弊行为。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允许美国制止他国作弊，那么规则本身就一定是不正当的。这就是美国实施贸易壁垒的原因，如增加关税（即对进口商品征税）或限制配额（即对可进口商品数量进行限制）。直到现在，保护美国国内生产商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保护主义精神显然仍旧在“发光发热”。
上述推理的唯一问题就是推理本身的每一步都存在缺陷。因为所有推理的基本前提是：美国是最具生产力、生活水平最高的经济体。（我们将在第5章中探讨其他推理环节。）现实情况是，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广义指标），美国排名第13位，略高于英国，而一旦把美国的不平等状况考虑进去，美国的排名就会下滑到第24位。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自己的“人力资本指数”。该指标反映一个社会对其人民的投资力度，包括在教育、健康和生存能力方面的投资。
美国排名第24位，远低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的领跑者，也远低于北方邻国加拿大（排名第10位）以及美国大多数欧洲的竞争对手。今天美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微薄，必然会导致国民未来生活水平低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作为发达国家的官方智库，每隔几年就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也参与了这些考试。测试结果表明，美国人在数学方面的排名低于平均水平，在72个参加测试的国家中排名第40位，而美国人在阅读（第24位）和科学（第25位）方面的表现则稍好一点。
这种惨淡的表现一贯如此，美国人未达到基准水平的比例高于OECD平均水平，其顶级选手比例也低于OECD平均水平。加拿大、韩国、日本、英国、挪威、立陶宛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毕业率（25～34岁之间）都超过了美国，其中加拿大超过了25%，韩国则接近50%。
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低投资自然会导致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在比较各国的产出水平时，必须要考虑工作时间的差异。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发达国家的要长，平均每人每年工作1780小时，而其他国家的为1759小时。与法国（1514小时）和德国（1356小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工作时间短，而是他们的假期更长。在美国，正是较长的工作时间带来了较高的人均收入。事实上，就生产率（每小时产出）而言，在2010～2016年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过去3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中国慢得多，
中国比美国储蓄得更多，制造得更多，贸易量也更大。
我经常在中国演讲，当我把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除了那些位于顶层阶级的精英）与统计数据联系起来时，听众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在4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在60年前，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人均年收入仅为150美元，
被世界银行标注为“极度贫困”。在短短40年时间里，在全球收入水平基本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除了美国最富有的那批人），中国的收入水平却增长了10倍以上，
超过7.4亿人摆脱了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