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自从有了战争，适应命令，思想和话语都变短了。人们想要一切，却不懂得充分利用他们手头的资源发展和进步。没有人知道，谁会回家；没人知道，家在哪。没有人愿意驻足在任何一句话中，它们像扫落叶一样将这些话从街上扫走。没有那些“每天都不同”的报纸和广播报道，就像猴子一样；当人们在一棵树上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跳到另一棵树上了。战争的玛土撒拉的寿命 又长了一天，人们只愿意考虑一小时后的人生。有时候，人们会忘记自己上一秒的敌人是谁；他们说，只要将杀人作为清晰的目标就行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河面上漂满尸体，但移动的焚尸炉总是迟到。可能像鞑靼人的就地用水泥浇筑成颅骨塔更好。人们在实验中学会用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尸体的心脏和肠子，很有可能，我们能用别人的尸体起死回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实现其只在预言中出现过的最深刻的意义。人们对战争还没足够的了解，但庞大的数字已经解释了它的重要性，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白白送命吗？甘愿送死和冲锋陷阵？这数字总让质疑战争的人自惭形秽。人有求生的本能，但却在战场上主动送死，一定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偷偷地分解敌人的尸体。我们嘲笑猎首者，讽刺食人族。而这些大自然亲手养大的孩子，一定有更健康的灵魂，正如他们比我们更精通草药和毒药，可能他们明白，至少比我们更清楚，人为什么要吃人。有件事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他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的伪文明中那些可笑的多愁善感并没有让我们拒绝食用心脏，我们只是拒绝人心，却去取来动物的心。

历史记载中，关于动物提到的太少了。

有个尼安德特人断定：战争是永恒的，三百万年以后也如此；他的算数能力已经到百万了。

来说说你认识的能接纳死亡的人吧。你能讲出一个名字吗？

上帝的遗产有毒。

未来，每时每刻都在改变。

一群挺着肚子的孕妇；大货车、坦克、大货车、坦克，在她们面前驶过，里面坐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车开走后，那些孕妇，站在街道中央，开始唱歌。

战事太频繁了，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

他们坐下来，开始吃饭，更长的战争便开始了。

死人怕活人，可活人不知道死人怕他们，却同时对死人也充满恐惧。

地球上有很多古老的国界，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一个委员会，用来确认这些国界的真实性：边界学术委员会。他们有部国界大辞典，每一版都在更新。他们为此设下预算。一些英雄为捍卫国界而战死，英雄的子孙将国界从他们的坟墓里挖出来。有一些国界很长时间都被标错了。死去的边检人员留下他们的制服，越境和逃逸像山上滚下的碎石一样永不停歇。狂妄自大的海；失控的虫子；鸟儿飞越国界，用自己的行动废除了这些国界。

科学已经背叛了自己，因为它的落脚点仍是它自己。它变成了杀人的宗教，它试图将人们从传统宗教引诱到科学，从死亡到杀戮，科学说服人们，这是一种进步。我们要抓紧时间用更大的力量遏制住科学，不要杀死他，而要让他作我们的仆人。这个过程不会费太长时间。科学赶在人们有勇气废黜它之前，迅速让自己变成宗教，然后尽快肃清人类，如此，知识将真的变成权力，无耻地接受狂热的崇拜。崇拜者沉沦于它的头发和头屑；他们的脚上戴着科学为他们打造的沉重的枷锁，他们哪里也去不了。

古老的游记才是最珍贵的艺术品；因为充满未知的地球是神圣的，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魔鬼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们不会对人造成直接伤害，给我们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

德国垮掉前，有些小摊贩卖元首的画像，当你盯着他的眼睛时，会发现它们在发光。

普通人总会问：“您觉得战争快结束了吗？”当人们下意识地回答“对，快了”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并确认心中的恐惧和震惊。

他们觉得很羞愧，虽然他们一直都很清楚，出于人性，他们理应对即将结束的战争感到高兴。但是战争给了他们糊口的收入，一些人平生第一次从中获益，一些人是重拾旧业，某个奇怪的想法折磨着他们：仗再打几年吧，千万不要结束啊！所有阶层的人都成了战争胜利者，不同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世界。我想说，战争带给我最大的疑惑正是这点：它能喂饱人的肚子。

狂热的马屁精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他们时不时将自己困于对奉承对象的仇恨中，他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无法控制这狂野和凶猛的仇恨，如鲜血于饿虎。更可怕的情形是：某个人收回之前所有盲目的赞美，将与之等量的恶言恶语抛回给那可怜的受害者。他不会忘记之前带给他们的快乐。他在暴怒中，将之前的甜点清单翻译成了仇恨的语言。

给予我们勇气的是观察对象，而不是观察本身？

哪怕某个死人做出了最坏的事情，我们也无法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会用各种方式继续活下去。

如今，我们只关注新物件，而不是新思想。

生命中最勇敢的事是，恨死亡，鄙视和怀疑那些试图抹去这份仇恨的宗教。

如果我给出了一个技术性建议，最终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我将不会允许自己再活下去。

“文化”不过是为了满足发起者的虚荣心。它是一种危险的爱情药水，将人的注意力从死亡中转移。形容文化最准确的比喻是埃及的坟墓，里面应有尽有，器皿、首饰、食物，图片，雕塑，可它们毫无用处，因为坟墓里的尸体什么都用不到。

阅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人能避开其中的愤怒和诱惑。里面哪个人物不是源于真实世界，盗贼、伪君子、暴君，可在《圣经》中，他们从未被挑战过！《圣经》是人性最真实的写照，一部奇书，直观又神秘，它才是真正的通天塔，而且上帝非常清楚这点。

人很难丢掉爱中夹带的恨。

人文主义太被低估了；我们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人文主义；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不过是保留某种传统的惯性。人文主义运动除了它的名字外什么都没被记住，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神圣的地位；在其基础上茁壮成长的一个学科，人文主义真正的继承人，人类学，虽然继承了它名字的一部分，却少了几分自信。

有一些陪伴我们二十年的书，从未被阅读过，我们却总是带着它们走南闯北，哪怕行李箱的空间很紧凑，也要把它们仔细地装好。偶尔，我们把它们从行李里拿出来，会随手翻一翻；读完一句后就又将它们小心地放回去。又过了二十年，有那么一瞬间，似乎某个强大的力量逼迫我们必须一口气将它读完：犹如上帝的启示。只有在这一瞬间，我们才明白之前带着它跋山涉水的意义。这本书必须要陪伴我们一路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如今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揭开自己的面纱，这一刻它照亮了之前那二十年的光阴，和那段默默的陪伴。如果没有这跨越几十年的沉默，它开口的一刻就不会如此有力，而有哪个傻瓜敢断定，这书里的东西始终一成不变？

可能我之前忽视了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总希望，每个小行为都有普遍的意义，希望行动的影子能同时遮住天空和地面。但是，我们真正的行动已经炸成碎片了，如果要让别人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必须做出一些爆炸性的事，猛烈地碰撞别人。因为人们之间离得太远了！真是一种耻辱！这种喧闹毫无意义！而外界的温度越热，它们的喧闹就更激烈。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总是，去做，之后才会思考，做什么。愤怒的双手让我们不停地做出行动，而双脚的作用越来越小。哪怕世界上所有人都被砍掉了双手，我们依旧会拿鼻子去碰那个危险的按钮。我们只想做事，而做什么并不重要；不重要的事，就是坏事。我们总感叹人生苦短，却没有一刻曾认真地生活。我们愿意为了某件事牺牲无数条生命，往往也包括自己的性命。我们是上帝的鹦鹉，他总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指导；只要是行为，他都喜欢，尤其是杀人。充满智慧的文学史从过去祭祀的仪式发展而来的；而智慧，毫无疑问是行动的女儿。很多人将战争当作一种献祭的新形式：因为屠杀要付出的代价和时间都太多了。这样看来，行为和杀戮已经完全密不可分了。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地球沦落为地狱，就必须戒掉所有行为。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静静地盘腿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借助神秘的力量靠呼吸和做梦喂饱自己；我们动了动手指，只是为了赶走一只苍蝇，这举动让我们想起我们终于摆脱掉的古老的年代，那个耻辱的，原子能和行为的时代。

历史看不起爱它的人。

无法想象，没有动物的世界会多危险。

千年的帝国造就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

我们能甩掉多少精神的重负？能彻底地遗忘一件事吗？将它忘得干干净净，就像从未知道一样。

对历史学家来说，战争太神圣了，就像一道注定要照亮世界的神秘闪电，劈向我们自以为已经解释清楚的领域。

我厌恶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切的尊重，他们总用错误而过时的标准衡量过去，并且见了权力就下跪。他们是朝臣、马屁精，是事无巨细的法官！人们总爱把历史切割成肉眼看不到的小碎片，哪怕放在历史学家的显微镜下都看不到。白纸黑字的历史无耻地为所有过去辩护，这让本来就真假难辨的过去更令人迷惑了。在这个为所有人敞开的巨大的武器库中，每个人都能找到他的武器。这些战功赫赫、锈迹斑斑的武器原本安静地躺在武器库，却被人们取出来自相残杀。战死的人互相握手和解，永载史册。这些象征着光荣的旧武器被历史学家，这群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从战场带回兵器库。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每个武器，保管上面的每一滴鲜血。这些血曾经流淌在战士的血管中，因此，每一滴都是神圣的。

每个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依赖为生的旧武器，他们会努力让它成为历史的核心。这些武器傲然挺立，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事实上，它们都是石头般冰冷的杀手。

前不久，历史学家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是书籍。可他们已经从蜜蜂变成只能消化纤维素的白蚁了。他们还是蜜蜂的时候还愿意看看世界的色彩，而现在，他们只愿意待在黑黢黢的地下，因为他们讨厌光，他们在黑暗中啃噬着那些书籍。他们不读上面的字，而是吃掉它们，他们的排泄物，会被别的白蚁再吃掉。在黑暗中，历史学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预言家。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无用的过去，他们能以任何一段历史为基础去预言未来。他们言之凿凿的说辞，不过是历史事件的堆砌，他们所谓的预言，早就已经被实现了。

除了书籍以外，他们还喜欢石头，但不是用来吃的。他们只会把石头堆砌成一片废墟，然后往石头缝里硬塞一些陈词滥调。

判断一个人的人品，要看他对历史的态度，是欣然接受，还是引以为耻。

世上已经没有未知的事物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去创造未知，太荒唐了！

将自己置于孤独的境地，让自己无法漏掉任何一个人——任何人和任何事。

如果认真思考权力的话，会发现它是最危险的东西。人们总会重复地花很长时间去追逐它，却很难得到它，因此这是个错误的目标。尊严和气度让人们轻易地原谅了最不该原谅的事情。掌权者和权力的追逐者，戴着面具，利用着整个世界，于他们而言，世界不过是一个资源库。他们没时间认真地质疑任何事。一旦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就要马上将之占为己有。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在历史中寻找一片土地，只要是片沃土，他们就会在那里扎根。他们搜寻着古老的帝国、神、战争、和平，他们从中选择一个最便于灵活操纵的。掌权者之间并没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当战争持续到某个阶段，交战双方开始为了胜利互相妥协的时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所有事都旨在胜利，而胜利在所有地方都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体，一旦有不幸降临，没有一寸土地能够从毁灭中幸免。但那些坚持初衷的掌权者们能够安全地活在他们的小世界。他们才是这是时代真正的居民；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内阁和部长们的现实主义更魔幻的事了，不过独裁者例外，他们还是更接地气一点。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在与各种僵化的信仰形式作斗争的时候却疏漏了最荒谬的那个宗教：权力教。我们只能用两种方式面对权力：第一种，从长远来看比较危险，就是不去提它，任其用传统的方式继续生存，凭借无数坚不可摧的历史榜样变得更强大。另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就是在采取行动前先抬高它；权力会软硬兼施地取代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成为替代它的新宗教。他们声称：上帝即权力，有权力的人，就是上帝的先知。

没权力的人也会被权力冲昏头脑，而且效力更大。

在思考这件事上，我做不到小心谨慎；太多让我心焦的事了；旧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着落。我毫无头绪地开始，似乎未来的一百年都铺在我面前。可是，当我有限的生命结束后，会有人延续我锈迹斑斑的想法吗？我不能驻足在小事上：给予某件事特殊的关注会将自己框住，有种这就是全世界的错觉。我开始思考某个观点之前，总是先慢慢感受它。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它先在我心里安家，然后再去做出评判。我要让这些观点在我的思想中结婚生子，绵延后代，之后再去检验它。一百年？简直就是白驹过隙！可对于一个严肃想法来说，一百年真的很久吗？

前人在嘲笑我。他们满足地看着自己的思想追着尾巴转圈。他们真的把自己的思想当回事，并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世上唯一这样转圈的思想！这思想的步伐越快，他们越觉得它是对的，当某个想法啃掉自己的一块肉时，他们会开心到疯掉。我的某个观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是唯一让我害怕的事。我会给它们一点时间，让错误完全暴露出来，或者至少等它们先退层皮。

人能变成自己的动物就好了，这样人们才能彻底地、舒心地与它们达成和解。

人们喜欢自欺欺人地在战后给自己希望。个人的希望是被允许的：人们与兄弟重逢，祈求他们原谅自己之前的不轨之念，哪怕自己并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因为经历了战争的分别，人们都希望借此让重逢变得煽情一点。他们跨越城市的废墟，去母亲的墓地，站在墓前感叹，幸亏战争开始前她就已经离世了。战争就是这样让人类离自己的天性越来越远。他们回到熟悉的城市，在那里寻找幸存的故人，不停地讲述着别人的奇怪的故事。他们会在一百个回忆中安家，在那里，每个人，都认真爱着彼此。然而，这些最本真、纯粹和利他的希望，不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利益，完全为了别人，为了后辈，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为了还没出生的人，后世的好人和坏人，无论他是战争狂还是和平使者，仿佛自己是后世所有人的神秘祖先。而这样无私的希望，是人类天性中的宝藏，这种天性中的美德，尤其是在战后，这阳光般金色的希望，我们要去接近它、爱护它、赞美它、爱抚它、拥抱它，即使它看上去很空洞，即使人们会拿它行骗，即使它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没有哪个谎言可以像它一样神圣，它是我们弥留之际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对罗马人的反感，竟然源于他们的服饰。我构想一个罗马人时，总会想到小时候在图片上看到他们的样子。他们穿着雕塑一般的长袍，他们留下的只有站着，平躺着或者战斗时的样子，真令人气愤。大型油画中的大理石和花冠也有他们的影子。罗马人执迷于永恒，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永恒，他们把名字刻在石头上，可刻在石头上的东西，何来生命呢！如今令我们快乐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奴隶做的事情，如果突然将他们带到我们的时代，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奴隶主。服装保障了他们的命令。它表达出尊严，却丝毫未表达出人性。它太像石头了；没有哪个民族的服饰像他们那样很少用到动物皮毛；我觉得这种服饰丝毫没有人性。僵硬的线条仿佛是场严肃的仪式，所有人被毫无差别地被精确分配到他们该去的位置。我看到一群爱斯基摩人从海上登陆时的开心是发自内心的，我太喜欢他们了，一见钟情，我非常惋惜，自己离他们的世界太远了，哪怕和他们在一起，也很难感觉真正融入他们。罗马人总是很冷漠、拘谨地对待别人，总想马上发号施令。他们有无数奴隶为他们做所有事，他们却并没有腾出时间做更好或更难的事，仅仅为了满足他们随时发布命令的需求。可看看他们都发出了什么命令！这些爱发布命令的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人，更滑稽的是他们真的会实施自己可笑的命令。而他们的衣服！衣服！他们的衣服是同谋。象征等级的紫色条纹！垂落到脚的长袍，上面的线条没有一丝特别的弧度。世上的一切都被这些线条和命令盖住了，真相触不可及。这被罗马人带入歧途的世界！这凌驾于一切的自信！这正义，权力！为了什么？

战争之所以永恒，唯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罗马人的存在。至少罗马人的战争成为人们追逐的胜利的榜样。对文化人来说，他们代表着帝国；对野蛮人来说，他们代表着战利品。我们的世界正是由这二者组成的，文化和野蛮，因此，或许可以说，世界就是在罗马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罗马城在罗马帝国毁灭后还存在真是太可悲了！教皇扩张它！自负的国王缴获了罗马城的废墟和它的名字！罗马用基督化战胜了基督教。这座城市的每次陷落都是一次战争。它的每次巨变都伴随着地球另一端的惨剧，在那里人类上演着自己的掠夺传统。美洲大陆的发现激活了奴隶制！作为罗马的行省的西班牙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之后的二十世纪，日耳曼人开始新的掳掠。后来，罗马影响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地中海到全世界，比之前多一百倍的人被牵扯进毁灭之中。基督教用了二十世纪给赤裸的罗马裹上了长袍，也给了他们做一些好事的理由。现在它终于变得完整了，动用所有的精神力量把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摧毁它？它真的坚不可摧吗？人类，可以用上千次尝试，将它彻底消灭吗？

人们不认识自己的祖先，要因此感谢他们。

每个想法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不能被言说的，我们要去思考，这些无法表达的部分有多重要，如果没了它们，这个想法的实质还剩多少。

有时候，重点也会被说出来，只不过只会被提一次。它必须非常 短促有力 ；如果总是重复，它就会失去瞬间的魄力。就像一道闪电，不能两次都打到一个地方。它的效果就在于它的魄力，他的光芒转瞬即逝。有火的地方，就没有闪电了。

成系统的想法都不够纯粹。无法言说的部分会被这个系统排除在外，慢慢被彻底遗忘，枯萎凋零。

所有人，至少是意大利人，都希望能跟古罗马沾点关系。他们从古罗马幸存下来了。

风，是文明中唯一的自由。

诗人们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被要求更博学。

踏上了流亡的路途才能发现，这个世界一直是个流亡者的世界。

如果能让一个人复活，人们不会拒绝任何诡计、借口、托词和谎言。

英国人只愿意针对某一件事做出判断，他们没兴趣将事情分类，做出一个整体又抽象的评判。对他们来说，思考意味着直接行使权力。独立思考是件很不靠谱和令人反感的事；尤其是用他们的语言进行思考的人，让他们觉得很陌生。他们总在寻找一片自己的观点可以占上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需要征服任何人。而那些对此没兴趣的人，很招英国人反感；这种人对他们来说，就像虎视眈眈的征服者，而他并没有犯什么错。对英国人来说，不将追求学问作为终身目标的人是个谜。如果不想被他们嘲笑的话，最好在英国人面前收敛起自己的光芒。

英式生活的本质是权威的分配和僵硬的重复。正是因为他们太注重权威了，所以要用谦逊的话语来粉饰自己的意图。只要自己的权威受到一点点威胁，他们会准确、强硬，但有礼貌地进行回应。国界，等同于英国人对行为的许可，世界上没有人要比他们表达得更清楚了，毕竟，哪里的国界能比一个岛国更清晰呢？

重复让英国人的生活无比安全；他们生命的最小单位是以年计的，不仅是时间单位，一切都会像之前那几千次一样重复上演。

悲伤不会再用温暖的话激励我们了；它已经变得像战争一样又冰又冷了。我们该去怨谁呢？坦克和轰炸机里有被设计好的生物，它们会按按钮，并且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它们漂亮地完成所有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整个罗马元老院知道的更多。可同时它们又一无所知。它们中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在很久以后，一个叫做和平年代的未来，会被调到其他岗位。

阅读 亚里士多德 时的沉重。我读他的第一本政治书时，就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用尽全力去捍卫奴隶制，就给我一种和读《女巫之锤》 相同的感受，即使这两部书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气候和秩序。我们的科学对亚里士多德式秩序的依赖是一场噩梦，因为他那些“陈腐”的观点，连同别的观点一起，活到了现在。中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停滞很有可能要归咎于他的权威，只要某个权威被打破，自然科学往往可以不治而愈、继续发展。现代各种科学门类，冰冷的技术，精细划分的学科，都有亚里士多德的烙印。我们的大学结构就是按照他的蓝图设立的；一座现代大学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科学，将研究作为他们标榜的目标，这并不属实。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的研究毫无吸引力。他们毫不考虑人类的激情和灵动。所有，可以定义人性的东西，都跟科学所追求的毫无关系。我们剩下的只有好奇心了，它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宽容，为所有东西腾出空间。我们要用好奇心给我们的东西，填满我们内心精巧的小盒子。我们自己发现的所有东西，都能被收入其中，安全地存放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是个杂食动物，他给人们证明，只要人们学会将事物分类，就能享受理解它们的乐趣。他书里面提到的一切，无论是死是活，全部都是用来利用的对象，而这提醒了我们，这些书有多害人。

他的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事物的分类。他的研究中一直都有种对于位置和关联的执念，感觉他想将所有事物囊入他系统，放在某个位置。他专注于清晰和均匀的分类，却不怎么考虑准确性。他是个不做梦的思想家（和柏拉图完全相反）；他对神话的不屑经常能被觉察到；哪怕作为诗人他也是很功利的，无用处的东西他毫不在乎。现在依旧有人不愿意接近那些没被收入他的系统中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一些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的箱子和抽屉里才会变得更清晰，而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活力。

一个民族只有在他的敌人改名换姓后，才算真正消失了。

我们要经历人类所有的风俗和事件；我们要弥补过去的时光，因为未来没什么好期待的；在自己支离破碎前，先将自己拼好；让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想想自己的每次呼吸会让别人付出多少代价；虽然我们的生命都源于痛苦，但也不要歌颂痛苦；保留只属于自己的东西，直到它生长到也适合别人，这时再将它送出去；要长到对待每个人的死亡都像对待自己的一样，与所有事情和解，除了死亡。

我们都被要求独立收集思考和信仰的素材，这样似乎不太合理，就像要求每个人独立建造一座只有自己居住的城市。

动物的原罪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承受死亡的痛苦？

在战争中似乎每个人都会用他全部的认知去复仇，好像不该有人应得自然死亡。

盲人祈求上帝的原谅。

神秘的偏见系统。一个人变老的速度取决于他们偏见的密度、数量和规则。人们害怕改变，有改变的地方就有偏见。但人们并不排斥改变：因为一个偏见的力量会将他们掰回原样，之后他们就重获自由了。人不可能总能阻止必然发生的改变。而偏见会将人们压到反方向，人的灵魂是有弹性的，一旦这个反方向的力足够稳定，人们就会再恢复原样。一些改变发生在父母的驱逐后；这是最危险的。他们可能会对全人类产生仇恨；只有极少数人会被逼到这种境地。

经常变化的人，要经历更多偏见。偏见不会阻碍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我们看一个人时，要看他做出的事，而不是那些将他打倒的事。

在变形学被完全研究透之前，本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万能药的。它和灵魂漂移说或达尔文主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依附于严肃的宗教或自然科学，就像心理学和社会学，其实这二者本为一体，却戏剧化地被分开了，在这两个学科里一切事物都可以共存，又可以被划分到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地质年代。

和英国人只能聊可以亲眼看到的东西。亲临现场至关重要；所有事都像在法庭上上演一样。他们根本不需要看见被告，就可以下判决，也可以是一个城市，甚至整片领土。人们会被传唤去做证人，就像在法庭上一样要求讲出实情。法庭不负责下判决。法官出席审判只为了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英国人是自己的法官，至少是自己的证人；他们不是在判决，就是在目击案件。他们不不屑于给予别人希望，人们只会执行法庭的决定，除此以外别的东西都不重要。没有人在意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人们只能将它埋在心底。当人们的所有行为都会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只有当事人自己描述自己的行为时，才可以有一点喘息的机会。别人会审判他的行为，而他们除了等待什么都做不了。英国人经常组织审判，自己也会被审判。他们从不感觉他们正在被一个神秘而独裁的权力统治，哪怕他们自己的利益已经被侵犯；在他们看来，连上帝都是公正的。

经历与审判，等同于呼吸和撕咬。

动物被卖得太便宜了，这很不好。

人们只能被彼此拯救。上帝用这种方法藏匿于人间。

深入研究童话我们才能知道，对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指望。

在历史上没有踪迹的事情，就算彻底消失了，和它有关的民族也消失了。

不受崇拜的人会成什么样，而崇拜让一个人变成了什么样！

战争把人分成了两类：只愿打仗的人和只要和平的人。前者把战争发展成了复仇，后者会在前者胜利之前，为休战而欢庆。

我用尽毕生精力，不过是想做一次不确定的尝试，我试着放弃把工作分给别人，所有事情都自己去考虑，这样，所有事情就会都存在于我自己的头脑中，并再次合为一体。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只是想把分散的东西统一起来。但这看上去根本不可能。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值得一试。

把神当作永生的人类，没有坏处。但把他们当作唯一，并认定他是决定一切的神，就不大好了。

随着动物认知的增长，动物和人类越来越接近了。等它们和古老神话中的人类那般接近时，世界上就几乎不再有动物了。

研究诅咒，研究所有最古老、最神秘的诅咒，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人们喝醉时，种族的差别会被抹去。

读那些伟大的格言家们的话，会感觉他们都是熟人。

如果我不得不活着，那么我要感谢歌德，就像信徒感谢他的神。这种感恩不是某种行为，而是一种当人的存在被满足时所产生的情绪和责任，它们突然把我征服了。我可以随时随地翻开他的作品，时而读诗，时而读他的书信，或者读几页随笔，仅仅是几个句子就能把我吸引住，我读歌德时，充满了希望，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给我这种感觉。我非常清楚，自己最受用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有种迷信，智慧的灵魂要每时每刻都施展它们的张力。我不允许有黯淡和平庸，完全无法接受任何安稳的存在。我鄙视释放和快乐。对我来说，革命就是我的榜样，那无休止的、不知满足的、被无数肯定的眼神照亮的革命，就是人生本身。我为占有感到羞耻，甚至是占有一些书，也需要好好道歉，再找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我不能坐在软沙发上工作，这让我难为情。这混乱的、火一般存在，只可能在理论层面存在。事实上总有新的知识和思想的领域激起我的兴趣，如果不马上吞食掉它们，它们就会悄悄地随着年份增加越来越多，就像某个理性的人在我面前，如果他们不说话，我就不可能把他们当作异己而置之不理，他们总会很晚才兑现承诺，有时候也会撒谎。就这样，慢慢生长，像鬼魂一样不被察觉；但我的兴趣总会被一个暴躁的暴君所控制，他总会宣战和制造动乱，实施错误、懒惰和毫无逻辑的对外政策，会在所有事上犯错，并且他的想法总会被一只蠕虫的奉承所左右。

我觉得，歌德就是那个，把我从这个暴君手中解救出来的人。我重读歌德之前，会对我的想法感到羞耻，比如说一点，就是我对动物的兴趣和一种对动物的感觉，就是我总慢慢从它们那里获取到什么。我不敢向任何人承认，现在，在战争中，小小的萌芽也会像人一样吸引我。我会把神话当作现代性的心理模型去读；为了满足我对神话的如饥似渴，我做了有科学依据的实验，我会关注那个神话扎根的民族，然后把神话和这个民族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但对我来说，我还是在研究神话本身。自从我读了歌德，仿佛我做的一切，都是能够自然而然被接受的；如果某件事不是他会做的事，那么就要去怀疑这件事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我有我的权力：去做你必须要做的事，他说，即使你的人生不能像风暴一样汹涌，你也要，呼吸，观察，思考！

人们只想和与自己类似的人交换简单而寡淡的信息，这样，他们才能避免为自己的错误而失望。

哦，动物，被爱的、残酷的、濒死的动物；他们挣扎、被吞下、被消化、被占有；被抢走，然后在血中腐烂；逃跑、配种、孤独、被发现、被捕猎、被击碎；它们似乎不是被上帝创造的，而是被上帝偷来的，不知为何他还要赋予它们生命，像弃婴一样！

人们 必将 死亡的诅咒应该被当作一种幸运：无法忍受生命的时候，人们还能死。

人们不该被多愁善感的人吓到。他们的痛苦不过是一种遗留下来的消化问题。他们抱怨时，就像他们会被吃掉，或者是待在一个陌生的胃里。约拿 应该要比耶利米好消化。他们确实有说自己的胃里有什么；脏物里的声音诱人地描绘着死亡。“到我这来”，它说，“我这里四处都在腐烂。你看不到吗，我多么喜爱腐烂。”可之后，腐烂的东西也死去了，可那个多愁善感的人突然痊愈了，轻松地出发打猎去了。

在所有我会讲的语言里，密度最大的单词是英语中的“I”。

你是否不会高估了别人的虚伪？有很多人总是带着一副面具，当人们把他的面具扯下，会发现，你刚扯下的是他的脸。

大部分哲学家都低估了人类行为和能力的灵活性。

最难的事情，是不去恨自己，不屈服于这种强烈的仇恨；不要毫无来由地恨自己，公正的对待自己，就像对待别人那样。

如果你是希腊人面包屑上的乞丐。你会将你的骄傲置于何地？当你在他们那里找到了思想上的共鸣，不要忘记，是它们通过某个路径主动找上了你。你自以为原创的想法，其实都是希腊人的产物。你的思想是他们的玩具。虚弱的你，根本抵抗不住它们的力量。你不仅要屹立于对你毫无威胁的野蛮人的风暴中：在希腊人透明、强劲和无害的狂风中，你也要学会坚定地独立思考。

很多年来我都没被死亡所触动过了。现在我明确而严肃地承认，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人类的永生。有一段时间，我会给小说里的角色赋予这个目标，我称他们为“死亡的敌人”。在这次战争中，我明白了，要说服人们相信永生的重要性，必须直接而丝毫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实际上就像宗教一样。我现在会写下所有和死亡有关的事情，就像我自己亲自和别人说话一样，那些“死亡的敌人”已经被我丢在幕后了。我不一定会一直这样做；也许过几年这些角色就会出乎意料地重新复活。在小说里他会在一件大事上摔跟头；他希望荣耀地死去；他希望被一颗流星击中。他会失败，这可能是现在最困扰我的事。他不被允许失败。可是我也不会在成千上万人死去的时候，让他得胜。非常严肃地考虑让这两种情况都变成纯粹的讽刺。我已经把自己逗笑了。懦弱地调整一个角色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可以在战场荣誉地牺牲，就像掩埋一条无主的野狗，就像诋毁一个疯子，就像可以避免一种无药可救的顽疾带来的痛苦。

如果人可以永生，还有多少人觉得生命充满价值？

我不想再看地图了。城市的名字闻起来和烧焦的肉一样臭。

六个穿制服的人围坐在桌前，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神，可他们决定着，一个小时后哪个城市会消失。

每次爆炸都会有一块炸弹的弹片蹦回到创世之初那一周。

《圣经》要被当作人类的不幸。

我们的悲伤永远不够让世界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饥饿来得太快了。

诞生于战争的俄国革命，怎么又回到战争的，真是很奇怪。

我越来越确定的是，弗朗西斯·培根属于那种少见的中心人物，他们会学习人类世界可以学到的所有东西。他不仅会学到他生活的时代的东西；还能表达出前瞻性的观点；并且会遵循他明确的目标。世界上伟大的灵魂有两种：开放的和保守的。他属于后者：他喜欢定目标；他的目标很明确；他总想要点什么：并且很清楚他要什么。这种人的内心充斥着动力和觉悟。他的神秘感就在于他毫无神秘感。他经常提到亚里士多德，这是他最缺的东西；他渴望瓦解亚里士多德对我们的统治。埃塞克斯 就是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想通过他来征服世界；他生命中最好的几年时光都花在这个计划上了。当他发现计划要落空，他马上就冷落他了。权力的各种形式，都会引起培根的兴趣。他是个心思缜密的权力追求者；他不会放过任何兽穴。王冠本身不能满足他，它只是让他自己发光的工具。他懂得如何让统治变成一个谜。他执迷于让自己变成立法者和哲学家，好在自己死后继续统治人们。外界的干扰是他所不齿的，而如果某个奇迹故事能够帮助他统治人们的信仰，他才会考虑利用它。为了推翻之前流传下来的奇迹故事，他要努力创造自己的奇迹；他的实验哲学本质就是在修改并剽窃这些奇迹。

科学理论的短暂性被宗教所鄙视，可世界几大宗教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如果世界上不存在羞耻感，人能讲出什么？

弄清楚每个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传统，这会很有趣。离开旧传统时，人们需要应付来自各方的、古老的阻力。人们回到过去，像斗牛士那样抓住旧传统的牛角，在激怒它们之后匆忙逃跑。让我们严肃而明确地设想，从佛陀那里逃走的印度人。读到普鲁塔克 的《伊西斯和和奥西里斯》第三章时就合上书的埃及人。我们很清楚，这些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们曾生活在这世上，这很好，但在他们跑向我们之前，一定要赶紧离他们远一点。这让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无论他们如何祈求、怒视和威胁我们！他们坚信我们呼唤他们的名字时，是真的需要他们！泰勒斯和梭伦没有去埃及吗？智慧的中国朝圣者没有去戒日王朝吗？柯尔特斯没有骗走蒙特祖玛的帝国和生命吗？人们在传统中找到了十字架，但那是他们自己带过去的。这些来自传统中的人可以呼吸，这样人们才能完整地看到他们，但他们只能待在阴影中。人们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要不耐烦地打呵欠。他们不该为自己考虑任何事；毕竟，他们身上没有血。他们应该飘在空中，而不是被踩在脚下；他们要把号角留在自己的影子里；不要露出可怕的牙齿；他们要感到害怕，祈求人们的宽容。因为这里没有留给他们的位置，他们的空气早就用完了。就像小偷那样，他们在梦里潜行，在那里被逮住。

语言带有某种古老的保障，他们会为自己创造名字。逃亡中的诗人，尤其是剧作家，很多方面的能力被因此削弱了。如果将他抽离语言的空气，他会失去自己熟悉的语言的养料。之前他注意不到每天都能听到的名字；现在他注意到了，并准确而完整地叫唤它们。他设计角色时，会从这些名字中选出一个，即使这些名字在他的记忆里毫无意义，但他确实存在过，并且它听过别人唤过这个名字。他将名字的记忆像宝贝一样好好地封存住了，没有风能够将这些名字带进他的耳朵，他在新的大气中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懒得碰这些名字。

就这样，如果逃亡中的诗人不愿意完全放弃，他们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在新的空气呼唤他们前，将这些空气吸进身体。过了一段时间后，空气凝固了。他能感觉到，并且很难过，可能他会自己关上了耳朵，这样的话他就听不到任何名字了。陌生的空气越来越浓重，当他醒来，他身边还是那旧的、干枯的一堆谷物，那是他的青春，他以此来充饥。

幸福就是：丢掉自己的整体性，让情绪自由地来，静静地待一会，然后走掉，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只倾听自己的声音。

关于变形 。我今天去吃饭时，右边来了一辆大车，是去商店运包裹的。方向盘前坐着一个女人，我只能看到她的脑袋。我之前经常会坐这种运煤油的车；司机是个丑女孩，她的脸丑得像是被撕咬过，她会将煤油倒进罐子里。我对这个女孩的命运很有兴趣，但我对她几乎一点都不了解。

我常想，那个我旁边开车的女人是不是她，我直直地看向那边，就好像真的能看到什么一样。我不确定，但有种感觉，她的目光一定也在看向我。可能过了一两秒，她从我面前驶过，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是她。我看向左边，突然感觉，我自己也跟着她飞速地从房子前驶过，她就在我旁边。这种感觉太强烈，让我不得不开始乱想。我丝毫不怀疑，这种具体而明了的情况，就是我说的变形。在我们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我变成了那个方向盘前的女孩；现在我坐在她的车里，开向我的目的地。

我们像死亡根本不存在一样去描写它。设想有一群人从没听说过死亡。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与死等同的别的说法。即便他们中有人想要谈论死亡，想要打破这个这个不成文的规则和禁令，他也找不到一个别人理解的词来描述它。他们那里没有埋葬和火化。更是连尸体都没见过。一些人会突然消失，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可能是因为愧疚突然自己走掉了；因为独处是有罪的，所以没人会提起这些消失的人。有时候消失的人会回来，人们为他们的回归感到高兴。他们觉得远离群体的时光和孤独像一场噩梦，但描述这噩梦是无罪的。一些孕妇会消失一段时间后带孩子回来，她们可以独自分娩，然后自己回家，也有可能在分娩时死掉。所以有很多小孩不知从哪里跑来，四处流浪。

我们至少能够证实，每经历一次死亡，人都变得更坏。

如果人的寿命变得很长，死亡会不会成为一条出路？

告诉一个人他不久后就要死了，这给他的一种甜蜜的温情；他们之前觉得值得或者不值得的事，现在都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对自己的生命、身体、眼睛，甚至是呼吸产生一种不负责任的爱！如果有机会痊愈，他们会更爱之前的这一切，并且再也不期望死亡降临了。

有时候我会想，只要我还认可死亡，世界就会消解成一片虚无。

如果死亡被废除了，很难想象人们还能信什么。

所有死去的人，都是为了某个未来宗教而殉难。

我们总想如实而准确地记录一件事，而最大的困难是，记录永远是主观的。这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承认记录的主观性让人很羞愧，就好像这件事本身也不可能再发生改变了。事实上所有事都在不停地变化，可记录下来的东西是静止的。只有经常阅读它们，才能拓宽思维的大道。克制自己不去重读，也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过重读它们能减轻我们对主观性的愧疚感。其实只要把记录的作者当成别人就行了；“他”跟“我”相比，没那么难听和贪婪；只要人们有勇气让自己作品的作者变成“他”，那么“他”就可以变成任何人，而且只有作者本人可以分辨出来。风险在于，当别人阅读这份记录时，他们无法分辨这些“他”到底是谁，因此而产生的误解会对自己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要尝试用第三人称去思考和观察，那么一定要做好准备，牵扯到记录的真实性和直接性时，尽量只让自己在正面的内容中被当作“我”认出来。

很奇怪的是，当今世界的不幸要归咎于《圣经》的强大，而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因为它还能同时抚慰人心。

只要能够拥有一片家园，流亡中的人可以用任何名字定义自己。

很明显，有一些人之所以成为预言家，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化解对身边的人的不满。这种怨恨困扰他们已久，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于他们而言，一切事都发生在未来；永远不会发生在当下。他们预言一件事，就是为了贬低它。已经应验的事因为已经真实发生过了，所以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永远要对真预言家说的话保持警惕。他们预言坏事时，会装作自己正在真实地经历那种痛苦。他们夸大未来。预言家们能够忍受永远活在想象出来的美好景象中，它们能冲走噩运。可美好的事通常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他们有恶毒的一面。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给予别人和自己， 当下的 美好。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坏人。真正的幸运和荣耀，会被他们故意推到很远的未来。这份美好到来前，人们必将经历一段恐怖的黑暗。人性之恶，是这些预言的内容和细节。 他 想向人们证明，人性有多坏。

人们 喜欢根据他们的预言，在自己的人性之恶中，活得稍微好一点。

世界上已经没有有力量的词语了。连“上帝”这个曾经很有力的词，现在也被拿来随口自称。

历史反馈给我们错误的自信。

游记中的“普通”人出现得越多，读者就越想摆脱那些或稳固或存有争议的民族学理论，并产生其他新想法。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些理论中只字未谈。我们依旧只能自己做出选择。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那些根本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身上；民族学的神话已经被它的准确性击碎了；他们认为完整性要比准确性重要得多；民族学只为收集而生，认知是次要的；他们狭隘的眼界，让他们只愿意关注眼前的东西，而忽略了很多。过去的旅行者纯粹出于对世界的好奇才上路，而不是为了捕获新的信徒或别的东西。现代人类学家善于用方法论；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对观察上瘾，却没有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他们装备上最细密的网，第一个网住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对民族学提供的资料感激不尽；这些材料像过去的国王和总统那样被做成雕像。而真正无价的艺术品，是之前旅行者们的游记，它们才值得被好好保存——里面的思想要由我们自己来探索。读之前我们不该对它们有任何盲目崇拜，只能通过丰富的阅读、实践和生活的乐趣去领悟它们。重复理论的陈词滥调毫无意义。阅读这些丰富多彩的游记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圆满，因为我们能够借此得到完整而稳固的世界观，人类如何在地球不同的角落，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们不能把不同的生活方式生硬地拼接在一起；这种认识太孤立和做作了。我们要好好领会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给我们带来的感觉，直到下一个整体的印象打破它。这种过程经历得越多，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就会越丰富和准确。

距离感是英国的全民美德。他们的历史塑造了他们的现代科学。

我惧怕历史，担心历史的触角还未触及的地方，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塑造新的坏榜样。

当今世界的战争发生在四个种族之间：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别人不过都是他们的跟班。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太老了，已经不适合作跟班了，所以只出一半力。盎格鲁-撒克逊人比别人开始得早，其他种族的人怕是追不上了。他们用两种方法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和取代。首先他们让自己人殖民全世界。英国人遍布全球；可他们并不满足于作全世界的主人。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大陆最好的地方开辟成了收容所，在那里，美国，他们收拢来各个种族的人，并将他们混血成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相近的种族。他们就这样拿到了地和人。因此，现在这个种族又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种族：旧的贵族，和新的充满生机的混血人种。俄罗斯人就不同了，他们有一块自己的大陆，在那里，他们把新的社会信仰和革命者安插在全世界。俄罗斯人真正的征服可能才刚刚开始。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的表现方式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像其他早期征服者那样起步，但只相信现代技术，可他们的对手同样可以学到这些技术。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和罗马人很像——考虑到如今人口的增长——他们用几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罗马人几世纪才能完成的事。他们对周遭发生的事完全没有认真去考虑的意思。对他们来说，主观的优越感已经足够了，足以让他们用各种方式挑事了。对他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永远不去了解别人。而德国人建立自我价值的方式，就是去欺负厌战的犹太人。他们的树敌思想太过极端，以至于他们慢慢觉得别的敌人也都有犹太人的样子。更具有毁灭性的事是，本来没那么好斗的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现在也将德国人的想法奉为信条。

诗人的内心有 某种 合理的力量：接近现实，并保持距离；对其充满渴望，并始终有力量远离它。这样，他们永远不会离现实太近，也永远不会让自己离它太远。

每个人都要被允许拥有一片自己统治的领域，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尽情鄙视别人，将自己的高傲挂得比月亮还高。对这个领域的选择越早越好，因为这差不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了。教育者在这个过程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要耐心等候，细心感受，当他发现一个孩子找到正确的领域时，要努力帮助他圈起这个领域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它要很坚固，并且每次受到攻击后都要变得更坚固；要能抵挡别人抢走他的骄傲。嘴上说“我是个伟大的作家”是不够的。他必须要真正切身感受这种骄傲，不然和别人相比，他们自己的骄傲会越来越少。骄傲的领域本身要有足够的空间和空气。最好把仆人们支到边界之外。只有在少数特别的情况下才能暴露他们仆人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在心里放一个玻璃球，保护好它里边稀薄的空气。我们能够在里面安静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只有坏蛋和傻子才会希望玻璃球能变大，这样好把外边的人也关进来。聪明人会把它攥在手上；他非常清楚，当它想偷偷变大时，必须赶紧在它接触到粗俗之物之前把它攥紧。

人活着需要一个仓库，储备那些确定的名字。人们思考时会从中取出一个名字，咬一口，然后对着光端详它；当他们看到这个名字和他们想描述的东西不匹配时，就会不屑将它丢掉。于是，仓库中的名字就会越来越少；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穷。如果不及时补充，他们会变得一无所有。不过这并不难，因为世界很丰富；太多动物、植物和石头的名字还不为他们所知。如果他们想重新充实自己的储备，就要像孩子学说话一样，充满向往和好奇地凭第一印象记住事物的名字，趁着它们还未被质疑。

消失的 动物：这些物种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们阻碍了人类爬向食物链塔尖。

哲学家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主要思想，以及他们对这些思想的固执和保守。

真是太可笑了，竟然还有人会为死亡辩护，而死亡不需要任何辩护也能始终位居高位！最“深刻”的思想家对待死亡就像看魔术一样。

知识只有在不承认死亡的宗教中才会彻底死掉。

基督教是古埃及信仰的退化形式。基督教准许肉体的堕落，却通过对它的描述让人们唾弃它——死人真正的荣耀是被涂上防腐材料，只要他再也不被唤醒。

四十岁的男人，毋庸置疑会被权力吸引。他们不会对它撒谎，不然就会变成它的祭品。他们要看清自己所在的真实阶层和要承担的责任，然后努力爬到最高层。如果他们爬得太高，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他们就要像躲开瘟疫一样躲开权力，因为权力将他们与实际条件绑在一起。

真理就像一片青草的海洋，在风中起伏；它渴望人们能够感知到它，将它呼吸进身体。对于那些感觉不到、呼吸不到真理的人，真理就是一块岩石；他们要在这块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

与其去观察原始族群，对我而言，不如去 阅读 他们。仅对一个非洲的侏儒，我就有足够多的疑问了，比科学界在未来几世纪要解决的问题都多。我对现实世界感到不屑，因为它太庞大了。它已经不是我们口中的现实了，既不坚固，也不连贯，无关行为，也无关事物；它们像原始森林一样在我眼前生长，里面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原始森林中应该发生的一切。为了保护好这片森林，我必须为它抵挡住太多真正的现实。我们总温和地用图片和描述构造出一个人们容易接受的现实。它们同样充满活力，只不过生长得很慢。里面的生物各顾各地静悄悄生长。它们的生长很难被发觉。它们缺少一种可怕的力量，将现实推翻的力量，它们缺少一只健美而闪耀的猛兽，可以把人类吞掉。

我要稳住自己，不要让我的各种角色互相乱窜。

所有我们没做过的事情，都有最大的优先权并且至关重要。

进化论限制了我们看大自然的视野。真希望有某段智慧的时光，能让我们领略大自然的宽广和富饶。被严格的谱系框死的进化论非常无聊和狭隘，因为进化论总把一切事物落脚到人类自身，将地球上的所有权力收归己有。进化论将人类自己置于进化终点，为人类的占有合法化。它还让人类免受更高级的存在的专制。进化论让人们觉得，当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生物，会像人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人类。“人”这个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类的这种可怕的愚蠢；这个词并不代表人类这一整体；它将人类通过暴力强征来的一切都收归名下。每个人都拥有这个词的一部分特征，但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就能够对彼此作恶。他们有的是耐心和力量内斗，直到人这个物种完全灭绝。要相信他们一定会将自己彻底灭绝，到了那一天，被他们奴役的动物们还活着。

我从不认为进化论有任何特别的科学价值。我们用更包容和宽广的眼光，本该有更多新发现，我们或许会明白，每个动物，在某些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技术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们会 让人分心 ，让我们忘记真的想做的事和真正需要的事。

人类学，一个关于“普通”人的学科，是人类最沉重的学科。那些已经灭绝的人种，煞费苦心、想方设法地紧紧攀附人类古老的系统之上。

我的朋友，那个乡土诗人 。当我又一次走近那个自称乡土诗人的生物，终于发现了一些他的秘密。

我的 诗人朋友总喜欢离自己最近的东西。可千万不要觉得离他最近的是一头牛或者烟囱。对他来说最近的是他的器官。让他为之着迷的并几小时沉醉其中的，是他的消化过程。心跳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些跳动之间互不关联，不留痕迹。消化是他最棒的体验；消化像温暖的阳光一样照亮他浑浊的世界。每当进入一个他没去过的房子，他都会先找厕所，之后就是厨房。只要他的胃还允许他行动，他就会穿梭在乡间的房子里，从厨房到厨房，从厕所到厕所。他爱走路，不爱坐车，他不想过快地飞驰在房子之间，而想细细地去闻里边的人的消化的气味。

他喜欢乡下人，因为他们爱一起坐在一个大碗前，他们总会留他过夜。在工人中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会认真关注他们的政党，会为提高劳动条件而发声。他讨厌工厂；却喜欢那里的后厨；为了在餐桌上吃到更好的食物，工人必须要把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镇压一场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一段时间的食物补给。只要有来自市民阶层的人请他吃饭，让他坐在餐桌前，他就不会斥责他们占有的财富了。为了报答他们，他会和他们讲过去几年自己的消化史。在这种场合下，他会强调自己是个乞丐。人们会直接给他钱，因为有些时候他不得不自己买肉吃。只要他夸赞食物好吃，并且索要更多时，就没有人会斥责他。他非常清楚农民、工人，和市民的胃里分别发生着什么。从食物到粪便，他了解所有可知的事实。他厌恶图片和梦境；而所有能变成食物的东西，他多少都知道一些。过去，人们在庆典上用矛串起整头牛烧烤时，有可能他就是那个在王侯面前忠实又正直的吟诵诗人，可惜这绝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那些饥饿的贵族们对他有着无法言表的厌恶。

对他来说，友谊建立在请客吃饭之上。但他从不主动邀请别人。他仅通过人们能给他多少和怎样的食物来评判别人。“写作”这个词，在他的嘴里有种难以模仿的语调。听上去不像说“拉屎” 那样坚决，虽然他总爱把两件事关联在一起。他有这种近乎贞操的东西，因为不是每首诗都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他不得不编出一些事情。但它们听上去像真的一样，因为他要靠这些为生。

他的夸张手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那就是当他吃饱为止。

所有 的想法都是道德的；没有哪个想法会恶毒到人们无法将其运用到生活中。只要我们了解了全人类的品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这给了我们重新开始的理由。但世上没有完美的事。人们必须变得更诚实和谦逊。我们更理解祖先，也知道了他们对我们有多不满。但他们的神圣也被打破了，除了一点：他们已经去世了；而正因此，我们永远无法超越他们。

最可怕的一句话：某人“适时”的死了。

末日审判那天，每个墓地中都爬出一个生物。上帝哪来的勇气去审判他们！

死去的人为第一个永生的人喜极而泣。

每个人都配死去吗？这可不好说。人的寿命应该够长。

一个悲观的想法：可能世上没有什么可知的东西；而错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总想把一些事情弄明白。

有时候人们能提前感觉到战争的结束，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了，这让他们像孩子一样高兴，战争还没完全结束，人们就开始呼唤彼此，别人回答他们，他们也觉得战争要结束了。

在众多矛盾的事件中，哲学家们为彼此留了位置。

人类所有的情绪里，没有什么比爱自己更美好而无助了。我们如何在充斥着他人的生命中，让自己成为首先要考虑的呢？没有人愿意被替代；每个人都不该被替代。我们要将这种不可替代性在空间和灵魂中可视化。就像大地只有一片天空，天空只有一片大地，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但与此同时，拥有一个的时候，总想着也要另一个。事实上，每个人的宇宙里都有无数的星球，无数片天空为我们敞开大门。

只要我们不为天堂和地狱的想法感到羞耻，奖罚机制就会一直针锋相对。

我很可能和第一百二十代埃及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依旧崇拜他们的祖先吗？

我们要说多少话，才能让我们沉默的心声也能够被听见。

我们总想把从生活中借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可很少认真对待他们。

随着我们慢慢变成熟，我们对诗人个体的声音已经失去兴趣了。我们开始寻找无名氏，寻找着某个民族的伟大叙事作品，这些作品为全人类而存在，像《圣经》、荷马史诗和神话那样，它们的出身都很简单。海洋的另一边，却对个人最私密的弱点和卑微感兴趣；这又回到单独的诗人了。诗人吸引不了任何人，除非他们成为私人领域的门卫；他们展出的唯一的作品，自己画的瓷器，会被我们打碎。

他总是小声地说话，对自己的话语有绝对权力，他从不肯定，不嘲笑，也不会笑——我怎么去信任这样的人。

我受够了看透别人；这很容易，但毫无意义。

人们在生活中能用上多少知识，单是想想这件事就让人难受。可我们不可能靠 自己 的力量将这些知识忘掉。

我们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所有不幸，只要我们不放弃他，我们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只要他还呼吸，我们就能呼吸。

你总是讨论保护动物；可你从未发现，你其实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被骗，骗人。

又来了，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了，我会把死当作我的出路。恐怕我的想法以后会变。可能我以后会成为它的信徒，当我老了会向它祈祷。我只能尽力让死亡在我最近的未来不起任何作用，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我不愿意为了一件以后我会否定的事情而活。我希望别人能看到两个我，一个强大的，一个弱小的，人们会听那个强壮的话，因为那个弱小的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想用老成的话去摧毁一个年轻人。我宁愿中途就死掉。

我真的想死，我太渴望死亡了，但死亡最可怕的一点是，死后没什么好怕的。

如果我们知道人在死后还有意识，死亡会更可怕；因为到那时我们只能沉默。

无论人类经历了多大的绝望，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总包含着芝麻大小的希望。 rvv6WkiKNvIZLUiWRMNeWH76KKSzv01zVqhhGraI3PrdMWJf3syTNeRkqYflWO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