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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从事两大职业：一是侦探，我们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企图复原真实的历史；二是翻译，我们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为了找到破译的语言，我们的前辈花了几十年时间在田野中探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好像跟大家无关了，大家觉得考古学就是一门绝学，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到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了：拿着纳税人的钱的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是怎样贡献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
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东京有个浅草寺，每年樱花开的时候，只要你去旅游，就能看见很多穿着传统服装的人在那里进行祭拜活动。许多漂亮的穿着和服的姑娘，也会出现在日本高楼林立的街头。当你看见这样的景象时，好像也并不觉得不合时宜。但是在中国，我们好像就很难坦然地面对这样的事情。试想一下，你在北京的地铁里看见有人穿汉服，你肯定会觉得有些奇怪。而产生这种奇怪感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古人即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在经历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时代后，现在的中国人把文化传统遗失得太多了。
那么，我们与祖先之间，靠什么连接？其中能连接的一点，就是骨血里的印记。举个例子，中国人每年大年三十要回家过年，无论路上怎么辛苦，都一定要回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而考古人，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来发掘、强化我们和祖先之间的关系。
近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筚路蓝缕，做了大量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探究，中国的考古学才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考古学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来进行发掘研究的学科，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包括印度，考古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欧美人主导的，他们强调所谓相对客观的“他者”的研究。而中国学者是研究自己的祖先，可以说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与祖先骨血相连，有文化基因上认知和理解的便利。
我举个甲骨文的例子。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里，王懿荣、罗振玉这些大学问家发现并且识别了甲骨文，这件事情本身是极其难得的。甲骨文是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东西，刻辞甲骨这些珍贵的文物曾被国人当作中药。对这些古文字的发现和辨识，在世界上都是很难的事情。比如，公元1799年，拿破仑侵略埃及军队的一名上尉在埃及港口城市罗塞塔附近发现了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时代刻制的，由希腊字母、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文字对照雕刻而成。而法国学者商博良在破译这座古埃及石碑文字的时候，就采用了三种文字互译的方法，这种互译需要把不同的文字放在一起比较，没有这种桥梁来破译，这些文字就会成为死文字，到现在都破译不了。这使得古文字的破译变得极其困难和复杂。当中国学者发现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以《说文解字》为桥梁，建构起当代中国人对古代汉字的认知，这就是血脉上的联系，非常难得。这是甲骨文发现上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传承上的幸运。这就是说，中国的考古学天然地具有与我们的文化传统骨血交融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便利。
我们前面概述了考古学家的工作和他们对历史的看法，现在我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二里头作为早期中国的证据。
这些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青铜器。
青铜器一出现，就产生了变革性的意义，甚至使时代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之前的社会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顶多用玉器和精制陶器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青铜礼器一出现，整个礼乐制度体系就奠定了。有人说，二里头发掘出的东西可能都是中国之最。在青铜器方面，二里头的发现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不到20厘米高，纹饰简单，却是“中国第一青铜鼎”。没有这只鼎，也就没有三四百年之后司母戊大方鼎的辉煌和厚重，这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我们还发现了一件青铜钺，这件钺看着不起眼，但它是“中国第一青铜钺”。大家说很多好东西都不是考古人亲手挖出来的，是农民挖出来的，很遗憾，这件也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0年，我们正在遗址上钻探，晚上一位邻村的老农来到考古队，用旧报纸包了两片破铜片。老农说：“队长，就是两片破铜片，你看看有没有用。”我一看，眼睛一亮：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我问他是什么情况下得到的，他说是帮人盖房子，从土里刨出来的。第二天我赶紧让他带我们到出土青铜钺的地方去，详细记录，又让我的助手坐火车到西安，用意大利的X光机把这件东西拍了透视影像，最后发表出来。
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围垣作坊区。此前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铸铜作坊，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二里头都邑的早期阶段，当时宫城的区域可能还只是用栅栏围着，这里就已经用夯土墙围起来了，并且肯定还有重兵把守。四川三星堆、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那些青铜器，是殷墟时期前后的。那个时候，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已经泄密，但是在二里头和此后的二里岗时期，就是郑州商城那个时期，除了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以外，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或敢于铸造青铜礼器，形成对作为礼器的容器和兵器这类关涉国家命脉的青铜重器的独占。
《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祭祀就是用青铜礼器这套东西从事礼仪活动，而戎就是绝对的打压能力。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这些立国之本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样的，以前是祭祀，现在是开会，都是为了提高凝聚力。所以，在这个时期，一套与礼制相关的东西开始形成了，此前是相对平等至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还没有这么一套比较完善的礼制系统。
中国的酒文化特别兴盛，最初的礼器以酒器为主。喝酒用的酒杯，也就是“爵”，和象征着生杀予夺大权的“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祀戎并重。爵和钺是礼容器和礼兵器的代表。到了殷墟时期，还有仿二里头玉器的器物，比如璧戚，本来是一块璧，稍微一改刀，就成了璧形戚。戚是钺的一种。爵是具有深意的器物，持续兴盛了千年以上，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鼎是中国人心里关于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司母戊大方鼎出现之前，有郑州大方鼎，在二里头已经出了小陶方鼎。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有铜方鼎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而陶方鼎是铜方鼎的仿制品。
青铜钺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
在二里头，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如戈、钺和长条形战斧。箭头肯定不是近战兵器，但箭头属于不可回收的兵器，箭头的生产表明青铜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高度。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是嵌绿松石铜牌饰，“金”就是青铜，青铜的底托上粘嵌着绿松石，构成兽面。
在二里头西北，青铜冶铸技术可能的传播路线上，河西走廊乃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青铜器，新疆地区也有青铜器出土，这些青铜器和二里头的是同一时期的，或者比二里头还要早一点，但它们都是用来做装饰品和日常小件用品的。这些地区的青铜技术一旦传播到中原，中原人就把这些技术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礼容器，尤其是酒礼器上，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吃喝文化”。据说有一位美国女博士是研究人类学的，对上古时期的“夸富宴”也就是夸耀富裕的宴席怎么也搞不清楚，后来她来了中国，吃了两顿北方农村的大宴席，就明白了什么是“夸富宴”，因为在美国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二里头这个中心出现后，长城以北都有二里头式的器物发现，整个黄河流域，长江上、中、下游，包括三星堆都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各地出土的和二里头相近的东西，大多是模仿品，说明二里头文化的扩散应该不是强力的军事推进，而是各地的酋长、首长或者普通民众选择性地接受二里头的文化因素，就是以它为高、为大、为上，“跟风”导致文明向外扩散。
尽管二里头出现在3000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大的国家实体，但是它已经奠定了中国的雏形。作为礼器的玉石牙璋的辐射范围已经到了越南北部，与《禹贡》所说的九州的大致范围以及秦汉帝国统一疆域的大致范围相当。除了后来的四大边疆之外，二里头那个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基本达到了内地十八省适合农耕的区域，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奠定中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