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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东晋南朝的历史，首先要讲至关重要的人物王导导演的一台至关重要的政治好戏。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初三，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当时很有趣并且很重要的上巳节日，在吴国的故都建业（公元282年改为“建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王导导演了一台政治好戏。这台好戏不仅关系到东晋政权的顺利建立，而且关系到华夏文化的薪火相传。
王导是何许人？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城北约14公里处，有个孝友村，这里是以“卧冰求鲤”列入“二十四孝”故事的王祥的故里。王祥生活在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最后官拜太保，去世前留下“信、德、孝、悌、让”的家训。王氏子孙没有辜负王祥的期许，他们世世进取、代代努力，琅邪王氏由此成为簪缨世家，有着中古第一高门的美誉。出生于公元276年的王导，就是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友爱著称的王览的孙子。王导14岁时，就被看相者评价为“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所谓“乱世出英雄”，王导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乱世。先是西晋的后宫与外戚争权以及倒行逆施的分封制度，在公元291年引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继而内乱性质的“八王之乱”又引发了外患性质的“五胡乱华”，内迁的匈奴等族纷纷趁机起兵，建立政权，于是中国北方陷入了胡马纵横、彼此混战的局面，建都洛阳的西晋王朝也大厦将倾，无可救药。
正是在这样糟糕的政治形势下，王导导演的政治好戏拉开了序幕。序幕历时约半年之久。
永嘉元年九月，王导以智囊谋主兼同龄好友的身份，辅佐西晋王朝派驻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来到建邺。从西晋朝廷执政者司马越的安排而言，是“狡兔三窟”，留条后路；而从司马皇室旁支司马睿的角度来说，实是期望依托长江、淮河之险，立国江南。然而，非常麻烦的问题在于，不过20多年前，建都建业、拥有南方半壁江山的吴国正是被西晋王朝灭亡的，而且接受吴国末主孙皓投降的琅邪王司马伷，又正是司马睿的祖父。也就是说，来到吴国故都的西晋皇族司马睿，对吴国旧人来说，竟是灭国仇人的后代。另外，当时的司马睿刚三十出头，虽然凭借出身封王做官，但其实既无什么功业，也无什么声望。所以，司马睿来到建邺后，没有几位吴地人士理睬他，更谈不上为这位新主子效命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司马睿只能借酒浇愁，无日不醉，连日常的军政事务也耽搁了。王导终于忍无可忍，直言进谏。司马睿倒也听话，他斟酒满杯，一饮而尽，随即把酒杯倒扣在案上，从此戒酒。
转眼已到次年新春，焦急万分的王导约来了掌管兵马、在外征战的堂兄王敦，商议如何化解这个难题。王敦可非一般人物，他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驸马爷，历任中央与地方高官，年长王导10岁，威名卓著，性格雄豪。王导对王敦说：“我们的主公琅邪王司马睿虽然仁德宽厚，但是名声还小。兄长您已经威震天下，我们应该想办法扶助扶助他。”一番商议之后，这对堂兄弟定下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三月三上巳节吴地人士会聚过节的机会，陪同司马睿前往观礼，一来壮壮声势、显显威风，二来摆摆姿态、收收人心。司马睿听罢，欣然接受，相约依计而行。
历时半年的序幕结束，永嘉二年三月三上巳节，正剧开演。
具体的剧情是这样的：在吴国故都建业的某处水边，江南的豪族大家、士民百姓临水修禊，曲水流觞，正热闹着，突见一条气势威严的仪仗长龙正有条不紊地向他们走来，这吸引了所有修禊流觞者的目光。一排排的侍卫、扈从走过之后，闪出一乘小轿，轿中的司马睿极具威仪。而恭恭敬敬地跟在司马睿的小轿后面的，竟是骑着宝马良驹、从北方迁来的众多高门望族、文臣武将。
在北方贵族眼里基本还属于南方“土豪”的纪瞻、顾荣等人，见到司马睿出行仪仗的这番排场，又是惊惧，又是窃喜，又是无奈。惊惧的是，连王敦这样名满天下的驸马爷都跟在司马睿后面跑龙套，看来年纪轻轻的司马睿并不简单，以前太冷落他了，得赶快弥补过失。窃喜的是，虽然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但是作为地方军政长官，他能亲临观节，可见还是尊重我江南民俗，善待我江南人士的。无奈的是，退一步讲，以琅邪王司马睿、文臣王导、武将王敦为首的晋室流亡力量，总归还是正统朝廷的象征，如果与他们合作，不仅可以借力抵御北方匈奴军队的南下，还能够维持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坠，毕竟南人与北人之间的前世恩怨比起华夏与蛮夷的现实对抗，要微不足道得多。想到这里，江南豪族大家纷纷下拜行礼，司马睿也下轿答礼，一副亲善模样，双方的关系一下子显得和睦起来。
短暂但大获成功的正剧之后，当然还有培基固本的尾声。王导从两方面做了许多感动南方吴人、激励北方移民的工作。
对南方吴人来说，王导知道，司马睿的上巳观节是树威，接着就应该施恩了。于是，王导趁热打铁，再次向司马睿献计道：“古代的君王，无不敬礼故老，尊重风俗，谦虚谨慎，招纳豪杰。何况现在天下丧乱，国土分裂，大业草创，正是急于用人的时候。”于是，司马睿亲临纪瞻府宅，还与他同车回朝。又委派王导拜访江南望族，发出真诚邀请，拉近彼此关系。这样，吴郡的政治家顾荣、会稽的学问家贺循、建邺的军事家纪瞻、义兴的地方实力派周玘等江南领袖人物，感动之中纷纷出仕，从此江南归心。相较此前的冷漠，江南望族开始大力支持司马氏政权。如顾荣劝慰司马睿说：“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可见吴地人士已认司马睿、王导为明主、贤相了。纪瞻更是力劝司马睿称帝，当司马睿推托再三，让人撤去御座时，纪瞻厉声呵斥撤座之人：“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连司马睿都为之动容。
明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图》之“新亭”
对迁到南方的北方官民来说，王导也时常做出激励之举。举个例子，据《世说新语》记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王导这样的“愀然变色”，意在激励大家振作精神，共同抵御外侮，恢复故国河山。唐李白《金陵新亭》诗赞誉道：“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
情。四坐楚囚悲，不忧社稷倾。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
王导导演的这台好戏之所以如此成功，与上演的主要舞台选在了吴都建业、上演的关键档期选在了三月三上巳节有密切的关系，而仅就当时的效果来说，这台好戏使得司马睿在江南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奠定了此后东晋王朝的百年基业。
然而，正所谓事情往往都有两面性，王导导演的这台好戏也确定了东晋一朝的政治特征。这话怎么说呢？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既然王导有这样的“再造晋朝”之功，那么司马睿怎样酬谢王导呢？或者因为王导功高震主，司马睿怎样防范王导呢？我们举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建武二年（公元318年）三月，晋愍帝司马邺被杀的凶讯传到建康，于是司马睿称帝，以延续司马氏的晋朝。司马睿称帝时，竟然拉着王导同坐御床。王导当然心中有数，他说：“皇上好比太阳，如果太阳和天下万物一样，谁能普照万物呢？”司马睿这才没有坚持。为什么司马睿会有如此出格的行为呢？因为缺乏根基、性情比较软弱的司马睿很清楚，他能逃离纷乱的北方，来到相对安宁的江南，乃至因缘际会，以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叔父之孙的旁支身份开国称帝，实在离不开王导与王敦的文佐与武助。于是，东晋开国伊始，就形成了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即王治天下，马有天下。
司马氏有天下，世家大族治天下，这样的君臣共享天下的局面，其实也是东晋一朝的政治特征。“王与马，共天下”以后，在此伏彼起、你衰我盛，各家都想分享皇权的掣肘之间，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以王恭为代表的太原王氏，你方唱罢我登场，与皇族河内司马氏并肩，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大戏与小戏、喜剧与悲剧，而总结归纳其基调，就是“庾与马，乱天下”“桓与马，争天下”“谢与马，安天下”“王与马，弱天下”。这就是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这样的门阀政治既一以贯之，又有阶段演变的特征。这样的门阀政治，又可谓迥异于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到了东晋末年，随着出身寒素、军功显著的彭城刘裕的崛起，“刘与马，禅天下”。公元420年，历时百余年的东晋王朝灭亡，以内部禅让为时代特征的南朝宋、齐、梁、陈登上历史舞台，王朝政治也重新回归“皇权政治”的常态。
通过上面的叙述与讨论，王导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非凡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从政治形势上说，王导辅佐司马睿立国江南，可谓再造晋朝，虽然再造的晋朝只拥有南方半壁江山，而且由“王与马，共天下”发端，流衍出历时百余年的、难以评说的东晋门阀政治。从民族文化上说，则诚如陈寅恪先生之言：“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这样的王导，是否可以与秦始皇嬴政相提并论？如果说嬴政作为“千古一帝”，是中国政治制度与广袤疆域的奠基者，那么王导作为决定“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延续汉族政权与传承华夏文化的大功臣，被称为“千古一相”，应该并不过誉。
有趣而巧合的是，堪称“千古一相”的王导大概不会想到，在他于永嘉二年三月三上巳节导演的这台政治好戏之后，仅仅过了40多年，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上巳节，他的堂侄王羲之主持的一场文化大会竟然同样被传颂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