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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深度理解，讲究追根溯源。为什么统一的东汉会走向分裂的三国？这缘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曹操、刘备、孙权只是军阀割据、群雄争战的最后胜利者，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刘璋、刘繇、马腾等人是失败者。军阀割据又是怎么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州牧出镇，即州的长官州牧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专制一方的权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州牧出镇的情况呢？这缘于对黄巾民变的镇压。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二月，以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为首的数十万农民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在七州二十八郡的广大地区同时造反，攻城略地。再进一步，为什么黄巾民变的声势如此浩大？这缘于张家三兄弟创立的太平道。太平道以“致太平”为理想，以成本很低的符水治病为手段，这适应了下层民众的心理与身体需求。喝了符水，病好了，说明此人信道；病不好，说明此人不信道。在宗教迷狂的氛围中，当然大部分人喝了符水会有“效果”，或者宣称有“效果”。通过这样的传教方式，太平道发展信徒，成立组织，设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而追寻太平道的教义，又与汉代的道家和黄老崇拜有关，若再往上追寻，就可以追到黄帝与老子了……按照历史学研究的追溯法，三国鼎立的由来竟然可以联系到黄帝与老子。当然，如果黄帝与老子泉下有知，一定会批评我这种胡说。
我认为，三国鼎立的由来，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是州牧出镇，军事方面的关键一战是夷陵之战。
先说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
我们知道，汉代地方行政制度是郡县制。比如西汉末年，100多个郡级政区统辖近1600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的管理范围为15个县，这是比较适宜的。但对中央政府来说，直接管理这么多郡级政区，范围还是太大了，100多个郡级政区长官的姓名，皇帝大概就很难记住。所以，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14个监察区，即1个司隶校尉部、13个刺史部。因为13个刺史部里有11个部采用了古代文献里的州名为部名，称某州刺史部，所以习惯上13个刺史部又称十三州。刺史负责监察部内长官与强宗豪右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而且刺史的品秩只有600石，郡太守的品秩却是2000石，即以小官监察大官。小官监察的地盘大，权力却小；大官管理的地盘小，权力却大。这样，谁都难以闹事，所以汉代的这个制度古往今来都备受称赞。其实，这个制度的实行有一个前提，就是太平世道，一旦进入多事之秋，比如发生跨郡的民变，由于郡境过小，郡太守以一郡的权力往往无法治理。
这样的情况在东汉末年果然出现了，以“致太平”为理想的黄巾起义，或者称黄巾反叛，现在最好称黄巾民变，席卷了北方大地，结束了东汉的太平世道。规模巨大的黄巾民变，虽然主力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余部此伏彼起，令朝廷与地方十分头疼。于是公元188年，汉灵帝接受宗室刘焉的建议，委派中央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的九卿出任州牧，授予行政权、兵权、财权，以便镇压民变，进剿余部。如刘焉以太常出任益州牧，黄琬以太仆出任豫州牧，刘虞以宗正出任幽州牧。此后，更是普遍设置州牧，许多割据军阀也都以州牧自任，如袁绍为冀州牧，刘表为荆州牧，曹操为兖州牧。
本来州的长官称刺史，刺是侦探、打听、监察的意思，刺史是监察官员。州牧就不一样了，牧是治理的意思。无论是基督教的牧师，还是中国古代的州牧，上帝或者皇帝的子民都像一群羊，牧师、州牧就是放羊的牧人，牧师是羊群心灵的导师，州牧是羊群言行的管理者。这样，州牧就是州的行政长官，州也从原来的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而且州这样的行政区，一则管辖的地盘很大，全国只有13个州；二则州域的划分往往依据山川险要，在以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非常有利于形成地方割据局面；三则州牧位高权重，就好像现在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于是，这些有地、有人、有权、有钱、有兵的州牧，成了终结东汉王朝命运的真正的刽子手，诚如约1500年前南朝梁学者刘昭所指出的：“至孝灵在位……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
这段史料的意思是，汉灵帝大幅提升了州的地位，导致从此国无宁日，比如益州刘焉、冀州袁绍、荆州刘表、兖州曹操，都有觊觎帝位的心思乃至动作，东汉王朝灭绝的祸源，正在于此。
其实，我每每提到这段史料，都蛮有感慨，感慨1500年前的古人已经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这比起我们中学教科书里所说的东汉王朝毁于黄巾起义，实在高明得多。我的另一个感慨是，制度的影响真的很大。就以我们谈论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来说，为什么长期分裂、深度分裂？归根结底，原因仍然在于制度。沿着东汉末年州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方向继续发展，从西晋末年开始，又有了州级以上的都督制度。这些都督基本都兼着驻地的州刺史，而且控制着驻地以外的几个州甚至十几个州，就好像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兼着省长。他们不仅辖地广，而且职权重，既掌握着军队，又主理着民政，手下既有将军幕府，又有行政属吏，可谓文武僚佐，纵横捭阖。其结果就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那些专横跋扈的权臣、叛乱割据的军阀，乃至夺人天下的枭雄与英雄，大多是这类都督或者曾经是这类都督。这样的史实，又充分说明了军阀干政对国家动乱的影响已经成为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历史，好像有这样一个规律：但凡出现内轻外重即中央或皇帝软弱、地方或权臣强悍的局面，接着必定是割据分裂或改朝换代。东汉末年的割据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频繁改朝换代是这样；唐朝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改朝换代和割据分裂也是这样；到了近代，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的混战还是这样。
说过了三国鼎立在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是州牧出镇，我们再来说说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战役，即夷陵之战。
一般认为，公元208年孙刘联军迎击曹操的赤壁之战，决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所谓“三国鼎立”，是指北方的曹魏、东南的孙吴、西南的蜀汉仿佛鼎足三立。而赤壁之战后，曹操放弃了南下以求统一的企图，孙权巩固了东南的地盘，本无立身之地的刘备得到了荆州的江南四郡以及孙权出让的南郡江北之地。也就是说，经过赤壁之战，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基本形成，但从地理形势与疆域范围来看，刘备的小小地盘还算不上鼎立的一足，或者说鼎立的三足，这时才形成了两足。
三国鼎立的三足齐备、三足稳定，是公元222年夷陵之战的结果，这是孙、刘两家争夺荆州的重要战役。因为交战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史称“夷陵之战”。
要说清楚夷陵之战，还得从刘备入川说起。先是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邀请同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入川，想借刘备之力，抵抗曹操。不想此举乃是引狼入室，到了公元214年，刘备反客为主，夺取了刘璋的益州，有了稳固的地盘。既然刘备有了益州，北方曹操的威胁又暂时得到缓解，孙权就不想与刘备共享荆州了，孙、刘两家的矛盾逐渐加深。
为什么孙、刘两家不能共享荆州呢？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大致以今湖北、湖南两省为主的荆州，对孙、刘两家都至关重要。荆州交通便利，地势险固，位当冲要，经济条件优越，户口繁盛，而且南北人士颇多避乱在此，可谓汇聚了天下人才。对刘备来说，如果据有荆州，可以实施诸葛亮“隆中对”所规划的两路出兵战略，即由荆州出兵中原、由益州出兵关中，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对孙权来说，据有荆州，既能屏蔽江东，解除上游的威胁，从而与北方的曹操抗衡，也可沿江西上，进一步扩展地盘。这样，荆州就成了孙、刘两家的必争之地，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孙、刘两家争夺荆州，大致经过了四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即赤壁之战以后的次年公元209年，刘备有荆州大部，孙权有荆州小部，孙权还把妹妹许配给了刘备，双方暂时相安。第二个回合，几经冲突与协商，包括鲁肃“单刀赴会”与关羽协商（注意，不是关羽“单刀赴会”与鲁肃协商），到了公元215年，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湘水以东属孙权，湘水以西属刘备。第三个回合，孙权夺取荆州。公元219年，趁着刘备坐镇荆州的大将关羽出兵北伐，占襄阳、围樊城、擒于禁、斩庞德而后方空虚的机会，孙权派大将吕蒙白衣渡江，袭占荆州治所江陵。关羽回救，败走麦城，终致遇害。孙权由此掌握了荆州，孙、刘两家的联盟也就宣告破裂。第四个回合，公元222年夷陵之战，孙权再败刘备，保有荆州。因为这个回合关系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我们讲细一些。
章武元年四月，刘备称帝。刘备当然不甘心困于四塞之地益州，还是想夺回荆州。这年七月，刘备不顾群臣的反对，以替关羽报仇雪恨为名，亲率六七万大军沿江东下。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兵五万迎战。公元222年年初，蜀汉大军进至夷陵，占领长江两岸，并从巫峡到夷陵，连营数百里，以求与陆逊决战。陆逊则据守有利地形，坚持以逸待劳、坚守不出的方针，与汉军相持了半年多。章武二年（公元222年）闰六月，刘备大军为避盛夏暑热，移营密林中。陆逊突然全线出击，发起火攻，连破40余营，大获全胜。刘备连夜西逃，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了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当其时也，汉军土崩瓦解，尸骸漂流，几乎堵塞了长江。目睹如此惨痛的情景，想着竟然败于小自己20多岁、名不见经传的一介书生陆逊之手，一代枭雄刘备仰天长叹。次年四月，刘备忧愤而亡。至此，蜀汉势力完全退出荆州，收缩到了三峡以内，据险立国，并且再也没能东出三峡一步。孙吴占据荆州，稳住了西面的屏障，而三国鼎立的政治地理形势也得以正式确立。从此，曹魏、孙吴、蜀汉三国都有了比较稳定的疆界，并且孙、刘两家重新修好，再结同盟，共同抗击强大的曹魏。
及至公元263年，曹魏灭蜀汉，三国鼎立变成了两国对峙。公元265年，司马氏又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公元280年，晋朝灭孙吴，重建统一，历时近百年的分裂局面终告结束。
那么，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通过战争实现的曹魏灭蜀汉、晋朝灭孙吴，司马氏又是如何通过非武力手段取代曹魏的呢？这又是关涉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