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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是铁马秋风、壮阔的北方与杏花春雨、如梦的江南的对抗；是到处刀光剑影，时常改朝换代；是血与火凝结成的一段乱世历史。
魏晋南北朝，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民族兴衰、人口迁移、门阀政治、阶层歧视；是百家争鸣、儒玄佛道、嗜酒服毒、行为怪诞；是泪水与笑声搅拌成的一个异象时代。
乱世与异象，是我眼里的魏晋南北朝。
我常想，如果今天的人们穿越时空，回到秦汉，可能不太觉得陌生，因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地方郡县、以法治国、独尊儒术，其立制精神在今天依然没变；今天的人们穿越时空，回到隋唐，可能也有熟悉的感觉，隋朝厉行改革，大唐盛世繁荣，而今天的盛世也在进行着深度的改革。然而，如果我们穿越到魏晋南北朝，就真的会感觉非常陌生，我们会奇怪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有这样“出轨”的时代。有趣的是，“出轨”的魏晋南北朝也引发了古往今来人们的思考与追慕，所谓差异产生美，就是这个道理吧。如此，让我们回望魏晋南北朝。
从历史纪年来说，魏晋南北朝起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止于公元589年杨坚灭陈统一，合计369年。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如曹魏、蜀汉、孙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政权，总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若以曹魏代表三国，又称为魏晋南北朝。如果我们进一步细分，魏晋南北朝又包括三个阶段、四个系统。三个阶段指分裂的三国、统一的西晋、分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四个系统指分裂的三国、统一的西晋、南方的东晋南朝、北方的十六国北朝。另外，还有“南六朝”“北六朝”的说法，即把建都今南京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这是所谓的“南六朝”；而把同时在北方相继建都的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也称为“六朝”，这就是“北六朝”，“北六朝”的说法较多地用于旧时的文学史。日本学者又习惯把起自三国、止于隋统一的历史时期泛称为“六朝”时期，这样“六朝”就南北兼指，大体等同于魏晋南北朝了。
上面绕来绕去的说法，也许已经把大家绕糊涂了，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乱”字。其时风云变幻，朝代递嬗，史实极为复杂，真是让人目乱神迷。
那么，究竟怎样理解这个中国历史上让人目乱神迷的大乱世呢？抛开具体琐碎的史实，立足于与前面的秦汉、后面的隋唐进行宏观比较，我归纳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六大特征。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魏晋南北朝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仅历时21年，即从公元280年司马氏灭吴，到公元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几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个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而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分裂。即便是在同一个政权的内部，也有着堪称常态的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地方与地方的对抗，这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局面。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或者南下、北上，或者东进、西入，造成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加速，民族战争不仅剧烈，而且残酷，统治民族也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这个时代，北方地区的主角逐渐变成了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地区整体“胡化”的同时，又有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lǎo）等族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我们再放大一些视野，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那么魏晋南北朝的区域实际上是由北、中、南三大地域构成的。北指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北方边疆民族地区，中指以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为主的中原地区，南就是六朝政权所在的南方地区。这三大地域之间以及三大地域内部的政治对抗、制度冲突、文化融汇、民族兴衰、社会转型等异常复杂。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伴随着上面所说的民族大挪移，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以规模之大来说，谭其骧先生估计，从4世纪初期到5世纪中叶约160年间，南迁人口不少于90万，即北方平均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南迁，南方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来自北方。我的估计则是在这160年间，南迁人口及其后裔大约有200万。在北方，就以北魏王朝的近150年来说，移民次数将近200次，移民总数累计达到500万人以上。我们知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当然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时代许多地区的文化面貌，比如今天的南京、镇江等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告别了吴侬软语，其语言逐渐转变为夹有吴语的北方话。再以地理学为例，大量北方人南迁，从世代定居的相对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来到了低洼潮湿的南方稻作区，他们需要了解、认识新的南方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这促成了各类地方志书与异物志、风土记等的迅猛涌现。而在北方，一方面草原民族迁入，填充了汉族南迁留下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些草原民族也面对着从“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到大河冲积平原与定居农业的深刻变异。综合南北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口大迁移的时代也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地理思维空前活跃，比如在文学作品中便充满了人们对陌生的自然环境与新鲜的地理景观的真挚感情，以及由这种感情激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描述。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了，以至梁启超曾经说“战国以后至今日，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什么是贵族？在《新唐书·高俭传》里，唐太宗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也就是在婚、宦、学三方面都值得一说的家族。婚，指的是小圈子通婚，以保证血统的高贵纯正；宦，指的是做官，起码连续三代为五品；学，就是有专门的学术传承。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总体而言，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个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而与此相联系，该时期的社会阶层也被区分为界限森严的高门、寒门、役门、吏门，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有霄壤之别。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代，制度上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所以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对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比如汉制，中央是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地方“公务员”由长官选用本地人；唐制，中央是三省六部，地方是州县，地方“公务员”由朝廷派授，而且大抵回避本地人。这些差别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魏晋南北朝历时近400年的自然演变所致。
其六，多元的文化面貌。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是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是多元文化生动活泼、兼容发展、自由争辩的时代，是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的时代。如此种种，又使得魏晋南北朝堪称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玄佛道四家并立，而且相互影响。就儒家说，儒家虽然不再有两汉的盛况与独尊地位，但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维系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当时世族仍在传承的内在命脉；以玄学言，玄学是援道入儒，以老、庄、易三玄解经，是盛行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流行思潮，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以佛、道言，佛教在这一时期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道教在这一时期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这一时期，文学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以垂训鉴戒为基本特征的史学也受到普遍重视。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文化面貌呈现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个性化、率真化的时期，是文化独具特色的时期。
这样的魏晋南北朝，真是令人无限追慕。如果说不熟读《唐诗三百首》就不算合格的中国人，那么不了解、不理解魏晋南北朝，大概就不算合格的中国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