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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胡十六国”，是一个习用的说法。“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非汉民族；“十六国”包括二赵即汉-赵、后赵，三秦即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即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即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再加上成-汉、夏，一共16个政权。其实，从公元304年刘渊起兵称汉王起，到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止，在这135年的时间里，“五胡”建立的政权不止这“十六国”，这“十六国”也不都是“五胡”所建，比如还有代、冉魏、西燕等政权，而前凉、西凉、北燕、冉魏的统治民族也是汉族。那么，为何会出现“十六国”的合称呢？大概是因为上述的“十六国”皆有国史传世，北魏史学家崔鸿遂据之撰为《十六国春秋》，这才有了“十六国”的通常说法。简而言之，“五胡十六国”实际指的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初期，在中国北方及西部地区，由众多民族所建的众多政权。这些政权割据混战，蜂起递灭，不仅历史爱好者为之目乱神迷，就是历史研究者也常常生畏。
其实，透过“五胡十六国”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关键线索的。如果放大一些视野，错综复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的关键线索，在十六国北朝系统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系统为侨旧问题。所谓“胡”，是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迁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的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之乱后不断南迁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三国西晋以来的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有颇多矛盾，也有多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为有矛盾，引起了各样的文化冲突以及北方人口的迁徙南方；侨旧之间因为有矛盾，促成了各样的政治变迁以及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因此，研究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把握胡汉关系、侨旧关系，可谓关键中的关键。而具体到“五胡十六国”，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胡汉关系，就是作为“客家”的统治民族“五胡”与作为“土著”的被统治民族汉人的关系，就是“五胡”的逐渐“汉化”与汉人的沾染“胡气”。以下，我就由表及里地举例阐述这个主题，并以“五胡”的逐渐“汉化”为重点。
先说最表层的国号。
上面所提到的常规的“十六国”以及代、冉魏、西燕共19个主要政权，其国号中的前、后、南、北、西、冉等字眼，都是后人加上去的。也就是说，这19个政权的国号用字只有汉、赵、成、凉、代、燕、魏、秦、夏9个字，其中成、凉、代这3个国号分别得自此前中原王朝的政区名称成都县、凉州、代郡，其余汉、赵、燕、魏、秦、夏这6个国号则是直接取用前代中原王朝或华夏国家的国号，即都带有强烈的攀附华夏文化、彰显国家正统的色彩。尤其是同属匈奴民族、一前一后的刘渊的“汉”国号与赫连勃勃的“夏”国号，这种色彩最为鲜明。
公元304年，刘渊称汉王，公元308年称帝，国号汉。刘渊之所以把他的匈奴政权称为“汉”，现实的考虑是“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有利于他争取汉人的支持，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历史的根据则是“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根据《晋书·刘元海载记》的记载，刘渊的祖先冒顿单于娶了汉朝的公主，并与汉高祖刘邦约为兄弟，故其子孙改姓刘氏。换言之，匈奴刘渊七绕八拐以后，竟然成了汉朝刘家的外甥。既然汉朝被魏国的曹家篡夺了，曹魏又被晋朝的司马家篡夺了，那么现在我作为刘家的外甥，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汉朝。有了这层勉强且经不起推敲的关系，刘渊毅然祭起了尊汉进而复汉的大旗，他不仅确定国号为“汉”，而且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把曹魏、司马氏的晋朝都视为篡逆，表明只有他的“汉”，才是“绍修三祖之业”，即继承高祖刘邦的“前汉”、世祖刘秀的“后汉”、昭烈皇帝刘备的“季汉”的第四个汉朝。与刘渊定国号为“汉”大体相似，据说本是汉末三国时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原来也姓刘的赫连勃勃，既宣称匈奴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的苗裔，又强调自己的远祖本是中国的疆域偶像大禹，“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遂于公元407年自称大夏天王，公元418年称帝，并定国号为 “夏”。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天命所归、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而“五胡十六国”中这些非汉民族政权定立汉式国号，在大单于、天王等尊号以外使用汉式尊号如皇帝，以及攀附华夏祖先，如鲜卑族慕容部、拓跋部自称黄帝之后，宇文部自称炎帝之后，氐族自称出于有扈，羌族自称出于有虞，如此等等，都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考量或文化取向，即希望借此拉近与汉人的心理距离，向汉人示好，从而有利于他们在汉地的统治。这样的事实又说明，在中国古代，但凡非汉民族想在中原地区立国，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历史记忆、政治系统与文化传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化”。这样的“汉化”，又从形式的层面直接反映了这些非汉民族不自外于中国，即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民族的中国。
说过表层的国号，再说中层的制度。
从理论上说，非汉民族只要处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只要进入了汉族农耕区域，身份的变胡为汉，经济生活的变游牧狩猎为男耕女织，政治制度的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文化制度的遵从儒学孔教，就是一个或快或慢、或主动或被动，却不可逆转的过程。具体到“十六国”中那些非汉民族政权，当然也是如此。我们不妨以汉文化修养相对较差的羯族石勒及其创建的后赵政权为例。
石勒，上党郡武乡县（今山西榆社西北）人。他做过小买卖，为人耕过田，戴着枷锁被卖为奴，又在别人家做过奴仆。他的特别才能是相马。西晋“八王之乱”快结束的公元305年，他跟随山东一个牧马场的牧帅汲桑起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发迹之路。历经十几年的征战拼杀、疆场驰骋，他受封为匈奴刘氏前赵政权的赵王。公元319年，他独立建国，称赵王，公元330年称帝。这样一个由奴隶到将军，又由将军到皇帝的武夫，汉文化修养当然无可称道。
然而就是石勒，早在公元309年起兵初期，就收罗河北地区的汉族衣冠人物，建立“君子营”，为他出谋划策；公元319年建国伊始，就参照汉晋制度，制礼作乐，设官分职，恢复士族制度，营建社稷与宗庙；公元330年称帝后，更是劝课农桑，减租缓刑，求贤纳谏，重视儒家经典，推广儒学教育，信任汉族士人。石勒虽然不识字，却经常让人读经说史，当听到《汉书》里郦食其劝汉高祖刘邦立六国后代为王侯时，他大惊道：“这种做法大错，会失去天下的！”及至听到张良劝阻了刘邦，他又说：“幸亏有这个人啊！”既然石勒这个大老粗都热衷于了解汉族经史，推行汉家制度，那些汉文化修养颇高的胡族君主，比如石勒之前的匈奴刘渊、鲜卑慕容廆，石勒之后的氐族苻坚、羌族姚兴，就更不用说了。
说过表层的国号、中层的制度，再说深层的思想。
思想是指导行动、决定实践的根本。胡族政权采用汉式国号、推行汉家制度，反映了胡族君主的“汉化”选择，但在那个分裂战乱、胡汉杂糅的时代，“汉化”毕竟不是令胡族君主开心的事情。至于来自本民族内部皇亲国戚的反对、文臣武将的质疑以及广大部众的不理解，也是可以想见的情形。因此，胡族政权的“汉化”其实充满着艰难险阻，呈现出屡有反复的特征。而一旦强有力的胡族君主在汉人士大夫的影响与汉地大环境的作用下，真正从内心深处、从思想高度融入了汉人与汉地，那就脱胎换骨，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夏皇帝。而一旦成了华夏皇帝，自然就会去做华夏皇帝的事情，具体到天下分裂的十六国时代，那些胡族血统、汉族文化、雄才大略的皇帝最想做成的事情就是统一。但是，统一谈何容易！能否统一，与各方力量的对比、天下民心的向背有关，还联系着军事策略的运筹帷幄、时机把握的准确到位甚至战争进程的瞬息万变，无论哪个方面失算或者出错了，都可能导致失败的结果，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到淝水之战。的确，在我看来，氐族前秦皇帝苻坚志在灭亡汉族东晋王朝的这场淝水之战，既是苻坚成为华夏皇帝以后的必然行动，也是把苻坚锻造成华夏皇帝的汉人丞相王猛的遗憾，还是仿佛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的苻坚与王猛君臣的悲剧。这话怎么理解呢？
从战争的发动者苻坚来看，公元382年，他在长安太极殿大会群臣，无限感慨地说：“吾统承大业垂二（三）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于诸卿意何如？”看这口气，似为商讨，其实苻坚伐晋大计已定，谁都劝不回头。
从战争的劝谏者王猛来看，公元375年，王猛临终之际，特别告诫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苻坚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不过，志在统一的苻坚这回没有听从王猛的苦口良言，安葬王猛时，苻坚的话竟是：“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景略是王猛的字。
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公元383年，近90万前秦大军败于约8万东晋军队，东晋乘胜收复河南地区，前秦则土崩瓦解，迅速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至于苻坚本人，先被战场上的流箭射伤，单骑逃至淮北；继而回到长安，很快就被叛秦自立的羌族姚苌、鲜卑慕容冲围困。公元385年，苻坚被姚苌俘获，惨遭缢杀，终年48岁。
关于淝水之战前秦惨败、国家崩溃的原因，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苻坚所以坚持发动战争，原因在于“当时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南方……只有攻取东晋，推行汉化，方可统一胡汉”；而淝水战败，导致前秦立即瓦解的关键则在于“鲜卑、羌人无损失，损失的都是本部的氐人”，在于前秦虽然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但其境内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简而言之，前秦不能一举吞并东晋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
总结一下，通过以上国号、制度、思想以及相关联的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感悟到“五胡十六国”历史的艰难曲折，以及导致这种艰难曲折的胡汉关系。而回到本节的题目“五胡归华夏”，按照通常的说法，这是“五胡乱华”的时代，其实如果我们反向思维，这更是“华乱五胡”的时代，因为如果没有华夏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怎么会有“五胡”的崛起与百年动乱？如果我们进一步反向思维，这个“五胡”入主中原的时代，更是“五胡”归心华夏的时代，正是经过伴随着血与火洗礼的“五胡归华夏”，华夏民族的成员才更加丰富，文化才更加灿烂，生命才更加茁壮。这就是“五胡十六国”历史的主旋律，也是北朝历史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