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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五月初二，已被侯景囚禁的“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病卧在建康宫城净居殿中，他觉得口中苦涩，向看守要蜜吃，却遭到拒绝。他连叫两声“嗬！嗬！”，随即驾崩。在中国古代皇帝中，萧衍是少有的寿星老，享年86岁，仅次于享年89岁的清朝乾隆皇帝。而萧衍作为梁朝的缔造者，在位时间长达47年，几乎伴随梁朝的始终。
梁武帝萧衍
如果单看萧衍的悲惨结局，可能会将萧衍与其他亡国皇帝等同视之，认为他不是荒淫无道如秦二世，便是懦弱无能如汉献帝。但事实并非如此，否则他也不会取代齐朝，开创梁朝，更不可能维持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他曾经勤于政务，孜孜不倦，敢于纳谏，开明有为。他生活俭朴，不好酒色，一冠三载，一被两年，而又衣冠楚楚，仪表整洁。他多才多艺，博通文史，在他的倡导与鼓励下，梁朝文治大兴，获得了东晋以来200余年间“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赞誉。那么，这样一位开国皇帝，为何落得饿死台城、丧失国祚的下场呢？这要从他在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不当举措以及晚年的昏庸说起。
萧衍曾经可谓威武雄壮、运筹帷幄的军事英才。他在担任南齐冠军将军时，已经得到北魏孝文帝“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的评价。他从襄阳起兵，志在推翻昏君萧宝卷的统治时，准备充分，布置周密。他亲率大军，勇夺天下。然而，夺得天下以后的萧衍，逐渐由军事英才变成庸才，乃至蠢材。庸才事例如修筑浮山堰，蠢材事例如接纳侯景。
先说修筑浮山堰。公元514年，北魏降将王足向萧衍建议，在淮河上选择狭窄之处筑坝拦水，抬高水位，然后以水为兵，淹灌北魏军事重镇寿阳城。虽然水工勘查后认为淮河内部沙土轻浮，不够坚实，无法筑坝，但萧衍仍一意孤行，任命近臣康绚组织20万军民，在淮河南岸的浮山与北岸的巉石山同时开工，分头筑坝。次年初夏，堤坝即将合龙之际，雨季来临，淮水暴涨，冲垮大坝。施工者在采取了沉铁、塞木、填石、夯土等措施之后，终于在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四月修成了浮山堰这座拦淮大坝。浮山堰下阔约合336米，上广约合108米，总高约合48米，坝前水深约合47米，总蓄水量则达到100亿立方米以上，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壮观，可以想见。浮山堰修成后，的确给魏军带来了一些麻烦与不便。不过，这座耗费巨资、牺牲众多生命垒砌而成的水上大坝，因为“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不到半年就再次溃决，并造成了“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的灭顶之灾。一次旨在打击北魏军力的行动，变成了一场反噬自身的悲剧，主事者萧衍之庸才，由此可见一斑。
萧衍作为蠢材的典型事例，则是接纳东魏叛将侯景，引狼入室，并由此葬送了自身的性命与自己缔造的梁朝。侯景，北魏怀朔镇鲜卑化的羯人。在北魏末年的大乱中，他先后投靠权臣尔朱荣、高欢，并凭借战功，一路晋升，公元541年位至东魏河南道大行台，成为手握10万重兵、专制河南的封疆大吏。他曾口吐狂言：“高欢在，我不敢怎么样；高欢如果不在了，我不能与高澄共事。”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正月，高欢驾崩，高欢长子高澄强征侯景入朝。侯景于是举兵反叛，在欲投西魏无果后，二月又上表萧衍，表示愿倾河南全境十三州之地投靠梁朝。巧合的是，就在此前不久，萧衍梦见中原敌国有人拥地来降，如今果然如此，于是萧衍不顾群臣的强烈反对，接纳了侯景这颗极为诡诈、反复无常的“定时炸弹”，还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其时局势极为复杂，东魏大军南下，西魏军队东进，梁朝援军北上，而局势演变的结果是，东魏大败梁朝援军，并俘获主帅贞阳侯萧渊明；侯景丧师失地，仅率800残部渡淮而南；梁朝与东魏重新通好，侯景被梁武帝弃卖。关于侯景被梁武帝弃卖的过程，史籍记载：已经身价大减的侯景为了摸清萧衍对他的真实态度，伪作东魏书信，表示愿以被俘的萧衍侄子、贞阳侯萧渊明交换叛将侯景。萧衍堕入计中，回信“贞阳旦至，侯景夕返”。于是，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进退失据的侯景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终结梁朝政权的侯景之乱由此爆发。
承平日久的萧梁政权，本来已经内部矛盾尖锐，军队战力极差，而萧衍又闭目塞听、麻痹轻敌，盲信长江天险，造成了诸多失误。很快，侯景就在负责建康防务的临贺王萧正德的接应下渡过长江，攻入建康。太清三年三月，皇宫所在地台城也终于陷落，萧衍沦为阶下囚。侯景则先后虚立萧衍侄子萧正德、萧衍第三子萧纲、昭明太子萧统之孙萧栋为帝，天正元年（公元551年）十一月又自立为帝，国号汉。其实，在太清三年三月萧衍被俘后，梁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讲到这里，真是令人费解，曾经的军事英才，何以逐步退化成庸才以至蠢材？我想，天下万物都是此消彼长的，打天下时的军事英才，变成坐天下时的军事庸才与蠢材，往往联系着心智的迷失。梁武帝萧衍就是这样的典型，正是他的执政风格导致的赏罚无章、信仰取向导致的无心朝政，最终使他吞下了身死国灭的恶果。
先从直接的方面来说。无疑，侯景是虐杀萧衍的直接凶手，但是问题在于，从侯景兵临建康城下到最终攻破台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难道没有前来勤王的军队吗？事实上，台城战事胶着之际，萧梁宗室与宠臣率领的各路勤王军队已经源源不断地开到了建康，只是这些军队或一战失利，即不复言战；或相互猜忌，难以合作；或各怀鬼胎，干脆就作壁上观。他们更像是在“坐等”台城陷落，萧衍驾崩。事实也正是这样，当台城陷落后，各路援军即行散去，萧梁宗室开始了殊死的皇位争夺，其情形就与我在前面讲过的西晋“八王之乱”相仿。那么，萧梁宗室与宠臣为何如此令人寒心呢？这与萧衍本人的优容宽纵实在密不可分。
我们知道，梁朝之前的齐朝是由萧衍的族人萧道成建立的。齐朝虽被梁朝取代，但灭亡它的最大“功臣”不是萧衍，而是齐朝的皇帝们，尤其是齐明帝萧鸾大肆诛灭宗室，齐废帝萧宝卷滥杀功臣，导致萧齐只存在了23年，成为南朝宋、齐、梁、陈4个王朝中最短命的一个。再往前看，刘宋王朝后期的诸位皇帝，同样屡次剪除宗室，动辄扑杀功臣，从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接受了前朝的这些教训，加上萧衍开国称帝时年方39岁，春秋正盛，其性格又素来仁厚，所以他不仅对前朝宗室宽宏大度，更对本朝臣子相当纵容，尤其是对兄弟子侄等皇族，简直可以用“溺爱”二字来形容。他大封兄弟子侄为王侯，并让他们掌握兵权，镇守四方。如果说这些还可算是对待皇族的常规政策，那么很多过度宠溺的行为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比如他对待自己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就像大海一样宽容。公元505年，萧衍任命萧宏统率大军，北伐北魏。彼时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然而有天夜里，突降暴风雨，军营出现骚动，萧宏以为魏军前来袭击，竟然率数骑弃军逃跑。全军将士失去主帅，纷纷离散，弃甲投戈，结果损失近5万人，魏军则乘势大举进攻淮南地区。萧宏犯下如此大罪，萧衍对他却无任何惩罚。既然如此大罪都可获得原谅，那么生活奢靡、贪污敛财之类的行径更是“小儿科”了。有一次，萧宏被揭发蓄意谋反，萧衍亲临萧宏住宅查看。待看到萧宏库房内的钱帛财宝不计其数，但未有兵器时，萧衍笑道：“阿六，你日子过得真爽啊！”
慈母多败儿，萧衍对皇族毫无底线的宽纵，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暗中接应侯景叛军渡江并献出建康城门的临贺王萧正德，正是萧宏之子。萧正德曾为萧衍养子，萧衍立亲生长子萧统为太子后，萧正德遂怀怨恨，竟然叛逃北魏。北魏知道其人顽劣，不加礼遇，萧正德无奈之下又逃了回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恶棍，竟然也得到了萧衍的原谅，既封王，又领兵。侯景之乱爆发时，作为内奸的萧正德竟然还是首都防务总管，最终成为侯景饿死萧衍的第一帮凶。
那么，萧衍对待皇亲国戚、世家大族、文臣武将这般没有原则地宽纵宠溺，原因究竟何在呢？我想，其中相当关键的原因应该与他笃信佛教有关。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土，及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已经成为上层士族与底层民众的重要信仰，萧衍则是中国历史上沉溺佛事最深、崇拜佛教最切的皇帝。早年的萧衍兼修儒、佛、道三教，然而开国称帝伊始，他就转向信仰佛教，乃至走上佞佛的迷途。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四月初八，萧衍选择“浴佛节”也就是佛诞日即皇帝位。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四月初八，萧衍受菩萨戒，成了一名真正的佛教徒，法名“冠达”。公元527年、529年、547年，萧衍三次舍身同泰寺，短则4天，长则48天。朝廷不可一日无君，公卿群臣只能捐积成亿的巨资，将他赎回。为了宣传佛教，萧衍组织了近30次的佛学讨论会、四部无遮大会、水陆法会、盂兰盆会，并且屡次登坛，讲解佛经。萧衍沉迷于对佛理的探索，身体力行地注解佛经，撰写佛教著作。为了推广佛教，萧衍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编撰、翻译佛典。至于广造佛寺、大铸佛像，更是家常便饭。如此佞佛的梁武帝萧衍，到了晚年，遂被臣下称为“菩萨皇帝”。
应该说，梁武帝的崇佛乃至佞佛，在推进佛教中国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汉地佛教徒吃素的风习，就是因梁武帝的提倡而普遍起来的。再说，如果统治者善于利用，那么佛教也是稳定社会的有力工具。但正所谓“过犹不及”，凡事都要有度，像梁武帝这样极度佞佛，弊就远大于利了。诚如当时臣子郭祖深的上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又如南宋史学家李焘的感叹：“武帝崇尚浮屠，舍身施佛，今日造一寺，明日建一塔；将帅之谋不暇顾问，军旅之事岂复究怀……所以侯景举河南之地来降，不能深思远虑，而堕其奸计。”又如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的批判：“萧衍由于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许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没有甚么不同。”这“没有甚么不同”的“后果”，就是政治的腐败、朝政的混乱、经济的危机、权贵的骄纵、社会的矛盾、人口的流失；就是秣陵老人的拦路劝谏，“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就是曾经雄才大略的梁武帝萧衍，就此丧失了驭众、统军的锐气，失去了治国、理政的才能。如此这般的梁朝，也终于走向末路，只待一个掘墓人的到来了。而这个掘墓人，竟然就是梁武帝主动接纳的叛将侯景。
太清三年三月，当永安侯萧确闯入宫中，向卧在床上不动的梁武帝启奏台城已经陷落时，梁武帝静静地问道：“犹可一战乎？”萧确回答：“不可。”梁武帝一声长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一代“菩萨皇帝”萧衍是否真的“无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确实可知的是，前明后暗，前期清醒有为、后期糊涂昏庸的梁武帝，留给今人的教训是深刻的、残酷的，留给当时的遗产则是国家的战乱与分裂。那么，这样战乱、分裂的政局又由何人收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