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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这一历史时期，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说是因循求稳的。我们在前面讲过“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追求稳定，这是宋代政治的核心目标。就国内政治局面相对稳定而言，宋廷这些防微杜渐的措施确实有成功之处。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所以，总体而言，宋代的文化环境是相对开放的。士人群体也比较活跃，用欧阳修当年的话来说，他们“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就是都关心国家的事务，也都关心自己在学术上的成长。那个时期，大师、精英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只有开放的氛围，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开创性学术。辩驳问难成为当时的一种时代精神。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北宋中期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张载当年在京师讲《周易》，气派非常大，是坐在虎皮上授学，听众非常多。有一天晚上，“二程”来了。“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当时都只有20岁出头，他们跟张载讨论《周易》里的问题，讨论了一夜。第二天，张载就去自己的课堂上把虎皮卷起来，然后对学生说，我平常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乱道”，都是胡说，现在“二程”来了，他们真正明白《周易》里的道理，我比不上他们，你们可以跟他们学。然后，他就回陕西关中去了。
由此可见，当年宋儒之间有很多的切磋琢磨和辩驳问难，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现在谈及儒家的学说或者谈及理学，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束缚了人的思想。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看，我们会发现，新儒学的出现其实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此有很清晰的阐发，从这些阐发里，我们可以意识到新儒学的创造性体现在哪里。比如，程颢、程颐兄弟说，我们的学术虽然是跟老师学的，是有所授受的，但“天理”这两个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什么叫“自家体贴出来”？就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天理”这两个字的发明权是不能让给别人的。这个“天理”就是对传统儒学的一种创新，它赋予“理”一种超越性的地位。以“天”作为主宰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古代经典中；而宋代的儒学家用“理”来解释“天”，把“理”抬到与“天”并行的重要位置，把“理”视为一种最高的哲学范畴。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经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各有“所以然之故”，有“所当然之则”，这个“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就是“理”。“所以然之故”，就是万事万物之所以会呈现这样一种状态，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道理。“所当然之则”，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有一种规则，有它的规律。这种背后的深层道理，这种运行的规则和规律，就被认为是“理”。
宋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把“天理”提到一种非常崇高的位置。“天理”对当时以皇权为核心的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制衡，也是一种笼罩性的哲学形态。宋代的儒学家不是把自己的学说束之高阁的，余英时先生在其所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到，政治文化在当时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他更点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管是程颢、程颐兄弟还是朱熹，这些理学代表人物都是“政”与“学”兼收并蓄的。
在“二程”兄弟提到天理、天道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就曾经问，天道到底是什么，究竟怎么理解天道？“二程”的回答是，天道就是理，理就是天道。再具体来说，到哪里去找这个道？如何是道？“二程”的回答是，要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这些关系中去寻求，也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关系里都蕴含着这个道。他们也说“物物皆有理”，所有的事情都有内在的道理，“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在他们的理解里，“理”是渗透性的，渗透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也渗透于社会的政治秩序、伦常关系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弥漫的、充盈的状态。
在讲到新儒学和理学的时候，大家或许会注意到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有的说“宋学”，有的说“新儒学”，有的说“理学”，有的说“道学”。这几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曾经提出过，而且有很多学者试图从自己的角度予以回答。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一位田浩教授，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出，对“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这样一个概念要重新认识。田浩先生不太赞成“新儒学”这种提法，他认为这个概念掩盖了一个含混而多歧（“多歧”就是意见非常分歧、非常不同）的思想家的谱系。也就是说，他认为“新儒学”的这些思想家，彼此的认识可能是非常不同的，而一个笼统的概念把他们拢聚到了一起。所以，田浩先生认为“新儒学”这个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术语，没有恰当地回到当年那种历史和学术的情景中去。
“新儒学”这个概念，现在其实是用得非常广泛的。在我看来，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这四个概念涉及的范围是逐渐收窄的。也就是说，在这四个概念里，宋学是一个最宽泛的概念，宋代的一切学术文化成就都可以被称为宋学。而宋学里的主流，或者说它的学术主脉，可以说是新儒学，也就是对儒家经典、儒家理念的重新阐释，不管这个阐释是什么角度的阐释，通常都被认为是新儒学，是宋学里的主脉。而在新儒学里，也有不同的学派，比如人们经常说到的理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在这些学派里，新儒学的主流学派是理学。理学在北宋，一直到南宋的前中期，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没有成为官方的哲学。理学成为学术思想里的主导思想，是在南宋的后期。
理学作为新儒学的主流，实际上也有不同的派别。理学和道学，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在陈来老师的《宋明理学》这本书的引言里，有一句话说：“北宋的理学当时即称为道学。”如果只读到这里，我们就会认为理学就是道学，这两个概念完全可以互换。但是再往下读，我们会看到，陈来老师继续说：“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如果笼统而言，可以说理学和道学是一个概念，但如果仔细追究下去，我们会看到，道学其实是理学里的主流派别。《宋史》里有《道学传》《儒林传》。《道学传》只收录了程朱这一系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传人，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吕祖谦、陆九渊这类人物，则被收录在《儒林传》里。陆九渊代表的儒家派别，即陆王心学，广义来说也是理学的组成部分，但这些理学家在当时不被认为是道学家。
所以，当我们讲到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这几个概念时，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下面我们来讲讲文学。文学在这个时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心下移，重心下移带来了文学的全面繁荣。所谓重心下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体裁扩大。从原来的诗和文，扩大到了词、曲、小说。宋代的词、曲、小说，包括后起的南戏等，都是和市井有密切关系的。这些文学体裁的兴起，本身就证明了当时文学的呈现方式与以前有差异。
《水浒传》底本之一：《大宋宣和遗事》
其次，文学创作主体扩大。从过去的士族文人，扩大到了庶族文人，就是平民身份的文人，进而也扩大到了市井文人。比如出现于明代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实际上是由《三国志》演化而来的。在宋代，有很多人在市井说书，“说三分”，《三国志》里的故事被他们不断地演化，内容越来越丰富，情节越来越可读，后来就形成了《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再比如《水浒传》，宋元之际，有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其实它就是《水浒传》的一个早期故事底本。《大宋宣和遗事》后来被说书艺人不断阐发，就形成了小说。这些市井文人，包括说书艺人，实际上也就成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主体。
最后，文学接受者也扩大到了市民。文学不仅服务于上层，服务于士人，也服务于当时的市民和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文学重心下移，使得当时文学的时代特色有了不同面貌。我们都非常熟悉李白和苏轼，他们都有歌咏庐山的诗作，李白写有《望庐山瀑布》，苏轼写有《题西林壁》，这两首诗作都是歌咏庐山的，但其中呈现出的意向和精神追求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想到李白这首诗？一定是在面对雄山大川的时候，可能有从上飞泻而下的瀑布，这首诗就脱口而出了。而苏轼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这首诗？不一定要面对山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挑战、遇到问题时，可能都会想到这首诗。这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唐诗擅长“丰神情韵”，而宋代的诗作重在“筋骨思理”。宋人作诗遣词造句看上去平平淡淡，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其诗作有让人不断琢磨的“理趣”。同样是作诗，同样是一流的文人，李白和苏轼体现出的时代特色、意向和追求是不一样的。
词不是宋代才有的，唐代后期已经有优秀的词作出现，但是词蔚为大观，还是在宋代。像柳永这样的词作家，在扩大词的意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的表现手法上，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北宋时期，既有柳永这样情感非常细腻的词人，也有苏轼这样豪迈旷达的词人；既有一些婉约的词作，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豪放的词作。当时的社会人群对这两种词作的特色已经有非常清晰的理解和感悟。
柳永的词作传播得很远，据说在西夏，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能够歌咏柳永的词。苏轼心里可能就有点不服气。当年苏轼在翰林学士院，他手下有一个幕士会唱词曲（所有的词都能被唱出来，说到“作词”，我们总是说“填词”，因为先有曲子，才有词）。苏轼就问他：“我的词和柳永的词比较起来，到底怎么样？”这个人很会说话，就说：“柳永的词，是要让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拿着缀着红穗的象牙拍板，一边敲一边柔和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你的词，是要找关西大汉，拿着铁板，一边敲一边唱‘大江东去’。”苏轼很高兴，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得当。
这个时期的创作群体已经充分开放了，包括士族文人、庶族文人、市井文人，还有一些不是文人的人，也进入创作群体，比如军旅中的一些战将。赵匡胤当年就作过诗，现在还流传下来一首，叫作《咏日》。这首诗从创作上讲，不能说有多高的水平或者多深的意境，但是从气派上讲，我们还是可以体悟到赵匡胤内心的情怀，像太阳一样喷薄而出。诗曰：“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另外，岳飞的《满江红》也是我们熟悉的。过去有学者质疑，岳飞这样一个出身农家子弟的军旅战将，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词作。实际上，岳飞的作品不光有《满江红》，还有《小重山》。韩世忠也是当年的战将，也有不止一首词作留下来，比如《临江仙》。他们这些人在军旅中，身边也有一些文人，会帮他们润色。但无论如何，这些词作的主要创作思想还是来自这些战将。
综上所述，宋代确实是一个文化发展比较昌盛的时期，这在学术、儒学、文学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而且文学的重心下移直接导致了当时整个文学创作局面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