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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一直到现在，很多重大事务的决策都要依赖于信息，信息能否正确及时地传递，成为现实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讲过宋代的行政文书是如何上下流通的。行政文书当然是非常主要的信息传达途径。除了行政文书以外，当时各类官员、各种官司还有很多向中央进言的方式。南宋有一个名臣叫魏了翁，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自太祖、太宗朝以来，有很多进言的途径，包括宰相和副宰相这些人经常受到皇帝的宣召，重要的事务都要跟皇帝当面讨论；皇帝周围的侍从官僚，也要向皇帝报告他们的所思所想，比如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战略布局的思考等；经筵的老师在讲完课之后，经常会被皇帝留下来，皇帝会向他们征询关于外朝事务的意见。另外，那时有很多皇帝的秘书、学士院的学士，在晚上值班的时候也会受到皇帝的特别召见。除了这些，到地方上任职的官员，离开朝廷之前和回来之后，都有面见皇帝的机会。
宋代还实行非常富有特色的百官转对和轮对。转对和轮对，就是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层级职位的官员，通常是八品以上的官员，有机会轮流面见皇帝，向皇帝提出他们的思考和建议。魏了翁曾经说，“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没有一天不能跟皇帝对话，也没有一个人是不允许向皇帝进言的。这种说法有夸大的一面，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的人，面对当时的国家形势，他非常焦虑，所以他把过去的做法和盘托出。实际上，在宋代的历史上，进言途径也并不像魏了翁所说的如此畅通，但至少统治者对进言从来没有掉以轻心。唐代历史上最能够兼听广纳的皇帝是唐太宗，当年魏徵曾经对唐太宗说，人君为何要兼听广纳，要听取不同的意见？因为只有听取不同的意见，君主周围的重要臣僚才不可能把君主壅蔽起来。如果君主不听取多方的意见，下情就很难上通，君主很可能就被周围的人封闭了。由此可见，重视进言是实现开明政治的途径，也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术。
轮对就是百官轮流面见皇帝，轮流谈话。转对跟轮对的意思相同，有时是指中高层官员轮对。当然，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轮对和转对是信息沟通、了解下情的机会，也是考察官员的机会。那个时候，官员非常重视轮对、转对，因为他们能够直接面见皇帝，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北宋中期的时候，苏轼和苏辙两人有一次被安排在同一天转对，两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机遇，是他们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到了南宋，我们能看到官员在轮对、转对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记录。他们跟皇帝面谈的时间不可能很长，不可能把想法和盘托出，所以他们往往要准备书面的奏章。在和皇帝谈话之后，他们会把文字奏章留给皇帝，同时也会把这些文字收在他们个人的文集里，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当年轮对、转对的劄子，劄子就是官员写的报告、奏议。
宋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任皇帝。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有一位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去面见皇帝，就写了一篇转对的劄子。我们从这篇劄子里看到，陆九渊对宋孝宗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说陛下做皇帝都20多年了，所取得的功绩还不如唐太宗做皇帝几年的成效，北方的版图都没能恢复，过去的那些仇耻也没能洗雪，在积蓄力量方面也毫无作为，想起这些事来，都令人心寒。说法非常尖锐，非常直截了当。
很多有才气、有抱负的官员，都会计算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去转对，而且事先会从朋友、同事那里搜集内容，汇集起来上奏皇帝。这样一些谈话，在当时被称为“奏对”，奏对是在行政体制里进行的。
南宋有一位史学家李心传，他在一条记载里提到，如果在京城做官一年多了，还没有得到面见皇帝的机会，就是很不正常的。这证明那个时候，相当多的官员都能够见到皇帝，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
除了在行政体制之内，安排各个官司的官员跟皇帝谈话，在行政体制之外，也有一些奏对的方式。比如所谓的“迩英留对”，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迩英”就是当时的迩英殿，或称迩英阁，这里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在这里，会有一些老师教皇帝读经、读史。
北宋中期的时候，司马光曾经跟宋神宗一起读《资治通鉴》前面部分的内容。《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耗费毕生精力所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宋神宗刚做皇帝不久，很希望能够大有作为，扭转当时北宋在与契丹、西夏交涉过程中相对被动的局面。他找了很多人来探讨要有所作为，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如何做起。在经过前前后后的考察之后，他决定按照王安石提出的思路来变法。司马光其实也是一个希望朝政有所改善的政治家，但他的改革思路和王安石截然不同。当时宋神宗是希望把两个人都留在政府班子里，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在政见不同的情况下勉强合作，于是王安石就在中书门下任职，而司马光一度被宋神宗留在经筵中，为他讲读《资治通鉴》。讲读结束后，宋神宗常常会把司马光留下来，征询他对变法的意见，包括他对当时的一些高级官员的看法。现存于世的司马光的《手录》，就是他对谈话情况的记录，我们从中看到君臣之间的谈话是非常坦率、诚恳的，有的学者说这甚至不像君臣之间的对话，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朋友一样。
南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孝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除了陆九渊这类人利用正式的轮对、转对的机会向宋孝宗提出建议或意见之外，晚上的时候，宋孝宗经常会召很多臣僚到后宫来深谈。当时尚书省、中书省的官员都曾经被他召来，包括殿阁的学士、直学士以及经筵的侍讲，还有值班的监察官员，都会被召来，跟他谈论一些白天在殿堂上不方便谈论或来不及谈论的问题。
司马光《手录》
在晚上召见有什么特别之处？跟皇帝“夜对”的时候，君臣膝盖对着膝盖坐在一起，这令那些官员都非常感动。皇帝有时问的是经书或史籍里的问题，有时是谈时事，有时是访问人才，有时是让官员们针对外朝的一些敏感、热点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意见。不管皇帝问到什么，他们都掏心掏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在秦桧当政的时候，有一个叫胡铨的人受到沉重打击，被发配远方。宋孝宗时，胡铨被召回朝廷。胡铨自己记录说，一天晚上，宋孝宗把他召到后宫，跟他谈论很多与金人交涉的事情，谈了整整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上朝，百官已经在宫廷门外排队了，宋孝宗才跟他告别。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奏对方式是很多的。
前面我们讲过，台谏的官员，即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在宋代被称为“言路”。除了台谏的官员以外，当时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门下省的给事中也都担当言路职责。中书舍人是替皇帝、宰相起草诏令的，他们起草的诏令要经过给事中审核，审核诏令是否符合当今朝廷政策的精神。因此，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就有机会在政令发布之前了解朝廷的政策倾向，提出意见。比如，中书舍人可以把宰相交来的草诏词头退回去，说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中书舍人起草的诏令送到给事中那里，给事中也可以说这个诏令是有问题的，将其驳回。这在宋代叫作“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还没有施行就要救正其中的疏忽错误。
中书舍人、给事中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共同构成了对这种制度的各个环节进行把关的力量。
宋神宗时，苏轼曾经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他说，本朝从建隆以来，就是从宋太祖以来，从来没有对言者（就是进言的人）治罪的。这个说法其实有点夸张，宋代曾经有一些言者被处分。不过，苏轼紧接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即便是对这些言者有处分，皇帝冷静下来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期，也往往会对这些人予以重用。这些都是当时为保证信息沟通而采取的积极方式。
除了来自言者的信息报告之外，当时的朝廷还会有对地方的按察或巡视之类的措施。按察和巡视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常规的，一种是特派的。按察就是莅临考察，到现场考察，就叫按察。按察一方面是日常的考核，比如看看地方官员的政绩如何，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监察。
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期间派出了大量的按察使，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也派出了中书检正官，去检查地方上对新法的推行情况。当时有重大举措或是朝廷在进行一些制度调整的关键时刻，都会非常重视按察、巡视。按察官既有州郡里负责监察的官员，也有从中央特别派遣到地方去巡视的专职官员。
在宋代，地方官员如何能知道中央的指示，如何能得到来自朝廷的信息？
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中央的政令文书以外，宋代还定期发布政府公报。政府公报在那个时候被称为“邸报”。邸报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日常的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告，官吏的任命赏罚情况，周边的外交事务，还有地方部门和臣僚的奏章和文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应该说信息沟通的途径还是比较开阔的。
范仲淹在陕西前线的时候，对于中央事务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邸报。南宋庆元党禁期间，朱熹遭受极大的政治压力，而他得知党禁的消息，也是通过邸报。邸报是各地、各个部门的官员了解中央的信息，甚至了解他们过去的同僚、朋友任免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是不是有了如此多的途径，当时的信息渠道就非常畅通了呢？并非如此。因为当时的官僚体制养育出一种一味“奉上”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事实上，不良的官场生态对信息流通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有很多官员会着意去观察皇帝的脸色。当时有“玉色”“玉音”的说法，“玉色”是指皇帝的脸色，“玉音”是指皇帝的声音。对朝政倾向的揣摩，对玉色和玉音的窥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场上这些官员的选择，什么消息要报，什么消息不要报。
南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年，江西发了大水，很多州县都被淹了，可以说是颗粒无收。但是，当年的消息没有报上来，皇帝并不知道。到了第二年，才有人说到这件事情，宋孝宗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他完全不知情。事后他把宰相找来，问宰相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报告呢？当时有一个副宰相叫蒋芾，他解释道，去年州县并没有把这个情况报上来。宰相的意思是，不是他们瞒报，是州县当时就没报。州县为什么不报？州县不报告，是怕朝廷可能不愿意听。所以，哪些消息要报，哪些不要报，他们要看上面的风向，看上面愿意听哪种消息，不愿意听哪种消息。
因此，即便有这么多渠道，有这么多沟通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信息渠道就是畅通的。仅仅有制度规定上的严密程序，这个制度仍然可能是虚置的。这里面可能有人事的关系，而所有的制度，后面都有设计者、操盘者，有推行者，有阻碍者，在这些方面共同的“努力”下，制度才得以实行。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信息流通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可能性，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方式，更体现了不同的核心关切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更切实地理解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转逻辑。
以上我们探讨的是宋代的信息渠道及其运行和受阻滞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