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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并不是宋代才有的，它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开始实行的，到公元1905年，也就是清末，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了整整1300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经常把科举考试和高考相提并论，实际上科举考试和高考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考试。高考决定的是考生进入哪一所大学，也就是说高考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科举考试不是这样，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受教育过程已经完成了，是要进入官僚队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科举考试更接近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
中国古代有很多选拔官员的方式，在科举之前有察举，而且察举也是有考试的。那么，科举和察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的区别不在于科举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主要在于科举允许这些候选人自由报考，按当时的说法叫作“怀牒自列于州县”。“牒”就是一份文书、一个证明，类似于身份证、户口本，你拿着身份证明就可以到州县去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科举考试的参加者，一类来自学校，就是地方官办学校里的学生，另一类是自己在家读书的人。
参加察举的人，是要有长官推荐的，察举是一种“他荐”制度；而科举是可以“自荐”的，即自我推荐，自己去报名。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另外，科举是“取士不问家世”，基本不看家世背景。唐代的规定里说，出生在工商之家的人，就是家里是从事“工商末业”的，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也就是说科举对家世背景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到了中唐以后，因为官方没有办法掌握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所以有些人可能出自工商之家，但如果在填报材料的时候不强调这个背景，也就进入科举大军的行列了。
到了宋代，这种限制就更加放宽了，所以在南宋的时候，科举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取士不问家世”。
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到了宋代，又有方方面面的演进。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是三级考试的制度。第一级是最基础、最基层的，即“乡试”。乡试就是在家乡参加考试，福州人就在福州考，苏州人就在苏州考，所以叫作乡试。乡试是由地方政府主持的，参加乡试的目标是要取一个“解”，实际上就是得到一个文状，即通过考试的证明。考生拿到这个解状以后，就可以到首都去，参加第二级考试，也就是中央部门主持的考试。因为从唐代开始，第二级考试是由尚书省主持的，所以叫作“省试”。通过省试以后，就可以去参加第三级考试，即“殿试”。殿试原则上是由皇帝主持的，当然皇帝不会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但是会出席，特别是在发榜的时候，皇帝经常会参与这种仪式性的活动。现在流传下来的后人描摹的《宋代殿试图》，反映了士子参加殿试答卷的一些情形。
参加乡试是要取解，在取解考试中得到第一名的人，就叫“解元”；在省试中得到第一名的人，就叫“省元”；在殿试中得到第一名的人，就叫“状元”。每次殿试结束，阅卷完成，名次确定了，就会发榜。宋代发榜的时候，不光那些士子会去看榜，很多人都会去看热闹。有的人是去看自己考没考中，有的人就是去看新进士，觉得新进士一定是风流倜傥的，他们就是去看这样一些风流人物。王安石的一首诗就描绘了这种情形：“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去往发榜地点，路过金明池，看到很多穿红裙子的女子在这里看新进士，这些人年轻英俊，还考中了进士，意气风发。那个时候，科举考试吸引的不仅仅是这些士子，还有很多社会上相关的甚至不相关的人士。因此，有研究者将宋代称为洋溢着“科举文化”的“科举社会”。
《宋代殿试图》
我们大体上对历代的科举取士的名额做了一个统计，从中可以看到，唐代科举基本每年开榜，在唐代289年的时间里，有268次科举考试，总共取士的人数达到了7000余位。如果平均算一下，那么每年取士二三十位。
宋代一般来说是3年开一次榜（前期是每年开榜，后来改为3年，但有时候不能正常开榜），在宋代319年的时间里，有118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的进士有10万多人，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有300多位。相比唐代平均每年取士二三十位，元代平均每年取士12位，明代平均每年取士89位，清代平均每年取士100位左右，应该说，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科举取士的规模比较大，说明什么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我们知道，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们进入官僚队伍后，应该对优化官僚队伍的整体结构、提高官员的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科举取士的规模下，比如唐代每年取士二三十位，整个官僚队伍可能有几万人，指望这二三十个人去改变几万人的官僚队伍的素质，几乎不太可能。而在宋代，平均每年取300位以上的进士，而且这些人相对来说晋升的速度比较快，他们在上层官僚里所占的比例比较高，对改变官僚素质的作用就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体的比较。宋代由科举考试录取的士人，在上层官僚里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宋代的宰相里，98%以上都是科举出身。而宋代的下层官员，很多还是来自荫补或杂流。比如，父祖做了高官，儿孙就有进入官僚队伍实习的机会，实习年满之后就有可能转为正式的官员，这就叫“荫补”。也就是父亲或祖父像一棵大树一样，大树底下有一片阴凉，儿孙就能够借助这个条件补充到官僚队伍里。另外，下层的官员里，还有一些是所谓的“流外入流”，就是在官府里打杂，做过吏人或者具体的办事员这样的职位，积累到一定的年份，也有可能转成正式的低级官员。总体来看，科举出身的进士在上层官僚里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在下层，则是非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比例较高。
如果我们把唐代宰相的家世背景和宋代宰相的家世背景比较一下，也能看出科举在其中起到的一些作用。据学者统计，唐代有369名宰相，出自98个家族，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同一个家族出身的；宋代有134名宰相，出自126个家族，相对来说，不容易靠世代之间的承继来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宋代的宰相很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不同的背景晋升到官僚高层。所以，《宋史》里说，宋代有很多宰相都是“起自孤生”，即本来是孤单无援、流落在社会上的读书人，由于某种机遇参加科举考试，考得不错，进入官僚队伍，最终晋升到宰相的位置。
前面说到，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相较唐代，宋代的科举制度是处在一个继续完善的过程中，概括来说，可以说科举走向了严密与开放。
通常而言，一个制度很严密，往往就不够开放；如果比较开放，就不会很严密。但是，宋代的科举制度表明，一个制度自身的严密化反而保证了它更加开放化。这里以两个例子来说明。
《唐摭言》这部笔记书里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是唐代后期，有一次要举行科举考试了，皇帝指定了考试的主考官，是一个叫崔郾的人。之后就有很多人来找崔郾，推荐自己认识的人或者自己的朋友、学生。其中有一位太学的老师吴武陵也来找崔郾，他拿来他的学生杜牧的一篇文章给崔郾看。我们知道，杜牧后来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崔郾一看，确实是一篇好文章。这位吴老师就说，既然你也认为是好文章，那今年你应该让他做状头，“状头”就是状元。还没考呢，这位老师就来推荐学生做状元了。崔郾听了之后很犹豫，对吴武陵说，状元已经答应给别人了。这位老师很不高兴，说那你至少要给他第五名，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如果连第五名都得不了，对他来说就是羞辱。于是崔郾就答应了。吴武陵走了之后，崔郾周围的人问，他来推荐谁啊？崔郾说推荐的是杜牧。有人就说，杜牧不行，杜牧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他这个人“不拘细行”，就是说道德品质方面有点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吴老师了，杜牧就算是杀猪的、卖酒的，今年也不能改了。最终，杜牧确实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被录取的。
当然，这种录取方式是不是合适，有待分析。现在我们也会说高考不要走独木桥，中学校长可以实名推荐。我们也可以说，这位吴老师是来实名推荐了自己的一位有文采的学生。但是，如果这种推荐方式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就会削弱科举的公正性和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权威性。
唐代后期有一位诗人叫杜荀鹤，他在诗作里就抱怨，自己“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意思就是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作品也传播得很广，但是朝廷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去替我推荐。因此，这种推荐方式如果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没有非常严格的制度保障，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
宋代的情况和唐代非常不同。宋代也有与科举相关的诗作，有的诗作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如果朝廷中没有人支持你，而且你也不是腰缠万贯，又希望出人头地，那么你只有一条路能走，就是去参加科举考试。唐代的科举考试，卷子上会写有考生的姓名、籍贯，宋代也一样。但是在唐代，主考官员能够看到考生的姓名、籍贯，所以杜牧的卷子较容易被挑出来。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科举考试的卷子是要“糊名”的，也就是卷子交上去之后，监考的官员会把写有名字的部分糊上，然后打上一个千字文的字号，相当于考号，阅卷的考官看不到这是谁的卷子。当然，宋代后来还有“誊录”这类方式，会把卷子重新抄录一遍，免得有人会认识卷子上的笔迹。这样的制度，相对来说走向了严密化。
诗中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宋代能否实现呢？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讲。苏轼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有很多追随者，其中有一个叫李廌的，从早年起就跟随苏轼，两人一起读书、讨论文章，相互唱和，所以对彼此的文字风格都非常熟悉。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李廌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苏轼被皇帝指定为主考官。
宋代跟唐代的做法不一样。在唐代，指定了主考官后，比如崔郾还会接待各方的老师朋友；而在宋代，一旦指定了主考官，当天就要进贡院。进了贡院，贡院就锁门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沟通手段，那时候“锁院”了，内外就基本上隔绝了。但是当时苏轼觉得没关系，李廌也信心满满，因为苏轼对对方的文章风格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就出题考试，考生考完之后，考官开始阅卷。在阅卷过程中，苏轼看到一张卷子，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一定是李廌的卷子，就把这张卷子放到了第一位。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也不是没有照顾自己学生的想法。整个阅卷过程完成之后，所有人的前后顺序都排定了。然后就“拆号”，就是把原来糊住的姓名部分打开。拆号一看，主持阅卷的苏轼以及黄庭坚、李公麟等人都“怅然出院”。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名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是谁呢？是章惇的儿子。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等于选择了一个政治上的对立者的儿子，但是这样的排序、这样的录取结果已经不可改变了。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520多人，里面并没有李廌，他不仅不是第一名，最后一名也没有他。李廌自然是心灰意冷，当时苏轼送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意思就是这次有5000多人来参加考试，你当然不会因此感谢我，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因此抱怨我。因为这样的制度规定，使得老师很难有照顾学生、朋友的余地。所以，制度的严密化使得科举这个制度向更多的人公平开放。正因为如此，宋代才有一些所谓的“寒俊”崛起，“寒”是指家庭背景比较清寒的人，“俊”就是指当时社会上的才俊之士。
所谓“新型士人”，新在何处？主要体现在“寒”和“俊”的结合上。我们来看以下几个小故事。
宋代有一位宰相叫吕蒙正，他早年也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家境比较清寒，无法进学校读书。他和他的朋友温仲舒在洛阳龙门的一个寺院里温习功课，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洛阳夏天很热，两个人在傍晚的时候沿着伊水河散步，看到一个卖瓜的人走过来。当年洛阳、开封一带是产瓜的地方（主要是甜瓜、香瓜，不是西瓜），两个人很想买个瓜，但是兜里掏不出几文钱，只能怅然地看着卖瓜人越走越远。不料卖瓜人的担子上掉下来一个瓜，那人并没有发现，还继续往前走。他们两个人就一直盯着那个瓜，看周围没有别人注意，就过去把那个瓜捡起来，擦一擦分着吃了。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吕蒙正考了第一名，温仲舒考了第三名。若干年之后，吕蒙正做了宰相，就回到洛阳当初他们捡瓜的地方，买下一小片地，在这里建了一座亭子，亭子的匾额就题为“
瓜”。建这座亭子的目的，就是不能忘记当年的贫贱，也是激励现在的士子，无论目前情况多么艰难，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们从中能看到，宋人的观念跟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以前人们不喜欢提及自己以往贫贱的背景，但是在宋代，人们会刻意地表现出这样一种经历，以示他们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才晋升到今天的地位的。
范仲淹“断齑画粥”是励志故事的典型案例。宋人曾经有这样的记述，说范仲淹碰到他的朋友，回忆起他早年的情况，以前他也曾在一个寺院里读书。范仲淹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所以范仲淹原来以为他是朱家的孩子，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填的名字都是“朱说”。等到他科考成功之后去做官，他母亲才跟他说，他是苏州范家的后人。范仲淹说他当年在寺院里读书的时候，如果顿顿吃干饭，带去的米就不够吃到最后，所以他就熬粥，熬出来的粥冻成一坨，用刀划成几块，每次吃多少都要计算着；家里带来的咸菜也要事先切好，计划着吃。据说他“如此者三年”，在这种比较艰难的境况下坚持了三年。这样一批家境比较清寒的人，通过自身努力，在科举考试中有可能崭露头角。
宋代留下了两部《登科录》，就是把同一年科考成功的人的名字、家世背景等集中在一起，然后刻印出来。两部《登科录》，一部是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的，也就是朱熹考中进士的那一年；另一部是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的，这一年文天祥是一甲第一名，也就是说他是这一年的状元。据宝祐四年的《登科录》记载，这一年录取的进士一共是601人。有学者进行过统计，这601人里有官僚背景（也就是家里前三代中有人做官，父亲、祖父、曾祖父，只要这三代中有一代有人做官，就算有官僚背景）的有184人，平民出身的有417人。按这种统计来看，三分之一的进士是有官僚背景的，另外三分之二是没有官僚背景的。当然，这种统计不一定全面，中国古代的家族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而这种材料只能统计直系的父系三代。比如叔叔是做官的，这里面就不反映；岳父是做官的，里面也不反映。所以，这不是一种非常完全的统计方式，但至少呈现出一种大致的趋向。也就是说，当时能够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这些人，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平民阶层，不是出自官僚仕宦家族。这些人进入官员的行列里，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整体结构。而官僚家族的一些子弟，如果不努力，就没有世代做官的保障。所以，南宋的时候，陈傅良就说，本朝为什么能够“得人”，为什么有能力、素质比较突出的人物不断地涌现？这跟科举制度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太重视家世背景，而比较重视个人的才干、个人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拔出来的青年士子，特别是来自平民阶层的这些人，对“天下”、对“国家”就有一份认同感，有一份责任感。所以，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以天下为己任”，应该说是当时优秀士人共同的精神追求，而不是个别人的理念。那个时候，像张载这样一些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横渠先生四句教”，也体现出士子对天下的一份责任感。我们还看到，在南宋的时候，有比较低层的官员在面对皇帝时，说天下是“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一个低层的监察官员，面对皇帝可以磊落地说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天下的事情不是陛下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这些都表明，当时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士人，认为自己不仅是文化上、道德上的主体力量，同时也应该是政治上的一种主导力量。
科举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发挥着一种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和政治权力紧密地联系起来。
科举制度的权威是靠它的公正性来保证的，科举制度确立以后，一直贯穿着“公平”和“择优”这两种矛盾。也正是这样的矛盾，促使科举制度不断地调整改变。科举制度逐渐走向开放，走向严密化，打破了门第背景的限制，重视士人的知识才能，鼓励竞争。这样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科举取士的标准比较单一，完全靠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不利于全面考察人才的素质、能力。对于科举制度，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的脉络里去观察，观察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和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在后期对青年士子思想产生的束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