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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祖宗之法”，就是宋代防范弊端的一些基本政策原则。
赵宋王朝建立于五代之后，虽然我们经常唐宋并提，但实际上宋代和唐代并不是紧紧相连的。唐代在公元907年就结束了，宋代在公元960年才开始，所以两者之间相距53年。在这53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梁、唐、晋、汉、周。这5个王朝一共才维持了53年，而前前后后出现了14位皇帝，我们大致算一下，就知道平均每位皇帝在位多长时间。
这些前代的帝王，也就是五代的君主，有不少都是禁军统帅出身。禁军就是当时朝廷直接指挥的精锐部队，这些精锐部队的统帅直接掌握着军权，所以他们就有可能跟君主叫板。这些政权的更代在当时非常频繁，可以说是走马灯式的一种局面。在公元960年的时候，禁军统帅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个故事众所周知，赵匡胤摇身一变，从一个禁军统帅变成了宋代的开国君主。人们现在谈及赵匡胤，似乎有一种钦佩感，认为他开创了大宋王朝，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环境里，会看到官员、民庶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新上来的禁军统帅能维持他的政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很可能就是第六个短命王朝又开始了；前面的14个君主走马灯一样地下去了，又来了第15个。
因此，对赵匡胤来说，当时最突出、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能把他所建立的王朝稳定下来。后来有些人就追溯当时宋太祖所采取的各方面的举措，也有人在那个时候的档案里看到了宋太祖跟他的臣僚、跟他的心腹智囊来往的一些书信。其中有一封宋太祖写给赵普（赵普是宋太祖的左膀右臂）的信，其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平定了祸乱，让天下归到我们手里，我们所创建的这些法度，子孙应该世世代代谨守不失。如果子孙能够世代谨守，那么我们这个王朝存在百世，都是有可能的。可以看到，赵匡胤对他所创建的这些法度是非常重视的。
赵匡胤做了差不多17年皇帝，就突然去世了。他的去世是不是正常死亡，后世很难知道。他去世以后，他的二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而不是他的儿子。虽然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已经成年了，但是都没能继承皇位，所以赵光义上台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现在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将视角转向北宋的第二代皇帝赵光义，来看看他所执行的基本政策，或者说他对其兄长所执行的政策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和继承。每个皇帝登基的时候，都会发布所谓的“即位诏”，其实就是一份告全国军民书，用来安定军心、民心。当时宋太宗也有这样一份即位诏，在即位诏里，他有这样两句话，先是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就是说他哥哥在位将近20年的时间；随后他把他哥哥将近20年的所有举措概括成8个字，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事为之防”，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进行防范；“曲为之制”，就是凡事都要周全地进行制约。这8个字，可以说就是防微杜渐的一整套制度措施。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宗赵光义
在归纳了他哥哥的这些作为之后，宋太宗就此表态，他说现在“纪律已定”，所有的规矩都定下来了，“物有其常”，所有的事物都在正常运转了，他“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就是他要继承这样一套做法，把他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推进下去。这套做法，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样一种防微杜渐的精神，实际上是来自赵宋王朝对五代以来纷纷攘攘的动荡局面，即前车之鉴的一种警惕和防范。这套做法，就被归纳成宋代的“祖宗之法”，因为它是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基本法度和基本政策原则。南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孝宗曾经非常明确地说“祖宗法度乃是家法”，是赵宋王朝世世代代奉行不辍的一套基本原则。
这样一套基本原则，在宋代历史上始终发挥着影响力。宋朝当然是一个帝制王朝，帝制王朝原则上都是专制的王朝，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民主。但即便都是专制的王朝，彼此之间也会有明显的不同。宋代的朝政，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称得上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
沈括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大科学家，但是沈括的文字记录不仅仅限于科学技术方面，他也讲到了当时政治上、文化上的一些事情，记载了很多非常珍贵的材料。比如，沈括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宋太祖曾经问赵普：“你说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皇帝一直催问，于是他急中生智，说了四个字：“道理最大。”据说宋太祖非常赞赏。当时究竟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这么一段对话，我们很难确认。沈括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提到这件事情的史家，而他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距离宋太祖的年代已经有近百年了。所以，我们不能确认宋初的时候是否有这段对话，但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当时的宋人认为应该是有这段对话的。在宋人的一些记载里，包括给皇帝的章奏里，都会引用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都认同“道理”是最大的。
后世也有许多传言，说宋太祖当皇帝以后刻了一块誓碑，碑上有几条条文，里面说到不杀大臣，不杀进言的人。所谓进言的人，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人。不管这些人提的建议或意见多么逆耳，都不能杀。据说刻了誓碑以后，把碑藏在太庙里面。对于这件事情，我个人并不相信。但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宋代可能有这样一种规矩——尽管是不成文的。我们从宋代的史实中看到，宋代并不是没有杀过大臣，也有一些大臣在政治不正常的情况下被冤枉，最终被迫害致死，这样的情况在宋代历史上也并不是罕见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宋代确实很少诛杀提意见的人。有些人提出了对朝廷来说非常尖锐的意见，有些人也在当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大体而言，言官因为进言而被杀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宋代相对来说言路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开明。陈寅恪先生也曾经说，宋代思想是比较自由的，文章相对来说也臻于上乘。宋代有很多好的文章、作品出现。
宋代这种相对开明的政策，是落实在具体的抓手上的。所谓“抓手”，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概括成两端，即立纪纲和召和气。所谓“纪纲”，在宋代也被称为“纲纪”，就是制度的意思，立纪纲就是建立制度。“和气”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宋人的理解，天地之间运行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如果是自然谐调的，没有受到很多人为的干预，那么就能够感召和谐之气。
宋代的很多材料都表明，当时的人们把“纪纲”和“和气”相提并论。他们讲到纪纲的时候，和法制联系在一起讲；讲到和气的时候，就和道德仁义、国家的仁政联系在一起讲。纪纲、和气这两端，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车轴一样，两个车轴共同转动，使得当时的政治能在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提到立纪纲，从太祖朝的情况来看，最主要的或者说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集中军政的权力。五代的教训就摆在太祖眼前，而五代的动乱很多都是缘于禁军高层，也就是精锐部队的高层。所以，从太祖的角度来讲，禁军就是一种腹心之患，是他没有办法忘记的一种严重威胁。
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是说宋太祖上台一年之后，召集他当年在禁军中的一些平起平坐的同事，或者说他当年的朋友来喝酒。在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宋太祖说，你们不知道，这个皇帝确实不好做啊！周围的这些禁军统帅说，皇帝有什么不好做的，大家都不会有二心了。宋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二心，但如果你们手下的人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做皇帝也不行。听了宋太祖这样一番话，这些禁军统帅心里都非常明白，太祖实际上是怀疑他们也可能效法他发动兵变，采取“黄袍加身”这样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些人一下子就被吓醒了，他们当即表态，不管怎么样，陛下都要给我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因为在五代的时候，君主如果怀疑哪个禁军统帅，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把这个人处置掉。看到这些人酒醒了之后，宋太祖就对他们说，人生其实是很短的，你们这一辈子不过是想多攒一些钱，让子孙世世代代都过上富贵的日子，那你们现在何必在这儿辛辛苦苦地掌握兵权呢，不如把兵权交出来，然后选择如意的地方去安置家业，将来我和你们约为亲家，这样咱们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这些禁军统帅听了太祖这番话，不接受也得接受。因此，宋代的材料里记载，这件事情之后，这些禁军统帅先后就把兵权交出来了。
有一些学者说，所谓“杯酒释兵权”，历史上可能并没有这么一件事，大概是后人编出来的。有关这件事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里。不管这件事从细节来说是不是真实，比如当时召来喝酒的是哪几个人，是哪一天来喝酒的，我们都能从宋代的材料里看到当时的几位禁军统帅，比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这些人是在同一天“称疾请罢”，就是他们在同一天说自己身体抱恙，要把禁军的权力交出来，准备到地方去休养。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偶然的，在看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一定曾有紧锣密鼓的操作。
所以，“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其实就是以和平手段迫使禁军将领交出兵权，在当时是有它的真实性的。这样一种非残暴的处理方式，也有益于感召和气。
解决了禁军的权力问题之后，宋太祖还解决了地方上的藩镇（实际上就是一些大军区）问题，包括把这些大军区所掌握的政权都收归中央，把他们掌握的财权也控制住，并且把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精锐的部队收入中央禁军。这样就完成了对地方上的这些军事力量，也就是原本半独立的藩镇的控制。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宋代的“祖宗之法”其实是一系列做法和说法的综合体。到了北宋中期以后，人们经常回顾历史，去思考五代的时候那么纷乱、那么动荡，为什么到了本朝就能够安定下来呢？他们认为从持续动乱转变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肯定是有一些重大举措起了作用。他们都以非常大的成就感回望过去。在此情况下，他们提炼出很多他们认为值得继承的祖宗的做法，就是所谓的“祖宗法度”。
宋代的祖宗之法，就内容而言，并不是明确制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宋太祖、宋太宗那个时候制定了一套法度，后面的人就沿袭不变，而是随着宋代的历史进程不断增加一些内容，也有一些内容逐渐被取消。所以，宋代的祖宗之法并不是一套固定的书面成文法，我们数不出任何条款，但是它对当时的政治，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趋向确实起着一种指导性的、核心的作用。
对祖宗之法的认识，对它的诠释和阐发，在历史上是做过“加法”“减法”的。祖宗之法不是一套明确的成文法，它实际上是依赖于不同人的理解和阐释的。这样一种理解和阐释，既有不断的叠加，也有很多的涂抹。也就是说，有一些内容被放大了，被凸显出来了；有一些内容被模糊了，被遮蔽了。所以，在讨论宋代的问题，特别是在讨论祖宗之法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意宋代的“本朝史观”，即当代人对当代事的看法。当代人看当代事有它的好处，因为很多材料可能都是一手的、原始的，但是当代人看当代事也有其敏感之处。所以，我们今天在观察宋代的历史事实的时候，要把当时的说法和当时的做法对照起来看，而不能轻易地相信当时所有对祖宗之法的历史阐释。
论及祖宗之法和宋代的政治，我们要意识到，祖宗之法部分解决了或者说它试图解决官僚政治遇到的一些难题。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皇帝的这种权威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这是官僚政治在历朝历代所遇到的难题。而宋代君臣共同维系的本朝的祖宗之法，不仅是皇帝的创意，更依存于臣僚的阐释。祖宗之法是一种现世的法度，又被纳入礼制、伦理的体系里，所以它就具有双重的权威。它既是一种法度原则，又蒙上了“祖宗之制”这种礼制、伦理的外衣。祖宗之法本来是由士大夫参与提炼的，经他们提炼之后，以“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种形式出现，因而带有某种意义上的神圣性，对后世的帝王就可能形成某种制约。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由士大夫参与制定的带有他们积极思考的祖宗之法，反过来又束缚了很多精英人物的头脑，使得宋代的政治呈现出一种因循、求稳的特点。
前面我们说过，宋代的政治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明的，言路也是比较开放的，但我们不能以绝对的眼光来认识这样一些问题。两宋历史上也有树立君主威权、进行派系整肃的文字狱。较为人所熟知的，包括北宋时期苏轼等人遭遇的“乌台诗案”；徽宗时期所谓的“元祐党籍”事件；南宋秦桧当权时期，对当时主张抗金者如岳飞等人的残酷打击；南宋宋宁宗时期，针对道学派的“庆元党禁”……这类事情，都是在“统一道德”这种堂皇口号之下的党同伐异，是对当时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一些精英人物的残酷打击。
对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追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是要求道德和学术观念“定于一”，统一到一个层面，这也是当时士大夫共有的认识局限的表现，由此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集团内部产生深刻的分裂。如果一个朝廷致力于追求专一，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对于祖宗之法，宋代历史上就有很多反思。朱熹曾经说，北宋的灭亡其实与开国以来把藩镇的权力都收归中央有关。兵权也收了，财权也收了，所有权力都收到中央以后，地方就越来越弱了。靖康年间，女真的军队从北边打过来的时候，地方无法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有效的抗击，使得北宋的大厦轰然倒塌。叶适等人也有很多思考，他们说“有大利必有大害”，祖宗之法是带来了国家的相对稳定，但是它对很多事情都强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大事小事都要“禁防纤悉”，什么事情都要设防，因此很多有才干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机会，无论做什么都有规矩限制着。这样一种法度使得人才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所以带来了宋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
这一节我们讨论的是宋代的祖宗之法。祖宗之法归根结底是防范弊端的一套原则，它给宋朝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造成了宋朝整体政治上的一些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