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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对此，各国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讨论，也有一些质疑。无论学者如何认识，从唐代到宋代，社会风貌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可以用唐代的长安和宋代的开封这两个都市来比较一下。从都市的景观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布局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唐代的长安是比较严整的“坊市制”的结构。有些参与过长安城考古发掘的老师会说，长安城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而北宋的首都开封是一种相对开放的“街市制”的结构，在这样的都市景观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秩序井然、尊卑明显的格局，而是比较开放的长街式的面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一些都市里，市民文化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而兴盛起来。
现在人们希望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界限打破，那么历史上，城市户口是什么时候正式出现的呢？其实就是在宋代。当时城镇居民和工商家庭被称为“坊郭户”。“坊”，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区，周围用土墙围起来（实际上不一定都是这样，宋代很多称为“坊”的街区建筑都没有土墙围起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居住小区。“郭”，就是城郭。“坊郭户”就是指城市中居住在小区里的民户。历史发展到宋代，坊郭户首次作为法定的户籍分类出现，这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发展，这个阶层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有这样的必要性。
传统社会把一般的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类别。这四个类别，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从事的日常劳作和生产分工的不同。以前都认为只有士、农才是主业，而工、商都是末业，但是到了宋代，过去务农的人可能变成了工商业者，过去的工商业者反而去干其他行当了；过去贫穷的人可能富贵了，富贵的人也可能贫贱了。当时社会身份和贫富状态的变动相当常见，相当频繁。这种变动，也带来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活力。在这一时期，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和具有大众化、世俗化特征的市民文化逐渐兴起了。
如果大家看过《清明上河图》，就会有很深的印象。一方面，《清明上河图》绘有各种各样的道路、通衢，虹桥周边有熙熙攘攘的街市景况；另一方面，我们从中也能够看到当时通俗文化兴盛的状态。比如在十字街头、在路边的角落里，都会有人聚在一起，听人说书、讲史、讲故事。路旁也会有人表演杂耍……这种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化已经相当兴盛了。宋代都市文化与前代非常不同的特点，就是发展出这种面向民众的、通俗的娱乐文化形式，也有了勾栏瓦舍这样的市民娱乐场所。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文化也开始大放异彩。
不光开封这样的都市有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广告，其他城市也开始出现广告。我们看到，在现今留存下来的材料里，有宋金时期的铜版，是印制广告招贴的。这个广告是为济南刘家针铺所做。针铺不光卖缝衣服的针，其他大大小小的针都会卖。刘家针铺有自己的标记，类似于“注册商标”。商标上有白兔捣药图，白兔拄着杵，像根拐杖，代表着一根针。广告上还清楚、详细地告诉顾客怎么去找这家店铺，以及为什么要光顾这家店铺，因为它收买了上等的钢条，造“功夫细针”。这样一个小广告，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而且非常用心。在《清明上河图》里，我们看到的广告就更多了。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
谈到宋代的刻书业，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收藏了许多善本书。其中有一部《东都事略》，是南宋史学家王称写的北宋历史。南宋时，眉山（眉山是现在四川的一个地级市，也是苏东坡的老家）程氏刻了《东都事略》这部书。书的目录后面有一个“牌记”，牌记相当于简单的版权说明，是让四方读书人周知的告示。这个牌记非常有趣，上面写着两行字，每行是八个字，第一行写的是“眉山程舍人宅刊行”，这个人家里可能有私塾，刻了这部书。第二行写着“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意思是我已经向上级报告过，而且登记过了，谁都不能照我这书的样子刻印。这是非常明确的版权意识。大家知道，只有当刻书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这种版权意识。雕版印刷出现在唐代，当时技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但是唐代从来不刻书，而是刻佛经佛像、刻皇历。五代也是刻经，到了宋代才开始刻各类图书，也是因为社会上对书籍有了固定的需求。与民众的这种需求相关的，是教育事业。
《东都事略》牌记书影
说到教育事业，我们可以看到，自汉代以来，人们对中央官学、太学等都是很重视的。唐代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这些学校名称不同，反映的是学生入学资格的不同，就是哪些人的子弟能进入哪一类学校，这个资格是很不一样的。到了宋代，仍然有这些官办的学校，但是学生的身份背景已经淡化了。宋代在国子监之下有太学的系统，王安石熙宁年间的变革之后，有了“三舍”制，就是推荐“升贡”的制度。另外，从庆历新政以来，州学和县学也逐渐普及，使得更多的学子有了进入学校的可能。
当时的教育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概念是不一样的。当时实行教育是为了教化，所谓“教化”，就是化民成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教育，包括科举考试，其实都是统治者控制舆论、控制青年士子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的教育都致力于传布儒家经典，侧重于传统伦理观念的灌输。一方面，教育普及了文化知识，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另一方面，对教化的注重和对舆论的控制，也使得当时的教育成为一种束缚性的教育。
除了官方的学校之外，宋代还有很多书院。书院在晚唐五代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地发展起来了，宋代的书院可以说是官方学校的一种补充形式。到了南宋，很多书院都是理学家主持的。这些理学家主持的书院，对官学科举持批判的态度，他们提倡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比如，白鹿洞书院有一个“揭示”，就是一个学规、公约。这个公约包括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道德修养规范，乃至治学方法等，公约上的内容并不是重新拟定的，而是从儒家经典里汇集起来的。这些内容成为书院重要的指导思想，书院也成为理学群体延续学术传统、加强团体凝聚力的活动中心。宋代不光有白鹿洞书院，还有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等。在南宋时期，南方出现了很多书院。
我们前面所讲的官学、书院，都不是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大家知道，孩童的启蒙教育都不是在官学或书院里进行的。教育的相对普及，依赖于民间的教育。在庆历年间，就是北宋中期的时候，朝廷中就有人说，社会上那些挑担子的人，地位很卑微，可能家里连几亩田都没有，只能靠在外面给人打短工谋生，一天挣到的钱只够买三五斤粮食来养活妻儿。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每天还要省出一二文钱来，给他们的儿子攒着，让儿子长大以后去上学。由此可见，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有接受基本教育的需求。
那么，这个基本教育是由谁提供的呢？很多都是由科举考试中的那些落第者提供的。宋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远远不到1%，99%以上为科举而努力的人都被这个制度淘汰了。这些人中，有的可能回家种地了，还是耕读之家；有的可能去经商了，或者从医了；也有很多人成为民间的“乡先生”，就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这些人往往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社会基层活动的组织者。而他们这种分布的广度和教学的灵活度，远非当时的官办学校能比。
浙东学派里有一个叫陈亮的人物，他在南宋孝宗、光宗朝的时候去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没考中。他就给朱熹写了一封信，说到当时的打算。他说他准备招二三十个“小秀才”，“小秀才”不是指那些有功名的人，而是指要读书的小孩。他要以教小孩读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再继续准备科举考试。这样的情况在宋代是非常普遍的。
陆游有一首诗叫《秋日郊居》，诗中说“儿童冬学闹比邻”。他在乡下有一处房子，房子边上是一所“冬学”。什么是“冬学”？农家都是到了农历十月地里没活的时候，才让孩子去上学。学校到了冬天才开学，这就叫冬学。冬学里教的是《杂字》《百家姓》这些启蒙读物。有些学校还会教打官司的用语，因为老百姓有时候去打官司，怕受骗、受欺负，所以会学打官司的诉讼用语。
《村童闹学图》
陆游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这些上冬学的孩子“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孩子虽然去上冬学，但他们这一生还是会去耕田。他们去上学，是为了能够看明白官府文告，了解他们家该交多少租税，该交多少粮食，有哪些赋役负担。他们要看明白这些，才能不被欺负，不被骗。这些孩子去上学，并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个时候文化普及，社会识字率提高。苏轼和苏辙都曾经提到这样的情况。
南宋作家耐得翁写了一本《都城纪胜》，他也提到，杭州城里有文、武两所学校，还有宗学；除了京城的学校外，地方有乡校，有家塾，有舍馆，有书会，各个里巷都有一两所，往往能够听到读书的声音。
文化普及、社会识字率的提高，也带来了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当时的社学、乡学，主要的办学目的都不在于让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它们和官办的学校是非常不同的。官办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预备班，而这些冬学、村学，其目标就是对孩子进行文化普及和伦理教化。
蒙学读物就是孩子的启蒙读物，我们常说“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实际上，如果从这三部读物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来说，应该倒过来。《千字文》出现得最早，是在南朝的时候。《百家姓》以“赵钱孙李”为序，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出现在宋代的，因为宋代皇帝的家族姓氏被放在了第一位。而“钱”这个姓源于五代十国时期，在吴越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江苏地区，吴越国的国主姓钱。所以《百家姓》应该是出现在北宋前期，那个时候的人对前代的吴越国还有一些怀念。而且《百家姓》应该是出现在江浙地区，只有这个地区的人会把“钱”这个姓氏放在“赵”的后面。《三字经》最早出现时就是一种朗朗上口的儿童启蒙读物，据说是南宋的王应麟作的，跟现在流传的《三字经》的文字不完全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字经》是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修改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理学家，包括他们的追随者对蒙学读物的重视。这关系到儒家经典的价值理念如何能够转变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关系到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如何能够普及。
宋明以来的民间教育，渗透到平民阶层，通过这种渗透，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最后，我们对以上九节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我们究竟要如何去认识宋代的历史？这一章讲的主要是宋代的政治和文化，很多方面我们并没有涉及。但是，我们从这些有限的内容中也能看到，宋王朝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周边的很多新的挑战，其统治者在战略应对上出现了严重问题。虽然宋代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宋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这样一个历史朝代，在制度方面有独到的创建，而且整个社会风貌在发生变化，开始呈现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对于“人”本身的发展，开始有了超越以前的关注。总体而言，宋代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推动，使它无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文明昌盛的阶段。
重视传统文化现在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习近平主席说过，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想，宋代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感召力有所贡献的一个重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