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宋代，社会上的士人一方面有“雅”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有对“俗”的吸纳和理解。
有一位专门做宋、辽、金、元历史研究的老先生——陶晋生先生，他是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东吴大学的特聘教授。他著有一本书，叫作《宋辽金元史新论》，书中提出：“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先生说，宋代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似乎矛盾的现象。
反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宋代所呈现出的看似矛盾的情况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丰富，与此相应，宋代的研究空间可能也更加广阔。人们在研究这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彼此看法的不同也是非常突出的。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宋代，大概没有哪个时期能呈现出这样明显的矛盾现象，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陶先生在那句话后面接着说，如果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尊王攘夷”是从先秦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儒家理念，尊重大一统。宋代的时候，追求大一统的《春秋》学也是很兴盛的，这是一种理想。但是，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在现实中，宋朝在和辽金交涉方面是有很多妥协的，不能真正奉行“尊王攘夷”的理念。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哲理的阐释是理想，而改革家企图将这种理想付诸实现的时候，理学家又来反对。也就是说，在当时，当新儒学里的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实践家想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选择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宋代有很多文人在讲“雅”和“俗”之间的关联问题。苏轼说，作诗的时候，“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我们知道，古人作诗，经常要用典故。苏轼说，什么样的人属于会用典故的呢？就是那些能够“以故为新”的人，让过去的典故在自己的诗作里呈现出新的意境来，这就是高手。另外，应该能够“以俗为雅”，有一些表述方式可能是俚俗的，但是经过一些文人点化之后，俚俗中可能会凸显出雅致的一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宋代的文人学士崇尚的格局是一种“大俗大雅”的格局，而不是把雅和俗绝对隔离开来。
当时的这种文化风尚，是在文人活动的圈子里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格调，都是在人际网络中形成的。
人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当时的一批士人，或者说造就了文人的精神面貌。如果我们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把这些关系分成两类。一类是“先赋”关系，即先天而来的关系，比如同胞兄弟、同胞姐妹，或者同族、同乡……这些都是与生俱来、无可选择的关系。还有另外一类关系，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说靠自己的经营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个关系圈包括同学、同行、同僚，或者志趣相投的同道、同好、同志等。
对于群体交往关系的讨论，不仅仅限于宋代。比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讲到元稹、白居易的诗作，他说唐代延续着南北朝以来的旧风俗，用两条标准来衡量人品、地位的高下。这两条标准是什么？“一曰婚，二曰宦”。“婚”就是婚姻关系，“宦”就是仕宦。表面上，不管是婚还是宦，都是后天形成的关系，但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联姻的标准是要门当户对。在社会上仕宦，也会考虑到门第的背景，出身高门的人相对而言在仕宦道路上起点就会比较高。所以，当时的婚和宦，表面上看是一种靠后天的活动形成的关系，实际上会受到与生俱来的关系的限制和影响。而在宋代，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但应该说处在逐渐淡化的过程中。
宋代的士人特别重视彼此之间交游和沟通的关系。比如北宋前期在宋太祖朝做过宰相的范质说，当时举世（就是整个天下）的人都非常重交游，重视彼此之间的交流往来关系。南宋的时候，朱熹也说，人伦有各种类型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朋友关系“所关至重”，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在各种人伦关系里尤其不能忽视。
我们从宋代的文集、地方志里看到，当时有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同甲会、耆英会、五老会、九老会、十老会等不同名目的集会。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读书人，包括官僚队伍中的一些成员，相互结成关系圈的方式。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
如今我们在很多名山大川能够看到许多摩崖石刻，有一些是宋人留下来的。石刻铭文中往往记述着友朋共同游览的事迹，以及在游览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深厚交谊。
宋代不光留下了文字作品，还留下了很多绘画作品。有些画作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人际网络和交友圈子。有一幅名画《西园雅集图》，号称原本为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西园”是什么地方？宋代中后期，有一个驸马叫王诜，王诜有一座园子，园子里树木茂盛，被称为西园。当时的文人墨客，包括官僚队伍里一些较有成就的人士，都跟王诜有很密切的交往，如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挥毫泼墨、唱和诗词，也曾经在王诜的西园里活动。《西园雅集图》就是描绘这些人活动的场景。米芾为《西园雅集图》写了一篇图记，在图记中，他说当时参与活动的人，“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都带着一种很潇洒的山林之趣，而没有尘埃之气，不像繁华市井中的人士。
宋代的文化氛围是比较开放的，这些士人既关心学术文化，又关心政治事务。在学问方面，他们相互讨论辨析、切磋琢磨，各抒己见。另外，通过文字、书画方面的交流，他们也发展出丰富的联系。
宋人的文集，很多是不同作家的作品汇成的集子，其中有一些是唱和集，就是有人先写了诗作，其他人又相应和，相互之间有文字创作上的呼应。现在我们看到的唱和集，有杨亿编的《西昆酬唱集》、昭庆寺编的《西湖结莲社集》、欧阳修的《礼部唱和诗》、苏轼等人的《汝阴唱和集》、王十朋编的《楚东酬唱集》等。在北宋前期，杨亿曾经给宋白编的唱和集作过一篇序。在这篇序中，他说他们这些人经常替皇帝、宰相起草文字，在起草这些官方文字之余，会进行一些个人的写作。这些文字在朋友之间传诵，就有一种“同声相应”的感觉，就是彼此之间有一种文字上的呼应，也有一种心灵上的呼应。所以，这种诗文唱和成为他们交友、了解彼此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南宋的时候，有一些文人士大夫收藏《兰亭序》等作品。《兰亭序》的临摹仿作，有些是比较成功的，士人会一起来鉴赏，一起来品评。在这种鉴赏、品评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眼光也得到了提升。宋人彼此之间有许多往来的书信，被称为“尺牍”。这些尺牍，很多都编在他们的文集里，其中有很多他们相互之间的讨论和交流。
以上内容，都让我们感觉到宋人生活的“一体多面”。所谓“一体多面”，是说当时的士人面对着不同的环境，面对着不同的情形，甚至面对着不同的友朋对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这种“一体多面”体现出“雅”和“俗”两者相依不悖，这是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多元、多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宋代有长期战乱的时期，北方民族对它有沉重的压迫，也有相对来说比较安定的承平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人们表露出来的情感也会是不一样的。当时既有艰困和忧患，也有繁荣和辉煌；各类士人作品，既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也有注重人世间儿女情长的一面。社会环境的多元，造成了当时创作群体的多元、艺术品位的多元。这个时期的市井作品也会有书卷气；文人、士人包括精英文豪的作品，也会引入雅俗兼资的品位。这种双重的文化性格，在当时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以一位人物为例。辛弃疾早年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带了一支军队跑到南方来，到了南方以后，长期郁郁不得志，没有回去收复北方的机会。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词人，他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悲壮慷慨的词作，也有“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这种情感清新、细腻的词作。
整体而言，这个时代是一个大俗大雅的时代。从个人的创作、个人流露出来的情怀来讲，也可以说当时流行着雅俗相依的格调。
“雅俗兼资”这种说法，不仅仅出现在文学界、艺术界，在当时的政治界也有这种说法。北宋前期有一位名臣叫孙何，他在给皇帝的倡议里说，制度设计应该“雅俗兼资，新旧参列”，也就是说不要把雅和俗绝对分开，不要把新和旧一刀切开，而要吸取合理的因素，来构建新的制度。
《朱子语类》记录着朱熹和他的学生的讨论。朱熹对他的学生说，精华的东西都是从粗俗的东西中来的。也就是说，精华是产生于粗俗之上的，哪怕是最粗俗的东西，也蕴含着道理。由此可见，当时的理学家对于雅和俗、精与粗，也有融会贯通的认识。宋人正是从这样一些认识出发，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里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对他们来说，俗和雅不是割裂的。正是这样的提炼、这样的融会贯通，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我们对宋代的画作都比较熟悉，比如南宋的梁楷创作过一些简笔画。而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宋瓷，大多数宋瓷都是单色釉，纯净的釉色给人淡泊、自然、天真的感觉，让人觉得别有韵致。宋瓷跟明清时期的瓷器摆在一起，审美趋向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宋瓷的美学境界可以说是清绝雅素的，它不是以繁复的方式，而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深厚的韵致。这种审美观背后是宋人心目中“简”和“详”的对比。“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约”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简约，“博”就是广博，这些特性都不是完全对立的。
在当时的国家治理之策里，也有这样的说法：“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治理国家，就是要把“简”和“详”联系在一起，把“约”和“博”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治理得当。
我们也看到宋代的瓷器形形色色，有的上面写着“忍”字，有的有“招财进宝”这类的字样。所以，宋瓷呈现的喜好趋向也是雅俗并陈的。
在宋人看来，他们对于艺术境界的追求，对于文化意向的实践，经常被理解为“游于艺”。“游”，可以解释成“涵泳”的意思；“艺”，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也包括方方面面的技艺，指很具体的多方面的能力。“游于艺”，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涵养，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论语》里，孔夫子说，人的一生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志于道”，是说人的志向应该基于道理，与道理一致；“据于德”，是说应该谨守道德，所有选择的依据都应该来自道德；“依于仁”，是说对“仁”的理念应该紧依不舍，永远依托于这样的理念。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前提下，才能够做到游于艺，人们的文化涵养和人生境界才能够有效地提升。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者是儒家传统理念的组成部分，是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和修身方式。
我们这一节讲到的雅和俗、精和粗，或者说复古和创新，都体现着宋代士人的文化实践。这样的文化实践和这样的美学趣味，在他们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